香港作家张成觉先生打电话给我，说我在《蒋爱珍的梁山路》一文中对蒋爱珍的描述不准确，蒋爱珍实际上是一个很聪明很得势的人，也曾经整过别人，而被她枪杀的那几个人，绝不是无辜者。

 

　　张先生有在新疆石河子长期生活的经历，我相信他不是妄言；我也相信他绝不是没事闲得慌才为这件事专门打电话给我，他一定是觉得这件事很重要，才从另外一位海外朋友那里找到我的邮箱地址，建立起联系并且打了那样一个电话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很敬重张先生的叮咛。

 

　　截至目前，我在“中国人生存形态辨析”系列中写过三篇文章：《胡文海困局》、《马德效应》和《蒋爱珍的梁山路》。由于网络限制的关系，我常常不知道哪些海外网站转载了我的文章，我亦不知道海外读者读过这几篇文章以后反响若何，从“谷歌”搜索上看到有人就《蒋爱珍的梁山路》而“与陈行之先生商榷”，想打开，却“无法显示网页”，所以我没有办法更详细了解那些商榷意见，更无法回复，在这种情况下，张先生的意见也就显得愈加重要起来。

 

　　我从张成觉先生的谈话想到如下问题：在绵延不绝的历史情景剧中，个人角色有没有意义？如果有意义，他们从哪里获得意义？这种意义与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向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我现在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2

 

　　1976年1月9日，周恩来病逝，北京乃至于全国都沉浸在悲伤之中，很多人为这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好总理嚎啕大哭，有人甚至发生了昏厥。这种悲伤成分极为复杂，既有对中国现状深深的忧虑（认为周恩来孑然一身维系着这个国家的运转），亦有对专制主义荼毒强烈的仇恨（认为周恩来与毛泽东在本质上有巨大差别），它们交织在一起，激荡着人们的心灵。在这样的氛围中，民众的情感往往大于理性，也就是说，在这些宣泄的情感之流中，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反而被掩藏了，人们甚至一时还弄不清楚激荡自己心灵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悲伤成为了悲伤本身。

 

　　时间具有无情的特性，它不仅会在自身的延展中还原曾经被遮蔽的历史真相，甚至还可以重新塑造人的心灵，改变人对事物的看法。随着周恩来的有关史实逐渐被披露，随着人们历史意识的一步步深化，现在再来回想1976年那个早春所宣泄的悲痛，我想，每一个过来人都会觉得自己可笑了――周恩来并不是当时那个统治集团中的一个异类，他的所言所行与毛泽东的立场主张也绝非天使与恶魔那么简单，这就是说，在由党和国家主导的那场造成巨大民族灾难的运动中，作为执政集团的所有发动者和参与者都必须承担罪责，周恩来不能例外，“四人帮”不能例外，即使是最终被这场运动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也不能例外，只有在这种理性的见解之中，历史才会呈现出它所具有的精准性。

 

　　耐人寻味的是，这里所说的“精准”，从另一个角度说恰恰是粗略――犹如我们欣赏一件艺术品，离得太近我们将只能看见一些色斑和线条，只有保持一定距离，我们才可以看到艺术品宏观的架构和布局，才可以把它真正读懂。具体到某些历史情境，譬如说秦朝暴政，现在谁还会把李斯与秦始皇、赵高与胡亥加以区别呢？没有人做这种区别了，我们从历史画面上只看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其他任何细节都失去了意义。

 

　　在历史留下的深深的印痕之中，周恩来是不是对毛泽东的主张暗中加以抵制了？是不是千方百计保护老干部了？是不是忧国忧民了？是不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实际上全部丧失了意义，我们看到的只是专制主义马车在中华民族精神肌体上的野蛮驰骋，我们感受的只是无情的碾压，根本无法顾及车上的某人是否想让车子碾压得温柔一些。

 

　　这就是说，即使周恩来真的对毛泽东的主张暗中加以抵制了，也千方百计保护老干部了，更忧国忧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历史也不能把他从执政集团中挑选出来作为一个例外去供奉，历史很无情，它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历史是个公约数，仅仅是一个公约数。

 

　　3

 

　　在历史公约数面前，个体往往只显示“类”的特征，无法分别对他们做细致的政治划分或道德区别，否则，有一些概念就将无法产生也无法使用，譬如“权力寻租”、“官员腐败”、“官二代”、“富二代”、“专家”、“叫兽”、“屁民”、“下岗工人”、“失地农民”之类。

 

　　蒋爱珍如何？不排除张成觉先生说到的那种情况，然而，这并不能说明蒋爱珍事件所蕴含的意义毫无意义，道理很简单：当我们进行历史审视的时候，将不得不舍弃某些个体因素，不得不从宏观的“类”的角度给以归结，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历史归纳法。在这种归纳的过程之中，个体的道德状态，譬如是否小偷小摸、是否孝敬父母、是否热爱他人……都会被忽视掉，相反，他所在的“类”的群体特征将会被强化，成为他的某种表述符号。

 

　　历史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够被叙述。

 

　　王斌余、蒋爱珍、杨佳、邓玉娇、唐福珍之所以不断被述说，不是因为他们的个体性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是因为他们作为“类”彰显了那些苦苦寻找自己的人的处境，人们通过他们实际上是在谈论“我”和“我们”，他们实际上是在为“我”和“我们”寻找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说：“你们错了，蒋爱珍不是受害者，而是一个害人的人！”至少显得你很愚蠢，其次也说明你的思索完全没有进入历史层面，因此，这种思索无意义，既没有历史意义，又没有现实意义――作为当代中国的一个历史性事件，蒋爱珍不是婆娘们东家子长西家子短的话题，它已经成为了历史的组成部分，它每每触及的都是我们心中最敏感部位，在那里引起长时间的疼痛。

 

　　历史是个公约数，它总是着眼于理性的归结，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被记述的历史之中才更多地看到意味，看到启示，看到警觉；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从来不认为历史虚无，它总是有既定的路径，既定的方向，既定的目标。

 

　　我们就是从这里找到活下去的理由的。

 

　　4

 

　　还可以把话题延伸一下。

 

　　在我看来，群体失去正义，则个体正义无意义，反之亦然。人类从来不认为历史是纯粹的个人史，即使狂热信奉英雄和英雄崇拜的卡莱尔也不得不把英雄纳入到历史发展的轨迹之中，而这种轨迹，凸显的恰恰是人类作为“类”才具有的意义，别无其他。

 

　　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理解历史与现实的钥匙，有了这个钥匙，你就能够打开历史之锁，不会再把正义诉求寄托于某些高风亮节的所谓“廉政官员”了，就不会在整个制度发生改变之前相信什么“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了，你也就不会在一个苦难群体中吹毛求疵所谓道德完善了，因为你看得到历史期望你看到的那条主线，再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你的目光，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欺骗你的良知。

 

　　也算我对张成觉先生的一个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