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大桌

婚丧嫁娶，办酒席招待亲友乡邻，叫“办事情”。婚嫁喜事，称“红事情”，丧葬出殡称“白事情”。亲友乡邻前来送礼叫行礼、行来往或“吃大桌”。

办红事情，婚礼前一天称为“过轿”，中午前，男方给本族中近房的大门两旁，贴红纸书写的 “喜喜　”字，叫“红双喜”。 女方贴红纸书写的 “禧””或“鸿”字下面加个“喜”字。“喜喜　”、“禧”字一贴，就可以送礼了，男方喜酒要吃到第二天中午，头一天中午、第二天早上是简单的酒菜，称副席，第二天是拜堂的正日子，中午是丰盛的正席。女方喜酒第二天早晨为正席。办白事情，一般地，老人走后，在家停尸三天，第二天开始接待吊唁的亲友吃大桌，丧葬酒席又称为“吃官馒头”，也是连续吃两天。在淮北乡下，许多地方至今还延续这样的规矩。本村的人绝大多数都有来往，礼轻情意重，人们讲究薄礼长行，一来相互周济一下，二来帮助办事捧场，也是本村老少爷们聚会的机会。

早些年穷的时候，乡亲们每逢红白喜事吃大桌时，总是带着孩子前往，有的男人爱面子，不愿意带着孩子去占便宜，女人就骂，你爱面子，有本事到集上砍块肉来给孩子拉拉馋！男人没话说了，这行来往的大事，也只好就让女人抛头露面。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占点小便宜没有人说。

有条不成文的乡规，孩子跟着大人去吃大桌，主人不能厌烦，还得说，孩子多了热闹。见谁不带孩子还得佯装生气：“你咋不把孩子带来？你这人也真是的。”但是吃饭时，孩子不能就坐，只能站在大人怀里，可以领到一双筷子，8个人的席位，常常大人孩子挤上十几个。男人带孩子，能镇住孩子的胡闹，还有些规矩，若是妇人和孩子同桌，那可就不讲究吃相了，为了防止“抢”吃，要找个有威信的人站在旁边，菜上来，要等他发号司令：来??吃红烧肉！大家这才允许动筷。那时的菜都是油炸面沾汤里漂，本来就少得可怜，鱼肉荤腥不能满碗往上端，盛菜的时候，碗底先垫上半碗素菜，叫垫碗底。几片肉盖在上面，盛个满碗只图好看。一道菜上来，多快的动作也只能夹一下就光了，动作慢的，只能给人家的筷子打架了。总是有捞不着的，背地里人们常议论谁谁太抠，碗底子垫得大，舍不得给人家吃。有种说法，说菜吃不光厨师会以为客人不满意他的手艺。所以风卷残云的吃相吃得主人心疼，却把厨师吃得乐滋滋的。办事情吃剩的碗底，鱼翅骨头熟菜凉菜，连汤加水煮了一锅大杂烩，东家送一碗，西家送一碗。

如今这种场面早已不见了，现在谁要带孩子吃大桌，孩子真的成了“小贵客”，只要能坐稳板凳，便可入席就坐，和大人的待遇一样。喝酒吃菜都显出规矩和文雅来，一道菜上来，先让年长者动箸，若是有个小贵客，年长者又把第一夹菜递给孩子：我这么大年纪什么没吃过？孩子的父亲便会谦让：小孩子今后吃的机会多着呢。其实这都是礼节上话，桌上菜很少有吃得见了碗底的，有时孩子图热闹要跟大人去吃大桌，大人就说：别去，家里啥没有？常听客人评价宴席说：这年头谁还稀罕鱼肉？新鲜可口的素菜最好。老年人摇头说：这样铺张太浪费了，有钱也不该这样。

从吃大桌的变迁，可以看到农家生活的巨变。如今丰衣足食，有了物质文明的基础，乡亲们开始追求精神文明了，交往都是彬彬有礼，饮食讲究营养，常听到他们向城里人挑衅似地说：咱们吃的都是绿色食品。当年携儿带女吃大桌，是因为穷，谁还顾得贵贱啊。

吃大伙

土改后，耕者有其田，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抬起了头，可是短暂的休养生息之后，接着便是快速推进集体化，从初级社到高级社，不到十年就过渡到了人民公社，由于急躁冒进，使农民的吃饭问题更加突出，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以后，为了张扬集体精神，兴起了“吃大伙”，社员们集体劳动，还要一个锅里吃饭。一个村庄设一个大伙房，社员家里的锅灶都给扒掉，锅碗瓢盆，所有与吃饭有关的家伙，全部缴公。社员家里不准有粮食，不准冒烟，一天三顿饭都到集体的伙房去领回来。

那是个狂热的年代，浮夸风越刮越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为了放卫星，祖辈种地的农民，忽然间不认识土地了，你村亩产一万八，我村亩产三万六，原来一亩地耩麦种二十四斤，一下子提高到二百多斤。为了让红芋长得大，人工深翻土地，社员们连天加夜地干，幼稚地以为红芋会随着深挖的土地一直长下去，原来二尺栽一棵，一下子改为半尺的距离。砍倒秫秫狼出来，结果麦子长得像蝇子头，地上红芋秧子扯不动，地下红芋尾巴找到了暄土，光长细长的老牛鞭了。就这样还得闭着眼睛瞎报产量，上级只听你的数字，谁敢报谁就是英雄好汉，谁有怀疑，谁就立即垮台，拉出来批斗夹攻。所以庄上的人一当了干部就不认人了，上级嘿唬他压他，他只有嘿唬社员，社员没处撒气，只能忍气吞声，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蚂虾，蚂虾吃糟泥。

当干部的为了“政绩”，把粮食全都交了公粮，多数村庄一人一天定量四两，干活出力的人，四两还不够塞牙缝的，都饿得肚皮前墙贴后墙，没有法子，伙房里就弄来野菜掺乎着，馍的个头是大了，可野菜不压饿，到了地里，不撑一歇子活，肚皮就咕噜咕噜叫起来，腚眼子一天到晚光放屁不屙屎。大人面黄肌瘦，小孩子叽哇乱叫，体弱多病的走路都打晃。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在地里劳动的时候，一旦有机会，妇女就偷着搓一把麦粒子、剥一把毛豆，把红芋、玉米穗子填进裤裆里，地里没有粮食的时候，就拽一疙瘩红芋秧子，扯一把大麦苗，从地里回来都是怀揣腰掖。男人半夜三更下夜趟子。偷公家的，社员不防备社员，每天收工的时候，村干部就在村头检查，逮住了，晚上就开社员会批斗你，那时候还兴打人的，社员称为“夹攻”。有个新媳妇，怀里揣了两块红芋，肚子挺得像娘俩，妇女队长走上去掀开了她的衣裳，咕噜两块红芋掉了下来，一个庄上的人都看见了肥嘟嘟的妈妈（乳房），雪白的肚皮。晚上夹攻她，不怀好意的男人动手打她时，手扬得高，落得轻，在她身上占便宜。从此落了个白肚皮的绰号。她儿子和别的孩子打架，人家就骂你娘是白肚皮……许多年以后，她还懊恼地说，要不是饿急了，谁愿意丢那个人？

偷来的庄稼，到家还得偷偷摸摸地吃，村干部“好”的，睁只眼闭只眼，“不好”的，轻的摔你的锅，重的批斗夹攻。白天不敢烧火冒烟，就夜里动火。人们扒下榆树皮，揭下里面薄如蝉翼的一层纤维，搁碓窝子里催碎，掺在红芋干子面里能擀面条，棉籽催碎了在鏊子上烙饼，野菜、红芋叶子煮一锅，撒把盐，马上就能活命。小孩子不愿意吃，哭闹，大人就呵斥：能填肚皮就是的，不吃，饿死你！晚上小孩子饿得叽叽歪歪睡不着，大人就哄着说：人是一盘磨，睡倒就不饿。人和牲口一样地吃糠咽菜，由于吃的饭食不真，不是拉稀屎就是屙不下来，许多人饿得浮肿起来，吃大伙那两年几乎哪个村上都有饿死的。

人们一边饿着肚皮，一边还得唱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喊着“赶英超美”的口号。社员下地干活扛着红旗，漫山遍野红旗飘飘，天天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黑白颠倒，老百姓挨饿。

八月十五的晚上，伙房炸丸子，大人分三个，小孩分两个，有个年轻的妇女从伙房里领饭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位长者，就在两人打招呼的时候，长者伸手从他碗里捏了个丸子，这个妇女眼睛一瞪，就伸手去抢，手还没抬起来，那长者早已填嘴里去了。直到长者死后许多年，这个社员一说起来还记恨他。村上有个地主，家里的一张明清时的雕花大床，十块钱就卖了，那时候的红芋干子面窝头，一块钱一个，十块钱现能活命。那张雕花大床现在少说也值十万八万。村干部糊弄上级，他可不糊弄自己，利用手中的权力，多吃多占，群众怨声颇多。在那个岁月里，为了生存，哪还能要求有多高的精神境界。有两首讥讽干部生活作风的歌谣：

 　　（一）

队长的娘，裤腿长，

喇岔喇岔上伙房。

 （二）

梅豆秧，爬园子，

八月十五炸丸子；

大人仨，小孩俩，

队长娘子拿碗挖。

你要向上提意见，

再炸丸子不让你见。 

大伙不到两年就解散了，社员又重新垒起了锅灶。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村庄才真正飘起自由的炊烟。

拱草屋

在贫困的年月里，添一套睡觉的被窝不容易，男孩子说亲事，媒人向女方介绍家景时有句话：你看人家屋里，被是被褥是褥。就像《朝阳沟》里二大娘唱的：今年套了三床被，新里新面新棉花。女方家来看男方家景，除了看房屋和粮囤，少不了要观察一下床铺，被窝也是一种生活实力的体现。

那时候，大家的日子过得穷，却极讲究“人丁兴旺”，生育没有计划，生儿育女顺其自然，即使不想要也得出世，正常的都有五六个孩子，吃饭穿衣更显物力艰难。夏天里还好过，穿的简易，有个裤衩，没有汗衫都能过。睡觉不用被子，女人睡在院子里，男人睡在麦场上、柳树下。麦场上干净亮堂不招蚊虫，柳树下不打露水。穷人怕过冷天，立秋以后，天气转凉，妇女便千行百衲地缝补一家人的衣物被褥。大部分人家就一床被褥，男孩爹搂着，女孩娘搂着，一家人挤成了肉饼子，直到孩子通人事了，还离不开爹娘的被窝。爹娘半夜里胆战心惊地动一下，大点的孩子总是十分敏感，以蹬被窝说“梦话”进行抗议。特殊的生活条件，演绎了许多床上的故事。

半夜里小哥俩被惊醒了，浑浑噩噩的弟弟发问：“谁晃床了？”已通人事了的哥哥狡黠地回答：“我知道，就是不说！”

有一对夫妻，夜里不敢动作，有一天生产队收工早，趁孩子不在家上了床，没想到一个八岁的孩子提前放学了，看到爹压在娘身上，从此不再理他爹……

还有一个传统的段子：俩口子夜里没有成事，兴趣延续到了白天，男人给女人动手动脚，八九岁的儿子在跟前，女人就推挡着给男人使眼色。男人急中生智，对儿子说：打醋去！女人赶紧递给儿子个醋盏子：走慢点，别撒了。儿子就端着醋盏子打醋去了……

孩子“碍事”，却套不起被子分不了床。勉强给女孩子分了床，多数也就一床被子，没有褥子，光腚打凉席。也有的两家孩子差不多大，就找个有被窝的，让孩子跟人家打通腿睡，或者两家一起凑着做被褥，让两个孩子合铺，谁家有闲屋就住在谁家里。实在没法的，冬天干脆把大点的男孩子撵出去拱草屋。

冬天里，防止铺了雪雨没法铡草，生产队的牛屋里辟一间草屋，多是低矮的篱笆墙耳屋，专门储藏铡碎的麦秸干草，给牲口准备越冬的干粮。没娶媳妇的汉子为了省被窝，鳏汉条子一个人睡着清冷清，他们就到草屋去睡，叫拱草屋。

爬到草堆上，先把棉裤腿、棉袄袖口扎紧，再扒开一个草窝蹲进去，两条腿慢慢地往草里伸，直到整个身子都陷进草堆里，两只手稍微整理一下，把碎草拥到脖梗上，或侧或仰，姿势自由，角度随意。干透了的碎草既柔软又暖和，滴水成冰的三九天，也睡得汗津津的。天明从草屋出来，一个个灰头土脸，成了草人，头上沾得像个鸡窝，连鼻孔里也是草屑，身上的粗布棉衣尤其是补丁缝，草扎得很深，要一根根地拔掉，大家在门外相互拍打着身子，簸土杠烟，像扬场似的。拱草屋的人没有衬衣穿，都套着空筒子棉袄棉裤，有睡觉不老实的，碎草钻进了裤裆里，还要提着裤腰使劲地抖一阵子。抖了草屑，忽然觉着嗓子发痒，咳一下就是一口黑乎乎的泥痰。

男孩多的，直到娶了媳妇才有个被窝。有时家中来了客人，床铺不够，不敢留人家过夜，实在走不掉时，来了男人就送去拱草屋，哪怕是至亲，男人也不能睡在有女人的屋里，来了女人，就把自家男人撵去拱草屋，草屋成了男人们的临时旅馆。

被窝是生活的必需品，贫困让人们看重了被窝，淮北有个规矩，男孩子娶媳妇要睡姥姥的被窝，姥姥要给套床新被子送去。改革开放以后，不愁被窝了，被窝在人们生活中早已成了小物件，花样也不断翻新，缎子被、太空被、羊毛被、蚕丝被、七孔九孔被、夏凉被等等。可人们依然怀着被窝情结，结婚时双方爹娘都至少给套四床被，姥姥照样给外孙送娶媳妇的被窝，姑娘姨家也拿来被子添箱，十几床被一辈子也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