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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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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苹果代工厂富士康“血汗工厂”的指责近期亦愈演愈烈,一些压力团体9号带着超过二十万个美国人签名到纽约中央车站苹果专卖店抗议,要求苹果改善工人待遇。大陆媒体之前已经对此热炒不止。但这些以“血汗”唬人概念作出的指责属实吗?我想要在这里表述一下。
我可以大胆地说,所谓“血汗工厂”在中国绝不是最差的,部分甚至很好。“血汗工厂”的说法,是一些处在高福利国家的组织和个人拿着国外标准来审查中国实际情况,按照这样的标准比下去,养尊处优的中国公务员都成“包身工”了。
三十年前,外资企业是大陆工人的追捧对象。当时广州一家日资加工企业,为三菱、松下、索尼等生产电子原件,一般生产线工人收入是当地村民的十几倍,想入厂做工要托关系。不幸地,二十多年后的中国还是世界产品的大工厂,“中国制造”没有脱变为“中国创造”,而且越来越深地陷入全球产业链,耐克、戴尔、GE、GUCCI、苹果等都以中国为主力加工厂。但与二十多年前相比,外资企业已经不再那么吸引,还悲哀地被贴上“血汗工厂”的标签。
什么是“血汗工厂”?目前世界上并没有公认的、可供参照的统一标准。这个词可以溯源于十九世纪美国制衣行业实行的给料包公制,形容“环境恶劣,收入微薄,福利差,工作累”。最早爆发在国人眼前的是2008年香港大学生组织发布调查报告,公开指责广东玖龙纸业是“血汗工厂”,原因是“工伤事故频发”、“罚款敛财”、“无理责罚工人”等。但之后广东省总工会介入调查结论是:玖龙纸业的确存在侵犯职工合法权益问题,但职工对企业的薪酬福利普遍比较满意,否定“血汗工厂“的说法。如此大的反差,当时社会已经普遍认为,香港的调查是以发达国家的劳工标准来计量,以此衡量大陆的实际发展水平并不客观。事实上,开展调查的香港学生忽视了一点,以香港工资标准来衡量大陆工人收入,这样的门槛太高了,高到就连垄断地位的国企也实现不到。
当年吸引眼光的玖龙纸业是香港港交所上市公司,目前陷入“血汗工厂”调查的企业多数是国际大品牌在华的工厂,因为它们代工的产品较受媒体和资本市场关注。也因此,这些调查往往以发达国家的劳工法律或者品牌所在国家的用工标准来衡量。我认为这些高标准长远会有利于中国工人权益的促进,但目前由此得出的结论就不敢苟同了。我甚至认为这类针对性的“曝光”背后存在着很大的政治因素,他们出于为本国经济、就业等需求的考虑。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大陆中小企业的税费本来已经重,近半利润均需上缴。如果以不当的标准去给代工企业增压,可能会摧毁了这个企业、这个行业乃至某一区域经济,后果堪忧。
针对“血汗工厂“指责,富士康早在2月1日已经驳斥这些报道,苹果方面则邀请非盈利组织---公平劳动协会对其海外代工厂进行独立审查,以消除外界对其合作伙伴用工做法的批评。美国这些脱口而出的指责者缺乏深思:深圳富士康厂区门口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求职者,最多时超过5000名。富士康工厂迁至河南、四川,那些地方报名求职的员工亦是成千上万。对于日益短缺的大陆劳动力市场来说,如果富士康真的是“厂房象监狱,劳工象奴隶”,它可能留得住这总数达到一百万的工人吗?退一万步来说,为赚钱养家,中国民工在就业上的选择实在有限。在他们看来,“血汗工厂”里的条件或许让人感觉简陋,艰苦,但还是要比他们在其它地方、至少要比在他们自己的家乡情况要好。就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所讲述的那样:贫民窟里的一家几口人在垃圾山中捡取废金属和能够变卖的东西,一天的收入虽然很少,但也好过完全没有收入,也好过在农村中的隐性失业。
真正被忽视的不是“血汗工厂”,而是“血汗制度”。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外贸才是导致中国工人长期处在制造业低端,形成“血汗工厂”的根源。中国多年来一直高喊要拉动内需,但大量的财政资源却放在基建投资和政府自身支出上,并没有给包括这些民工在内的全体国民建立起基本社会保障,人民生活水平并没有跟随经济发展而同步提高。在国内消费疲弱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的公共财政体制建设落后的环境下,企业要追求利润必然转向外销,而在中国对外贸依存度比平均水平高出近5倍的时候,代工企业在国际市场唯有保持廉价劳动力作为竞争优势之一才可能生存,这样一来工资又难以随着经济发展而增长,国内消费需求继续被抑制,于是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还要指出一点是,“血汗工厂”给人的普遍印象是企业疯狂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但事实也并非如此简单,大陆的税费负担和政策法规使企业老板同样成为受剥削群体。苹果公司的利润率超过30%的同时,代工厂富士康的母公司----“鸿海”的利润率却从2006年的5.9%降到目前2%。这其中就否认不了中国近年的政策让代工企业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的事实。据统计,大陆中小企业的实际税负已超过30%。这就意味着,政策不但没有为企业生存和发展创造公平的社会环境,还通过各种税费将运行成本转移到企业和工人身上。从这个角度说,老板和工人其实都在“血汗制度”中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