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18年10月28日在“新时代汉字教育创新论坛暨第三屆汉字教育科学化国际研讨会”上认识张朋朋教授的。那天，他是第一位讲演者，题目是《坚定中国的文化自信：要树立科学的文字观——反思白话文运动和文字改革运动》。我听后顿觉耳目一新。他的讲演触及中国汉字教育的瓶颈问题，令我倾倒。自此，他成了我的良师益友，常有微信往来。

    光阴荏苒，转瞬三年。我拜读他多篇反思西方语言学文字论的文章。又是10月28日，他把此前在北京一次会上发言的文字稿发给了我。读后思之，竟有写点读后感的冲动。

    窃以为，张先生不厌其烦地在多个场合谈论西方语言学的文字观，委实抓住了中国汉字文化的要害，找到中国一百多年来汉字教育尽走弯路的病根。我认同张先生的观点，觉得只有从理论上反思西方语言学及其文字观的错误，正本清源，找回中国古人的文字观，补充、修正并完善之，重构中国人自己的文字学。也只有这样，才能终止我国以西方语言文字学为指导的文字改革运动。

 

                                                                            张朋朋教授在讲演

     张先生的文章重点阐明了以下三个问题：一、西方语言学及其文字观的悖谬在于对语言和文字的错误定位  索绪尔认为，“我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布龙菲尔德认为，“文字并不是语言，而只是利用看得见的符号来记录语言的一种方法。”根据他们的著述，西方语言学家得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的悖论。

   中国语言学家把西方语言学的文字论引进中国，也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一种“书写符号”。按照他们的思维逻辑，既然文字只起了录音机的作用，如果把中国的汉字用拼音文字替代，只要掌握拼音法则，就能快速地认字读音了。特别是计算机（电脑）技术刚问世的那些年，西方的拼音文字先期进入计算机系统，于是，被西方语言学理论洗了脑的的官员和学者们便煞有介事地认为拼音文字是最科学的，是世界文字的发展方向，中国文字必须走拼音化方向。他们给汉字罗织了种种“罪名”，汉字的命运危如朝露。迄至今日，“汉语拼音化”思潮仍有一定的市场，大有死灰复燃之势。

   张朋朋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的提法是错误的。错误的原因是，他们没弄清语言和文字的生成、特质及其用途。语言是怎样生成的？语言即语音，语音是动物生命体自然发出的，鸟有鸟语，虫有虫鸣，兽有兽吼，发出声音是动物的本能，也许是出于同伴间交流的需要吧。人类作为高等生物，在进化过程中，为了交流信息、思想和感情，自然生成表示意义且相互认同的声音，这便是语言。语言表示意义的单位为语流，语流是不可分割的。儿童的语言能力不是由部分“合成”，而是在语言环境中整体“生成”的。所以，语言是人类用以交流的表示意义的听觉符号，中国民间的说法，叫“口耳相传”。

    文字又是怎样生成的？远古时代，人们发现，语言所传递的信息一发即逝，只能近距离接收，无法远传，更无法留存。于是智者们开始寻求一种能突破时空限制的交流思想、远距离传递和长时间保存信息的工具，这就需要创造。尽管智力开发程度有差异，但是大多数种群都先后开始创造各自用以表示意义的视觉符号，从结绳、壘石计数到画图识物，从原始图画表意到创造一些表意部件，然后将若干部件（字母）拼合成形，这就有了本种群共同认可的文字。古代人类社会不同种群居住地分散，相距遥远，交通闭塞，几乎互不往来，只能创造各自的文字，随之演化成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字。据现代人类学家研究，全世界现有语言6809种，创造的文字不及语种的三分之一。据1997年统计，《圣经》的外语译本达到2197种。这就证明，世界各地域已经创造的文字应多于2197种。人类学家将之归纳为几种文字体系，其中遍及全球是是拉丁文字体系，使用人口最多的是汉文字体系，其次是阿拉伯文字体系和斯拉夫文字体系……不同的文字体系，其本质都是表示意义的视觉符号。我国东汉时期著名的文字学家、语言学家许慎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点明了文字的主要社会功能是传播和传承思想文化。

    语言和文字分属两个不同质的符号系统，但又互有联系，通过人的大脑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转化。人脑要表达的意义，可以通过口腔运动发出声音，受众通过听觉器官（耳）把对方的声音接收过来，传导至大脑，以辨析其表示的意义。这便是语言。人脑要表达的意义也可以通过手的运动变成视觉符号，借助于纸张、报刊、书籍或碑刻之类的载体保存下来，或者展示出来，读者通过自己的眼晴接收，传导至大脑，辨析其意义。这便是文字。

    索绪尔们没有弄清语言和文字只能通过大脑达成相互转化的原理，把先祖创造文字的目的与方法混为一谈。殊不知西方人的祖先创造文字的目的，无疑也是寻求一种可以远距离交流、长时间保存的表示意义的视觉符号，只是思路和方式与汉民族不同而已。他们创造字形是从分析语音入手。智者们发现语音可以拆分成一个个最小的语音片断，谓之音节，依据音节的差异分析出比音节更小的的音素，然后创造不同的图形来表示相应的音素，称之曰“字母”，拉丁字母如：a.b.c.d.e等，音素不表示意义，几个音节连在一起才表示意义，把这些音节用字母连接起来，就成了表示意义的文字单位，叫做“词”。西方语言学家把他们的文字叫“表音文字”。其实这种表述是不确切的，因为字母和字母相拼的“词”就是拼形，一种拼形表意的文字罢了。

    公道说一句，索绪尔曾明确指出：“我们的研究将只限于表音体系，特别是只限于今天使用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这就是说，索绪尔承认，他的“普通语言学”实际上只是“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基础上的印欧语语言学，不是为汉语和中文量身定做的，甚至把中文排除在外，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倘若不是当年中国语言学家们想急功近利地“跟国际接轨”，依胡芦画瓢，轻轻松松“引进”西方现代语言学，堂而皇之地写进中国人编写的语言学和汉语教材里，我们何须在此理论，多费口舌呢。所谓“人类文字发展的共同规律”，只不过是某些学者一相情愿的一孔之见罢了。

    二、西方语言学及其文字观对中国汉字文化造成深重的危害  由于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110年间，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饱受列强欺凌，民穷国弱。于是，一大批仁人志士或留学欧美，或踏波东瀛，寻求救国之道。这期间，有人把汉字当作中国进步的一个重要障碍，主张废除汉字。先辈们出于迫切希望整改国家现状的心理，未曾深究，便贸然提出这种本末倒置的主张，情有可原。遗憾的是，当这些主张的散布形成一种思潮，直接导致中国语文教育中“汉文经典”的废除。1928年9月，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下令在小学取消“读经”，废除文言文，改用白话文编写的教科书。“简化汉字”也曾在北洋政府议及，苦于没有精力付诸实施，无实质性进展。蒋介石掌权后，亦提出汉字简化，幸而宣告失败。

    1914年，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德尔出版《语言论》。1916年，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出版他的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为西方学者所推崇，他被誉为西方语言学之父。随着西学东渐，西方语言学及其文字论很快为中国部分语言学家所膜拜。他们囫囵吞枣，全盘照搬过来。正如王力所说：“回顾这一生的工作，我不过是把西方的语言学拿到中国来用了而已。”殊不知这“拿来”的西方语言学及其文字论套在汉字头上，实在是张冠李戴，完全颠覆了两千年来的文化心理，酿成百余年波浪壮阔的汉语拼音化运动，险些给汉字和中国的文化教育造成灭顶之灾。倘若得逞，巍巍中华将万劫不覆。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攺革协会成立。1950年初，教育部沿用国民党时期“取消读经，废除文言文”的做法，小学只教白话文。1950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语言研究所，各大学相继建立语言学专业，启用西方语言学教材。同时，国内语言学家依据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开始汉语语法研究和汉语广义语音学研究。

    1950年7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提出：“文字必须攺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实行拼音化之前，先简化汉字，以便于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各项准备工作。”1958年2月11日，根据普通话用拉丁字母设计出取代汉字的《汉语拼音方案》正式颁布。这个方案是依据法国传教士利玛尼阁于1626年发明的《拉丁化拼音汉字字汇（人称“利•金方案”）》编制而成。由于使用拉丁字母文字必须会说普通话，而我国地广人众，语言不统一，各地均有方言，这套拉丁字母文字一时无法取代汉字，于是政府提出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1964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简化字总表》（第二版），收字2274个，向全国推广。这三项任务的落实，都是作为“汉字拼音化”的前奏。

    这期间，老一辈语言学家中部分深受西学毒害的人士显得十分卖力，著述颇多，于是，西方语言论堂而皇之被写进中国人的语言学和汉语教材里。这批学者无疑成为推行“汉字拉丁化改革”的中坚力量。斯人已故，求全责备已无意义。但是，对于导致他们走弯路的西方语言学及其文字观，却必须认真反思，方能肃清流毒，避免今人和后辈重蹈复辙。

    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和广大人民大众逐步认识到，当年把中国“文盲多、教育落后”的原因归结到“汉字落后”的推论是错误的。同时发现汉语中有太多的同音字和同音词只能用汉字来区分，不适合使用拼音文字，这场运动暂时偃旗息鼓。1985年1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文字改革方针有所调整，指出：“现行的《汉语拼音方案》不是替代汉字的拼音文字，它是帮助学习汉语、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注音工具。”2000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八条对《汉语拼音方案》给出“作为拼音和注音工具”的定位。

    然而，由于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的文化自卑心理沉渣泛起，几千年来敬畏文字的传统几近丧失，加之大中学继续沿用从索绪尔等翻版过来的语言文字教材，社会上在汉字应用方面的崇洋媚外现象明显暴露出来。如：普遍喜欢用英文命名中国的事物，媒体宣传品中、英文混用，严重戕害中国的语言文字，人们在心理上再也不把写别字、读错音当作一回事，任意乱写乱读的现象得不到有效遏制。

    2009年，安嶶省安庆人黄晶写成《中文正在缺失》，寄至中央有关部委，并在相关网站和论坛推广，呼吁中华文化的意识觉醒，强调中华文化自信，提倡全面、规范使用汉语言文字的风尚。这一主张被党和政府采纳，写入党的十七屆六中全会和十八大有关文件，成为中华民族真正复兴的思想基石。

    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要真正树立文化自信，文字自信，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迄今，在中国的文化教育阵地，西方语言学及其文字观仍未寿终正寝，大学的语言学专业仍然沿用西方学者编著的教材或中国学者用西方语言学及其文字观指导下编著的教材，有些人仍然对拼音化抱着难以舍弃的感情，正如潘文国教授指出的“一方面伺机出来兜售，一方面利用人们的思维定势对已有的推行拼音化实践千方百计进行保留。”面对这种状况，张朋朋教授言之再三，呼吁反思西方语言学及其文字观，实在值得称道，值得众方家鼎力支持。

     三、反思西方语言学及其文字观，终极目的是捍卫汉字，坚持汉字自信  晚清以来，与扰攘一时的激进“汉字革命”思潮相对，始终有一种坚定守护汉字价值的文化力量。最早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对“废除汉字”的反击，就有力鞭挞了包裹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字进化论。

    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1918年发表）中说：“夫自庖羲画卦，以远于今，文字递进，逾五千年”，“则文字之功为伟矣，虽今日新学之士，间有倡废中国文字之议，而以作者观之，则中国文字决不当废也。”被称为语言奇才的赵元任教授曾写出两篇奇文，一篇是《施氏食狮史》，全文94个发音为Shi的同音字，另一首诗歌,《季姬击鸡》，全文78个读音为ji的同音字，实在是对“废除汉字论”的最深刻的批判。

   新中国成立后，“简化汉字”和“用《汉语拼音方案》取代汉字”变成政府行为，同样遭到有识之士的强烈抵制，陈梦家先生就曾针锋相对，他写就的无署名《中国文字学》就是佐证。上世纪八十年代始，许多专家学者为守卫汉字奔走呼号，著书立说，集会研讨，大量调查研究成果问世，令人感佩之极。

    这期间，涌现出许多感人肺腑的事例。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著名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安子介先生，耄耋之年，仍含辛茹苦，为汉字奔走呼号，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撰写系列汉字学术著作。1985年，发明六码“安氏汉字输入法”软件，与长子安如磐合作创制“安子介写字机”，为汉字现代化作出重大贡献。1979年，钱伟长先生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会上有人公开说，“汉字是影响你们现代化的”，“你们这个文字应该改为拼音文字，只有拼音文字才能救你们。因为你们的文字是无法进入计算机的。”钱伟长先生气不过，一回国就四处奔波，成立一个“中文信息学会”；继而，成立汉字现代化研究会，钱伟长亲任名誉会长，袁晓园任会长。钱伟长在会上大声疾呼：“我们要保护我们国家的文化，必须从保护我们国家的文字着手。”自1979年后的十年间，我国从事中文信息研究的，从十几个人发展到五十万人。1983年，王永明发明“五笔字型”，首创“汉字字根周期表”，进而又发明“25键高效汉字输入法”和“字词兼容技术”，首次攻克计算机汉字输入大关。继“王码”之后，成套的汉字信息处理系统相继推出，如：“全拼”“双拼”“郑码”“八键拼音”……出现五百多个方案进行工作。1999年秋，为了引导数字键盘输市场规范有序发展，避免再次出现字母键盘“万码奔腾”的现象，国家信标委正在困惑之际，陈一凡教授和张金岭同志提出制定数字键盘输入标准的建议，在信标委的支持和指-导下，经过半年多奋战，专家会议多次论证，终于在2000年春夏之交完成《十键拼音法》的二次设计，写入“国家信息技术数字键盘汉字输入通用要求”，打破了中英两种文字系统数字键盘对等制约的平衡，衍生为中立的语音标识符，列为国家重大战略技术儲备。二十一世纪前二十年间，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所）指导下，各省市自治区、各级各类学校的汉字教育工作者都在潜心研究、大胆探索汉字与汉字教育的路径。近期，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教学专业委员会麾下聚集了一大批专家、教授、学者和一线教师，如戴汝潜、张朋朋等，其中不少人已入花甲古稀，甚至耄耋之年，仍津津乐道于为汉字与汉字教育科学化体系添砖加瓦，为重构中国人自己的语言学、文字学建言献策。也许“文化自信，文字自信”正是他们力量的源泉吧。

    总之，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国语言文字工作已然取得喜人的成绩，虽然从政府层面看，尚未能建构中国人自己的语言学、文字学及与之配套的高等学校教材，对汉字尚未达到真正意义的统一和规范，对汉语拼音字母也没有给以明确的定位，但是在人们的意识里，在语言学界和教育界，至少达成几点共识：（1）.汉字具有超越方言和古今语言差别而发挥其交流工具的作用，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断，汉字产生的巨大凝聚力居功至伟；（2）.汉字是最具智能性的文字，可以引发想象和联想，有利于全面调动中国人感官和大脑两半球的潜能，开发中国人的智慧，方块字象图画、积木和魔方，易为儿童少年识记和理解，也利于国际性交流，“汉字难认、难写”的帽子业已摘除；（3）.汉字是最富于简约性的文字，汉语简洁，构词灵话，汉字有形，形中有象，音为单音，一字即一词，一词即一义，得形、音、义三方面纯一集约之利，集具象、想象、抽象于一体，文字信息量大。据考证，联合国文件用五种不同文字分别印刷的同种文献，汉字文献最薄；（4）.中国人已经破解汉字进入计算机难的瓶颈问题，现在我们计算机输入汉字平均每分钟已到二百多字，有的已经达到四百五十字，比英文快得多；（5）.清晰可辨的具有独立音节的汉语语音最适合声控电子计算机，英国《新科技》原主编、科技发明报导专家麦克•普鲁斯先生的著名结论是“汉语将成为声控计算机的第一语言”，这其实等于说明汉字的相同信息意义之下的时间占有率最低；6）.“汉字是兼具具象、想象与抽象为一体的艺术化文字”，“美感是汉字为什么可以永存于世的最根本的奥秘。”“汉字书法是一门从具象出发，而兼及想象和抽象的综合性视觉艺术，给予人们的美感不只是惊世骇俗的崇高，不只是忘乎所以的自由，而是集崇高、和诸、自由于一体的温柔敦厚、安定平和、淡泊隽永。”（黎明：《汉字：统一全人类语文的最佳选择》）

    基于以上共识，我提议汉字教育界的专家学者们，从道义上支持张朋朋教授的宏论，以各自的方式，各自的渠道发表意见，包括网络和纸质媒体，展开讨论，形成相对成熟、科学、系统的建议，造成舆论，让广大民众知晓、理解，继而给予有力的支持。然后通过正规渠道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及其相关的职能部门，如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以个人或联名形式提出合理化建议，要求国家对汉字及汉字教育修订相关法规，并写入宪法。在此之前，组织部分资深专家深入讨论，集思广益，分工合作，做好几件事：一是建构中国人自己的文字学和语言学；二是对木已成舟的“简化汉字总表”，依据文化需求作一次相对科学、完美的修订，把原来简化不尽合理的字改回来，把还有必要予以简化的少量的字进行简化，添補进去，其实，从识别模式的立场来研究汉字时，越复杂的汉字越容易认识，至于“识繁”则是有需求的学者们自修的事；三是对现行汉语拼音方案进行修订，汉字走拼音化道路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把原《方案》稍作修補，改造成一种汉字字音标识系统还是可行的，如：把音序改为按照汉字字音“由浅入深”的规律排序，经过三十多年的试用，至少有两代人已经接受它作为辅助识字、查字典的工具，已是既成的事实，对于中国推广普通话，实行普通话与方言并存，确实有很大的作用，这叫做“洋为中用”，或曰“包容”。若如是，经年之后，中国必能使汉字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可以相信，汉语以及汉字必定是满足人类通用语言、通用文字这种需求的最佳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民族认同需要文化认同，文化认同主要来自文字认同。

    让我们以满满的家国情怀，团结起来，在各自不同的岗位，共同捍卫包括普通话、规范汉字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主体地位，实现汉字字形、字音的统一规范、简明便捷，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树立汉字文化传承的丰碑，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文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应有的贡献。

                                                                         2021.12.12  于雁城迴雁峰

作者简介：易龙云，男，1937年11月出生于湖南省衡山县，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历任衡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衡阳市教育学会常务副秘书长，衡阳市迴雁诗社社长。主持的《小学规范汉字书写教学优化实验》课题获湖南省第五屆基础教育科研成果二等奖，全国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全国中小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写字教育中心教研成果一等奖；参与的《衡阳市中小学基础薄弱学校研究与综合治理》获湖南省基础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教育部基础教育科研成果二等奖；儿童诗《瓜和花》获中国少年报社优秀文学作品奖，湖南省新时期文学艺术奖，散文《三吉堂印象》获湖南省2016年度纸质报刊副刊银奖；教育业绩和文学成绩分别收录于《湖南省教育人物志》、《湖南文学家大词典》、《湖南作家大词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