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运动随着改革的开始而结束，但知青一代的苦难却并没有随改革的深入而终止。在毛泽东的革命时代，这一代人未满二十岁就被过早地驱入社会，经历农村生活的艰辛。在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年代里，这一代的许多人在四十多岁时就被迫下岗，人在中年便过早地退出事业发展的舞台，忍受低收入生活的艰难。这一代人是毛的革命的弃儿，邓的改革卸下的包袱。

　　然而，对这一代人不幸经历的认真理解或误解才刚刚开始。在上山下乡被毛泽东政治化了的1960年代末和70年代，没有人能公开陈诉知青的苦难；1970年代末和80年代崛起的知青作家以文学化的形式对自己一代人下放的经历进行了心酸的描述，给予上山下乡运动以辛辣的批判。进入1990年代，对知青一代人经历的理解走向了学术化，但却是诠释的歧异化。刘小萌在其关于知青史的力作中指出：上山下乡是场积弊丛生的运动，对知青是场强加的灾难，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消极后果。而司养眼则认为知青下放给农村带来了新知识、新观念和新作风。知青们与村干部打交道的作风，包括同村干部争吵甚至动手打架，对农民有着积极的影响，对农村政治的民主化有积极的意义。面对大量回顾展的举办和文献片的播放而纪实性地重现的知青生活，杨帆呼唤要为这一代人“争一个公道”。但对孟繁华来说，这一重现只是一些已成为当代社会精英和掌握了话语权力的前知青的“怀旧”。在他们那里，“回忆、怀恋往事成了青春的证明，苦难变成了资历，想像中的田园风情变成了抵制今日时尚的依据与信念”。

　　无论是理解还是误解，迄今对知青一代的关注主要还是在他们上山下乡的艰难经历。显然这一关注需要被延伸入改革时代，因为他们之所以成为一代人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都上过山下过乡，还因为他们在改革年代都有着相同的艰难遭遇，而审视改革中的遭遇反过来更能加深对他们上山下乡苦难的理解。为甚么这一代人会率先下岗？为甚么他们在下岗后难以再谋一正当职业？为甚么他们难以应对改革的变动？为甚么他们难以从改革的政策受益？没有下放，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改革中不会过早下岗；而正是下岗，他们下放的负面影响才深远地显示出来。下放和下岗，这一代人的两种命运体现了从毛泽东革命到邓小平改革两大时代的转换。从下放到下岗，这一代人的命运更多地体现出人民共和国不幸历史的延续：他们过去的苦难正成为他们今日困窘的泉源。

　　一界定知青一代

　　知青一代大体包括1947－59年出生于城镇、并于1967年底至1979年初上山下乡的1，647万多的人。在60年代末，他们大约构成中国城镇1.2亿人口的13.7％；在90年代初城镇人口增至2.06亿时，他们……7.9％；在上山下乡的12年里，他们构成同年龄约，700多万城镇学生人口中的61％。他们是城镇同代人中的大部分；并且从60年代至90年代他们一直是城镇人口中一个不小的群体。在1967年末至1972年的第一次上山下乡高潮中，他们中的715.68万去了农村，以年龄较小的初中生为主体，包括大部分老三届初、高中生和69－72届的初中生。在1973－77年的第二次高潮中，他们有858.66万人去了农村，以文革中的高中生为主体。当上山下乡在1978年和1979年接近尾声时，生于1950年代末的青年刚走出高中校门，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也去了农村。与许多在第一次高潮中去农村的相比，70年代末去农村的知青下乡时间短、安置条件也好些，但他们毕竟也下了乡。“下过乡”是这一代人共同拥有的经历。

　　文革也是这代人的共同经历。在1966年文革开始时，这一代人正是小学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的学生。红卫兵的运动使这一代人不仅在学校批斗自己的老师，并且还走上社会参加串连、抄家、夺权和武斗。尽管有不少人没有、或因家庭出身不好而没能加入红卫兵，但他们并未能躲开红卫兵运动的时尚、语言、音乐、文化、甚至歧视与迫害。这一代人是因文革而在政治上早熟的一代。无论欢喜与否，以红卫兵运动为中心生活的文革经历把这一代人捆绑在一起。

　　这一代人都接受过毛泽东思想主导的革命教育。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为新中国牺牲的刘胡兰和董存瑞、毫不利己的雷锋、民族大义的文天祥都曾是这代人课本里的榜样。榜样留给这代人的是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还有一些传统的忠孝仁义。革命教育使这代人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一项大于个人的伟大事业，使他们有了性格的共性，以致于西方的学者曾称这代人为“毛的孩子们”。即便改革已改换了中国人的人生目标，但献身伟业的理想仍活在知青一代许多人的心里。而被西方学者称为“邓的一代”的知青之后一代，显然缺少这种理想主义。

　　在知青一代之前还有过约150万的文革前知青，在1957－66年间下了乡或去了建设兵团。他们中有像邢燕子和侯隽那样献身农村的典范，但更多却是在没考上高中或大学而成为“社会青年”后被动员下去的。他们也大多接受了毛泽东的革命教育，且上山下乡时间更长、经历更苦，但他们与知青一代人没有相近的文革经历。当文革的知青一代随红卫兵运动狂热地从学校向社会革命造反，文革前的知青大批人则在造反要回城。这两部分知青也没有相似的下乡后心理经历。从招工、招生中，文革的知青一代还看得见回城的希望，因此“下放”对这一代的大部分来说有“下乡锻炼”的性质。但直至1970年代末，文革前的知青鲜有正当途径回城，招工、招生不对他们开放。因此，“下放”对他们来说更是一种“移民下乡”。文革的知青之所以成为一代人，还在于“下放”是他们共同没有选择的命运，但对文革前知青“下放”更是个体而非一代人的命运。

　　与下乡知青一代同龄的，还有更大数量的生于和成长于农村的回乡知青。自从1955年毛泽东把农村的“广阔天地”划给他们“大有作为”之后，“回乡”便成了他们没能考上初中、高中或大学之后的唯一出路。中国1958年的户籍制度和尔后的城市招工制度、粮油布棉的定量供给制度和旅店的身份证介绍信制度，更是堵死了农村青年合法滞留城市的所有可能性。毛泽东的指示和政府的政策人为地分割了中国的城市与农村，歧视了农村的青年，不公正地把他们的农家出身政策性地化为他们天生的缺陷，迫使他们以农村生活为永远的归宿。与下乡的知青一代相比，回乡知青有更多的艰辛与愤懑，但也有不同之处。对下乡知青来说，城市生活是他们理所当然预期的生活方式，下放使他们失去了应有的人生；但对于回乡知青，务农是他们被强加的命运，而城市生活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即的梦。同样是在农村，回乡知青与下乡知青的心理创伤并不一样。

　　二不完整的教育

　　知青一代虽有蔡立坚那样去杜家山当新社员的榜样和北京红卫兵曲折等去内蒙与牧民相结合的前驱，但把上山下乡变为一代人的运动却是毛泽东的旨意。毛有让城市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思想，然而这场运动的根本意义在于以农村的空间解决城市积年成灾的就业问题；此外，在开始时它也是为把武斗尾声中在城市游荡而成为社会麻烦制造者的红卫兵中学生扫地出城。这场“再教育”运动是知青一代和整个中国文化教育的大倒退。将上千万的城市知识青年经年地下放在农村，不啻于把他们往农民的水平拉齐；使这代人在学时数量和知识结构上只拥有不完整的中等教育。

　　1966年8月开始，当这代人在中学和小学“停课闹革命”时，他们中没人意识到不完整的教育将从此陪伴他们终生。他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而向所谓旧教育制度造反，但当他们批斗老师和毁坏教室时，他们摧毁的是共和国经年才建立起来的正规教育秩序。因此当1967年10月中共中央号召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时，“复课”实际上已没有可能。学校里缺乏复课的物质条件，老师们难以在批斗过自己的学生面前重执教鞭。更大的问题是，除了政治性文件以外没有知识可学。中央要求复课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毛主席的着作、语录与文革的文件，批判资产阶级教科书和教育制度，在此同时安排一定的时间学习数学、物理、外语和必要的常识。可正规的课程已在红卫兵对“智育第一”的谴责中被批判，革命化的课本还没编出来。而自毛泽东于1966年5月为教授和专家冠以“资产阶级”之后，知识份子已成贱民，拥有知识已成罪过。在这些条件下，即使复课也难以学习正规知识。因此当老三届从1968年末率先大规模下乡时，他们拥有的只是不完整的教育。

　　老三届走了，但毛泽东式对知识的鄙视仍在学校中继续。1969年中央教育部门在批转一份农村教育的报告时，认可了农村中学只应有五门主课：毛泽东思想、农业基础知识、革命文学与艺术、军训、劳动。这种课程设置不单贬低了学术知识，更把农村青年的视野限制在“农业基础知识”上，这无疑是对他们持续的歧视。然而，中央教育部门却将这种课程设置作为中国中等教育的新方向在城市推广。当城里的青少年在1969年和1970年升入中学时，他们得有这五门课，再加一门显示城市人高贵性的主课：工业基础知识。实际上，由于要经常去工厂、农村、部队学工、农、军，他们也没能中规中矩地学这六门课。正如他们中的一位指出：“我这个六九届的初中生，其实也就是小学水平。只在初中的教室里坐过三个月。”不幸，1969年和1970年的初中生正赶在上山下乡运动的浪尖，大多数被下放“一片红”大潮卷去了农村。

　　1970年之后的中学生曾一度有过正规化教育的希望。1970年开始的城市高中普及为正规化提供了制度的基础，1971年的林彪事件使老百姓对毛泽东革命的希望幻灭，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和西方国家纪录片的上映更使中国人为国家的落后感到震撼。在这种背景下，革命化教育失去了魔力，而正规化教育在学者的呐喊中、官员的支持下、人民的呼唤里开始回潮。但回潮很快在毛泽东主义的激进政治家们攻击下化为泡影。1973年激进政治家们以招收“白卷英雄”张铁生入学而将劳动凌驾于知识之上；以支持尚未懂事的小学生黄帅的“反潮流”而将师生秩序摧毁；以马振扶公社中学一个女生英语考败后的自杀而对其校长和老师的审判将教育纪律破除。伴随着他们的一波波攻击，1973－76年中许多中学的门窗再度被毁，正规教育烟消云散；毛泽东式对知识的鄙视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中被推向极端；而学生中流行的则是“不学ＡＢＣ，照样当接班人”。当从这种环境中毕业的高中生在1973－77年间大批下乡时，他们有着过多的畸形政治知识，过少的正规基础教育。

　　然而，当田野取代了课堂，经年的劳动取代了文化，知青们既有的科班知识也随之从记忆中褪去。1971年，张铁生在插队三年后被选为生产队长；1973年张在被农民推荐为考生后参加了文革中唯一一次并因他而最终流产的大学入学考试。张的数学考了61分，语文考了38分，物理和化学考了6分。显然张铁生在农村劳动中表现很好，然而他的成绩却铁一般地说明：下放使知青一代连已有的不完整教育也无法保住。不过，并非每个知青都最终失去了完整的教育机会。1970－76年中国的大专院校总共招收了94万基于推荐制的工农兵学员，其中知青学员的人数在1973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后有很大增长。1974－76年知青入学的平均比例是大学、中专和中技招生总数的25.1％。如果把这一比例视为1970－76年知青入大学的比例，那么工农兵学员中当有23.6万左右是来自农村的知青。但实际上知青在1973－76年间上大学的比例要高一些，再加上一些知青在回城或当兵后又被推荐，因此文革中知青一代可能有约30万人入了大学门。

　　1977年恢复高考后，1977－79年有43.9万知青从农村考入大学。加上很多已回城再考上的知青，中国大学里1977－79级中可能约有55万是知青一代人。1979－82年中国电视大学招收了36.22万全科生；1980年中国政府允许函授大学和夜大学颁发大专文凭后，函大和夜大在1980－82年间共有16.81万学生。如果以电大的学生年龄分布为基准，那么1979－82年的电、函、夜大共计53.03万的学生中约有62％或32.88万在20／23至32／35岁，即在知青一代的年龄范围里。鉴于知青只曾是其同龄城市学生人口的61％，那么可以认为知青一代约有20万人是这几年电、函、夜大的学生。工农兵学员制在1976年之后终止，1980起大学也只从应届高中招考学生，而1982年之后20岁上下的小青年成了电、函、夜的主要学生。从1982年到90年代中，知青一代仍有些人读了电、函、夜大和正规大学办的大专班，但可能不会超过10万人。从1970年起的工农兵学员到1977－79级的大学生，再从1979年起的电、函、夜大和大专班拖拖拉拉进入1990年代，知青一代人按宽松的估计大约有115万最终受过高等教育，而另外的1，532万除了约50万人在文革中上过中专、中技外，只能永远拥有不完整的教育。

　　问题是，随着改革的开始，教育水准变得日益重要，大专的文凭成了晋升的依据。1979年中国政府开始把教育程度作为基层以上提拔官员、企事业领导的一项指标，而1983年乾脆把大专文凭作为提拔的一项基本依据。这种提拔政策无疑对中国各阶层领导的现代化富有意义，但它却无视历史，把知青一代人下乡的苦难化为了他们后天的缺憾。尽管这一代的1，500多万人依然年青、有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和良好的工作表现，但如果没有大专文凭，他们永远登不上晋升的阶梯。随着改革的深入，至1980年代中期，高水准的教育成了每一种正当职业的基本要求，就连服务性行业也不例外。1990年代中期，北京一家茶叶店要求应聘者不但要年轻，粗通茶文化，还得懂英语。邓小平的改革根本性地改换了毛泽东的革命社会的目标，而在这改换里，知青一代下放的“积累”变成了无用的资历。面对教育程度日益增高的要求和改革快速变化的节奏，知青一代缺乏应变的基础，成了改革社会中“没本事”的人。最惨的是这代人约有一半是66－72届的初中生。在14－17岁之间，他们以大致小学的教育程度去了农村；而在40岁左右下岗后，他们成了褓姆、摊贩、钟点工、饭店服务员。不完整并且水平太低的教育使他们无法竞争改革带来的新机会，而改革前进时他们下了岗，被抛在后面端盘、练摊、搬煤气。

　　三耽误的社会生活

　　不完整的教育并非知青一代在改革中仅有的困窘，被下放耽误了的社会生活也让他们在改革年代格外艰难。当他们在1966年造反中把中国社会搞得天翻地覆，没有人会想到他们所预期的生活将要等到社会秩序的重新建立。而这一等就是十多年，以致于他们成了“耽误的一代”。不少人从乡下回城时已年近三十，恋爱、婚姻、家庭、生育、工作全被耽误了。即使1977年开始的高考让一部分人搭上了通往大学的末班车，可他们的教育也已经被耽误过了。当30岁的老知青和17岁的应届高中生同坐进77级的教室里，没有甚么比这更能提示知青一代的正常化生活从一起步就已不相称地晚，要赶上改革的时代更倍加吃力。

　　下放至少使大部分知青的生活耽误了五年以上。在1，647万知青里，有些人下放两三年后便因优秀的劳动表现或父母的“后门”而被招工招生征兵，但更多的人在乡下待了五年或更长。在1978年上山下乡已进入尾声时，农村仍有860万知青。他们很多人已下放了十年，特别是200多万待在已由建设兵团改为国营农场的知青和大量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兵团是国营企业，从下去第一天起兵团知青就已是国家职工，因此他们很少能以“招工”这一知青上调的最主要途径回城。而作为文革前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及文革中揪出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孩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知青中最无望的一群。毛泽东说他们“可以教育”也许是给他们革命的机会，但也不啻于把他们划成歧视的对象。毛泽东认为阶级敌人约不超过中国人口的5％，而在上山下乡的初期，“阶级敌人”的子女在许多地区……15％，在晚期则为30－45％不等，通常是后插队的知青已回城他们仍在农村。但不管下放时间是长是短，1970年代末上山下乡结束后，许多知青不得不痛苦地认识到：下放是他们年华的浪费，因为他们并没有改变农村。他们走后，农村恢复了其惯有的宁静，多出的却是知青同伴和战友的坟茔。

　　无论对下放感到痛苦还是无悔，大部分知青的恋爱生活肯定被耽误了。在上山下乡运动的早期，知青大多还只是青少年。革命的禁欲主义或领导的阻止使他们大多没能谈恋爱，因为考虑“个人问题”意味着小资产阶级情调和革命意志的衰退。当下放把他们拖入20多岁时，对永远留在农村的恐惧阻止了他们谈恋爱。国家没有法律或政策不准知青谈恋爱，但当招工、招生、征兵从不招征已婚知青时，人人都懂得结婚意味着在农村过一辈子，而不想这样过一辈子的不仅不能结婚，最好是连恋爱也别谈。但不谈恋爱使许多知青在回城后仍是单身，或已超过了婚姻的最佳年龄。1977年，黑龙江省有30多万知青已超过了国家提倡的男28女25岁的晚婚年龄，70万尚未回沪的上海知青中90％人也已在晚婚年龄之上。他们都为等待回城而没有结婚，而法定的婚龄只是男20女18岁。当1980年代初知青一代已回城时，连在中国做妇女研究的美国学者韩起澜（ＥｍｉｌｙＨｏｎｉｇ）与贺萧（ＧａｉｌＨｅｒｓｈａｔｔｅｒ）也发现：知青的回城为城市带来了“一个大量、大龄、单身、不满的群体”，并造成了城市大龄姑娘的大批“过剩”，因为这些姑娘已在农村耽误了婚姻最佳年龄。1983年上海有12.7万30－39岁的未婚“青年”，天津有6.5万30岁以上的单身男女，其中约40％是回城的知青。而回城知青“大龄姑娘”的不幸身世尤其瞩目，以致连中共中央也得指示各级地方党组织做好“红娘”。

　　在乡下没谈恋爱的知青生活不美满，结了婚的知青生活也不幸福。至1977年，知青中已有86.1万人、或尚未回城中的10％已在乡下结了婚。有些人结婚是因为找到了爱情，但许多人则是对回城的遥遥无期感到绝望而结婚，或难以忍受艰难而找个相依的伴，有些结婚则乾脆是因为再不结婚就年龄太大了。但知青的结婚不是对人生的……无论知青与知青还是与农民结婚，结了婚就等于物质和精神上受了审判：忍受农村的艰苦并且永远没有回城的希望，除非离婚再变成单身。因此当1970年代末知青撤退的大潮把结了婚的也连带往城里涌时，不少已婚知青的家庭被这大潮＿成碎片，在西双版纳农场还产生过史无前例的五天内3，000对知青夫妇的集体离婚。但回了城并不意味婚姻可以保得住。当1980年中国政府颁布的《新婚姻法》把“爱情”第一次法定为中国人婚姻的基础而使离婚变得简单后，回城知青的离婚案迅速增加，促成了改革开始后中国第一次离婚潮。韩起澜与贺萧对改革以来中国妇女离婚的研究表明：1980年代初期有大量的知青离婚，不仅知青与他们的农村配偶离婚，甚至是知青夫妇也离婚。这些离婚导致了许多不幸，以致于中国掀起了婚姻道德的大讨论和对现代“陈世美”的批判。对于没有与农村配偶离婚的知青，乡下成了他们永久的家。当1990年代中期上海的一个代表团去访问因已婚而留在吉林乡下的上百名“留乡知青”时，只有这些知青的口音才提醒代表团他们曾是“上海人”。

　　然而对1970年代末大撤退的知青来说，回城不是他们既有耽误的结束，而是新一轮耽误的开始。1970年代末中国人口已达10亿，使国家与社会承担着不堪负荷的压力。1979年，当一大批高中毕业小青年无处可去时，800万乡下老青年已赶了回来，使城市的待业青年达到了1，538万。与1977年前大体按国家计划额度回城的知青不同，大撤退的知青是爆发式的自我倒流回城。中国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无法在短期内容纳如此大量的新劳工，可“待业”绝不是大撤退知青的期望。他们已经在农村忍受了多年艰难，并且回城的道路充满辛酸。为回城，许多人冒着被拘留的危险请愿、游行、绝食、闹事。当“病退”成为回城最可行的途径时，几百万的知青或是花尽积蓄在乡间贿赂医生的证明和干部的公章，或是吃上过量的药给自己制造疾病；有人往血管里注射汽油以恶化血检的结果，有人吞下铅块以在透视中留下胃溃疡的阴影。像十年前下放的大潮，十年后回城的大潮也没人能挡得住，连已任黑龙江省团委副书记的着名知青烈士金训华的妹妹也挡不住，放弃了副厅级的职务回上海做一名普通工人。在忍受了艰难、甚至放弃了农村和农场的职务之后，大回潮的知青要的是工作、稳定、经济的独立，而不是“待业”。

　　不幸的是待业之后仍然没有福音。为增进职工的质量，1979年3月中国政府开始对此后所有的招工进行文化考核、择优录取。由于考核的分数取决于求职者的教育程度，结果在不少地区，99％的回城知青考不及格。虽然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一旦放在历史条件下，考核对知青一代人就成了一场不公平的竞争。正如不少的北京知青大声喊冤：毛泽东的革命与下放剥夺他们读书的权利，没文化不是他们的过错。但改革却不能因他们而降低目标。考核择优的原则确立后，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很多女知青发现自己最终被分配在纺织与化纤工厂干很少有人想干的三班倒；很多男知青则在国营、集体和街道企业里干粗体力活。实际上，知青一代人的一路被耽误已把他们耽误成城市与改革的社会负担。1978年底上海知青中仍有74万没有回城。出于责任与道义，上海在1979－82年间把他们照单回收。对已有千万人口的上海市来说，接纳这些知青的爆发回城并为他们安排工作实在是不容易。其他城市或许没有上海的人口压力，可它们没上海那么多的企业，安置回城的知青也不容易。当知青的人生五年十年地在农村凝固时，中国的城市已逐渐重建了社会秩序。可大倒流的知青要重新过城市生活，因此他们不得不挤满了公交车、挤烦了劳动局、挤进了厂矿，甚至像王安忆《本次列车的终点》所描绘的，挤炸了母亲的宿舍、挤裂了兄弟的情义、挤破了家庭关系。毫无疑问，他们应该回城。自1960年代末当官的用权力为自己子女逃脱农村大开后门之后，对绝大多数知青来说，回城不仅是为了重过城市的好日子，也是为了讨回他们的社会正义。但他们生不逢时地在革命与改革的交替之际大倒流，已被耽误成毛的革命的陈旧遗产，又变为邓的改革所不要的社会负担，尚未入时便已过了时。

　　可知青一代还得反过来承担改革的社会成本：独生子女计划生育。1979年当这代人正处于恋爱、结婚、生育的最佳年龄时，中国政府把计划生育政策限制在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独生子女政策也许是中国解决人口压力迫不得已的办法，也可能得到知青一代许多人的支持，但政策所颁布的时间却对这代人特别不公。许多知青在毛泽东时代原本可以恋爱、结婚、生两个孩子，但在乡下时他们不敢；但恰好是回城要过正常的生活时，他们被告知只能生一个。中国人口过剩是毛泽东鼓励生育的错，知青一代的下放已经为毛泽东的革命承担了社会成本，但他们还得为邓小平改革时代的缓解人口压力作出牺牲。

　　四经济转型的困窘

　　下放曾使知青一代成为毛泽东时代城市出生人口中最贫穷的群体，而最贫穷使他们只具备最微弱的能力来竞争改革带来的经济机遇。不幸的是，邓小平时代的改革无视他们因不幸历史而导致的贫穷，并且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强迫他们率先承担改革的经济成本，更削弱了他们本已是微弱的竞争力，让他们继续受穷。在下放的日子里，知青非常穷。二百多万去建设兵团的知青过的大都是工资制或供给制。无论哪一制，他们在兵团都是收入最低的，因为他们是“战士”，收入既赶不上连、营、团首长，也没有老职工多。在1970年代中期撤兵团改农场之后，知青每个月的工资大概是28.5元左右，对正在发育的知青来说只够应付食物开支，何况劳动强度大，有人还得一顿吃八个馒头或五碗乾饭。一千多万去农村插队的知青只能靠人民公社的工分制挣收入。在富裕的长江流域一带，“十分工”一天约有1元多，但大多数知青插队的是北方、偏远、贫穷的农村，“十分工”一天大约相当3－5毛。一年出勤330天，在扣除所分的口粮与农产品外，大约可拿到40－60元。在许多地方，“十分工”一天只有2毛或1毛，甚至7分钱，何况知青大都并不是“十分工”劳力。由于他们要回城探亲，出勤日比不上农民，以致收入少，又没有农民家庭那样靠孩子和老人来平衡口粮，所以他们比农民还穷。只有仰仗国家知青政策的救济和城里父母的汇款，他们的生活才显得比农民好。

　　无论是从农村还是兵团大撤退，知青回城后依然穷。他们的积蓄已铺垫在回城的路上，而回城后又得待业。即便是有了工作，19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日益讲究的婚礼又让结婚潮的回城知青耗尽工资而一文不名。当1984－85年邓小平把改革推入城市、允许有限的私有化并造成商业活跃时，回了城的知青一代却无法抓住这些机会。他们已穷得太久，缺乏必要的资本来开展自己的经济事业，国家的银行也不贷款给个人。而知青一代尚未脱离贫穷，改革已强使他们承担改革的经济成本。1982－83年前后，回城的知青大都已在国营、集体或街道的企业工作。到1980年代中期，这代人大多已结婚，并且月工资也上升到60－80元。但在他们须以低工资来支撑家庭负担时，改革又为他们加上了日益上涨的社会经济负担。改革的权力分散化迫使中国绝大多数企事业单位经济上各自为政，而为存活，企事业不得不立名目征费用以增加可用资源。当所谓“乱收费”之风来临时，知青一代得和所有老百姓一样付费，但他们与同龄人却独特地付出了子女的教育费。1980年代中期，城市的幼儿园和小学开始收“赞助费”，好学校所收的可以是这代人月薪的几倍。19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初期，当这代人的孩子进入了中等教育时，初中和高中也开始收各种各样的费用，平均每年在400－500元。1996年当这代人的孩子要上大学了，国家教委正式规定大学生要缴3，000元左右的学费。一溜的付费使这代人显得是在独力承担教育改革的经济成本。进入1990年代，文革后长大的一代也开始为他们的孩子们付学费，但他们的起点收入已相对地高，并且付费已是预期的制度。

　　知青一代的经济地位已因付费而往下沉沦，改革崛起的通货膨胀和超前消费更向他们落井下石。打改革一开始，老百姓就已抱怨中国除了工资不涨外样样都涨。1988－94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是每年16.8％，而作为知青一代人主体部分的工人的工资也因地域生活水准而异，从大约80－120元涨到了175－500元之间；即物价上涨了3.5倍，工人的工资上升了2－4倍多。高速的通货膨胀在1994年使62.9％的中国公众对政府控制物价的能力缺乏信心，当然也使知青一代人的提薪没有意义。如果再加上1990年代中国企业拖欠了1，000多万工人的工资、以及医疗改革迫使工人自己出一大部分钱看病，那么说大量知青一代人的生活水准有所降低也未尝不可。但他们同时还得超前消费。受西方或只是受隔壁邻居生活方式的影响，消费使许多城市人花的超过他们挣的。1980年代后期的彩电、冰箱、组合家具通常耗尽一个家庭一两年的积蓄；而1990年代的电脑、组合音响、室内装修则更使花钱升级。知青一代人也许可以不要这些物件，但却不能不买几样，因为它们是生活质量的指标、时代的风尚、独生子女成长的必需品。受制于通货膨胀和超前消费，这代人的经济难以上升。他们的经济地位还在民工和年轻一代的挑战下岌岌可危。当1970年代末知青的“胜利大逃亡”席卷中国农村时，农村青年也要求享有与城市青年平等的工作机会。而在政府无视他们的呐喊时，农村青年便自行跨越了政府设置的城乡分野，兴起了改革时代极为壮观的“民工潮”。1990年代初，大约8，000多万的民工在城市流动，他们搬砖瓦、扫垃圾，做着所有低质量与低收入的工作。可他们却堵死了知青一代的后退之路。一旦这代人下了岗，他们将连找低工资的工作也很难。而更年轻的城市一代却堵死了知青一代的上升之途。他们干着电脑程序员、银行职员等一切高水平和高收入的工作，因为他们有着一切……夹在民工和年轻人之间，知青一代在市场经济中进退无据。他们不想干民工干的，何况机会已越来越少；可他们又干不了年轻人干的。下岗后他们将无处可去。

　　知青一代转型的困难还在于他们缺乏市场经济的概念。他们有过中国传统的教育，儒家的轻商在他们思想中留下过痕迹；他们许多人也看见过工商业者如何在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被剥夺财产和整得声名狼藉。革命的教育教给他们的是理想主义和平均主义；长大要当工人农民，而不是当生意人赚钱。因此在1980年代这代人也和许多中国老百姓一样厌恶经商牟利，视跑单帮、干个体致富的为不正当发财的人。当然，他们也就同时放过或无视了许多可以开展自己经济事业的机会。更关键的是，社会主义是他们所曾生活过的唯一经济制度，即便不喜欢，他们也熟知其好处：铁饭碗、公费医疗、退休劳保。当邓小平要打烂铁饭碗、“摸着石头过河”含糊地向市场经济转型时，为着工作和生活的稳定，这代人更倾向于留恋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对大回潮回城的800多万知青来说，向市场转型尤其困难：他们缺乏市场经济的知识，更不能在生活尚未稳定就又被推向不稳定。他们已饱尝农村的艰辛，需要的是时间和收入来平复心理的伤痕和重新适应城市生活。只要社会主义能支付活得下去的工资，那么他们就更没有转型的紧迫性。

　　但知青一代绝难想到社会主义经济会随改革而陷入泥潭，连自身的存在都已成根本性问题。中国改革以来的最大成就不是国有经济体系内的改革（其实它还没改），而是在它之外另外造就了一个日益超越它的非国有经济。自1980年代，中国的乡镇、私有、合资、外资企业飞速发展。1998年底中国有23.8万家国有企业，而外资合资企业已达32.5万家，并且它们的工业总产值已与国企半斤八两。国有经济企业因资本缺乏、劳工过剩、效率低下而成了改革中的最大输家，并在非国有经济的挤压中江河日下。而为了存活和向工人支薪，国企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国家银行借钱；借不到时便只有发明自己的措施减少开支。从1980年代中晚期起，不少单位就开始请怀孕女工休1－3年的长期产假、拿50－70％的工资以减少企业支出。更多的企业乾脆请35岁以上的工人提前退休，领相当于原工资60－70％的退休金。在实行这些措施的过程中，知青一代首当其冲，因为他们中的老三届大多已在年龄的切割线之上。1992年中国决定性地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下岗便成了工业、企业裁减冗员的标准化手段。在下岗的覆盖面中，知青一代因年龄偏大和文化偏低而成了最脆弱的一群。1996年，据中国官方统计共有750万人下岗，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71％。中国最大工业城市上海下岗人数最多，其中56.8％的年龄在35－45岁。下岗工人的教育程度与年龄结构清楚地表明：知青一代是下岗政策化以来首轮下岗的主要对象。上海女工陈洁的例子最能说明知青一代人在下岗中的脆弱。1969年陈洁念完初一后下放去了云南西双版纳，1979年陈洁在知青大回潮中回到上海，进了大中华橡胶二厂。她工作积极，入了党，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厂里会不要她。1993年她40岁时，厂里效益不好让她下了岗。在这之后她申请过不少正当的工作，可总是被嫌没技术或年龄大而遭到拒绝。她花了积蓄摆过服装摊，可因生意太冷清而不得不收摊。她感到命运的残酷，但为了读书的儿子和病中的父母，她还得把日子过下去，继续找工作。后来陈洁做了家庭服务员，从那儿又做到了居委会主任，成了1998年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召开的全国下岗职工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期间所表彰的下岗后再就业的榜样。

　　但更多的知青一代下岗后没能攀升到居委会主任这一级，尽管它在城镇中连芝麻官都算不上。北京女工章桂英是69届的初中生，有着与陈洁一样的年龄和教育。她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9年，回北京后在一家化纤厂干了14年，1992年39岁时下了岗，而家中的知青战友丈夫已久病长期卧床。章桂英痛哭过，找过上级、上级的上级、直至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可回答都是千篇一律：改革必然伴随着个别人眼前利益的牺牲。最后，下岗后的章桂英干上了家庭服务员。北京男工赵永旺的经历则最好地说明男知青一代下岗的可能遭遇。他是68届初一，去陕西榆林插了10年队，回北京后在运输公司开了14年的三轮摩托“小蹦蹦”，爱人也是知青。当赵永旺的公司在1993年因私营运输业的崛起而被从前门挤迁去丰台农村时，他下了岗，才40岁出头。他看过一年大门，摆过半年菜摊、一年水果摊、一年多水产摊，最后开了个修鞋摊。陈洁、章桂英、赵永旺的下岗经历清楚地说明：知青一代过去久经的苦难，正是他们今日可持续发展苦难的源泉。

　　五结论

　　从下放到下岗，知青一代人的生活充满了不幸。不幸不仅在于他们从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还在于时代的发展让国家也没有选择。毛泽东的革命要把中国建成一个理想的平均主义社会，不平均，革命便没有意义。可中国落后与贫穷的人口基数太大，因此在只争朝夕的速度内使社会平均的结果就只能是下降式的知识份子劳动化，而不是上升式的劳动人民知识化。当毛泽东在文革的狂热中把这一理想推到顶点，再加上累积如山的就业问题，城市的知识青年就别无选择地下放、为就业问题牺牲、为革命的平均主义向贫下中农看齐。邓小平的改革要把中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而现代化首先必须提高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可国有经济的毛病积重难返、改革不力。当非国有经济在技术、效率、市场、收益甚至尊严的挑战中把国有经济逼到崩溃的边缘时，国有经济只有减员增效、规范破产、兼并改组、以市场机制来重建自己的地位。因此，低文化的知青一代在减员中就别无选择地下岗，为现代化的效率牺牲、为改革承担成本。从革命到改革，中国的时代变了，但这代人的贫穷没变：下放时他们甚至挣不够钱糊口，而下岗后直至1990年代晚期他们难以养家，平均每月只能领到250元。

　　作为个人，知青一代既不是共和国最艰辛的，也不是唯一下岗的。45万右派份子比知青更惨。但两者的不同在于：右派是同代人中的一小部分，因毛泽东人为的政治偏好而遭流放；而知青是同代人的绝大部分，因时代的压力而下放下岗。改革也使不少知青的父辈提前退休或下岗，但父辈们大部分时间已享有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且下岗或提前退休时已在老年的边缘。而他们的知青儿女辈下岗时还只是中年，既没来得及享过社会主义的福，又没攀得上改革的时运。进入1990年代，文革后的一代也有不少人下了岗。他们既是因企业的不景气而为改革所自然淘汰，也可算是因个人的能力而下岗：因为他们从懂事起就已生活在改革年代，没有被耽误过。而知青一代人却被共和国的政策淘汰，为历史下岗。作为社会群体，知青是共和国最不幸的一代。

　　当然，知青一代里也有不少成功者。一小部分人受到了父母权力的荫护，在毛泽东统治下没有受罪，在邓小平时代乘风直上。正如辛灏年指出：他们是60年代的红卫兵领袖、70年代的工农兵学员、80年代和90年代的党政高官、军队将校、国企老总、放洋先驱、父母革命事业与职务的真正接班人。然而，大部分成功者是靠自身的努力。有些在毛泽东时代靠乡间的苦干而被推荐念了大学；更多则是在艰难的条件下自学，在邓小平时代有幸考上大学。这部分人在80年代和90年代很多成了教授、作家、导演、艺术家、官员、甚至洋博士，但他们是知青群体命运的例外。他们靠的是自强不息，而不是社会的正常赐予。还有些人有过些微的成功，靠工作表现和个人才能当上基层干部或经理。1980年代初年，他们没有大专文凭，晋升的阶梯就已被推倒。

　　然而，上过大学和能在改革中吃香喝辣的人毕竟是知青一代的极少数，绝大多数知青没能逃脱时代的命运。从下放到下岗，国家向他们强加了30年的艰难，因此，国家应该向他们补偿。国家不能以改革要牺牲个别人眼前的利益为藉口而置他们于不顾，他们也绝不是晓剑与郭小东所说“不具备与国家与时代讨价还价的条件”。下放下岗不是他们的错：他们的没文化、没本事是由毛的革命所造成的，而没钱没地位则是由邓的改革所赋予的。即使国家在1970年代末让他们大回城，但那也是恢复了他们的身份而不是补偿。国家在1990年代中期开展了再就业工程，要“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切切实实落实到每一个下岗职工身上”。但也正如上海百万国企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实际所显示的：低文化的知青一代大多只能在服务性行业再就业，是糊口的再就业，不是新生的再就业。河南的一家企业买了300辆三轮车让下岗工人满街蹬，对知青一代来说，这种再就业只能是心酸的笑谈。

　　知青一代应该得到补偿，不仅因为国家的政策对他们一直不公，还因为他们不成比例地承担了革命与改革的社会和经济成本。而补偿也变得越来越是个严肃的问题，因为这代人已经没有未来：从“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发展越来越要求高程度的教育、专业化、效率。但不幸的是，改革没有给中国的社会带来一个平衡的现代化：有本事或没本事的人以正当或不正当的途径发了财，而许多老百姓却没有跟上发展，因历史受难的右派、知青及许多人则鲜有受益。虽然发展是硬道理，但社会正义也是硬道理，否则发展至多只有半吊子意义。知青一代的遭遇呼唤中国建立公正、规范、一贯的补偿制度。对这代人，国家至少应该以津贴为他们组织以现代化知识为主的成人教育，使他们当中愿深造的人在退出中年前还可以攀得上改革带来的新机遇；以津贴为他们建立社会保障基金，使他们在市场经济中失去竞争力后仍可过得上小康。当然，建立补偿制度并不容易。但中国不能只有邓小平的“向前看”，也要回顾共和国历史的连续。既然有毛一代、邓二代、江三代革命领袖的起转承接，那么毛制造的社会问题、邓带来的社会麻烦也应在江核心时代得到处理，处理不完再继续下去，因为这是政府责任和社会正义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