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见：儒学败落，势在必然

众所周知，秦皇的焚书，对于儒学的打击是毁灭性的。除了农学和医学书籍之外，大部分属于儒家文字的典籍都被焚烧了。

儒学传统教义的继承在秦朝焚书后出现了真空阶段。

恢复前人学说的重担落在了西汉初期的读书人的肩上。可惜他们未能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待到西汉大儒董仲舒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已是文痞的霸道行径了。

董仲舒之后的儒者，也许是为了增强其注解和训诂的说服力，将正统的儒学和不入流的鬼神阴阳联系起来，居然也能自圆其说。一时间儒家的各种经典都和阴阳五行搭上了关系，连《诗经》这样纯粹的典籍也未能幸免于难，各种经书被注得乌烟瘴气，儒学被弄成了一个畸形儿。

当然，孔丘最初对《诗经》的传注也是有问题的。其后的追随者有过之而无不及确乎也是事实。天地鬼神钝化了学者的思维，使得他们除了伦理纲常，就再也念叨不出什么有新意的内容。

当时的儒者，只是竭尽全力于前人学说的恢复和继承，忽视了可能也是无暇顾及对前人学说的发展。这时的儒学，虽受到一些头脑清醒的学者的批判，但是由于有汉武帝的诏书作尚方宝剑，它的地位一时难以撼动。

儒学被御用，但其拘泥旧式，不思进取的特征未变，其后视本性与禁锢本性未变。没有发展，没有新东西能够赢得人心，导致儒学变得既不能救世，亦不能自救，慢慢就成了强弩之末。

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魏晋时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汉代独尊的儒学在魏晋时期走到了穷途末路。复杂、动荡的社会政治环境，帮助魏晋人跳出了传统的伦理道德的约束，提出了许多关于宇宙、哲学、人生的大胆的见解，一改思想界因循守旧的沉闷的风气，而呈现百花齐放的景象。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儒学日渐式微，趋于衰败的同时，老庄、佛学、道教兴盛起来。尽管当时的许多观念现在看来是颓废、荒谬和玄虚的，但是却对其后唐宋思想文化的繁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魏晋之前，东汉桓灵二朝的皇帝都是小娃娃，而且宦官得势，一手遮天。所谓的“十常侍”，把玩朝政，媚上欺下，结党营私，陷害忠良，卖官鬻爵，朝野内外，怨声载道。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学生血气方刚，最易激愤，于是掀起了以太学生为主体的激烈的抗议运动。

青年太学生，是将来的朝廷官员。他们的不满，势必影响到朝政根基的稳固。所以接下来的党锢之祸，将优秀的读书人，处死的处死，充军的充军，流放的流放，偶有侥幸逃脱的，也大都远离庙堂，避祸江湖。宦官们的兄弟亲戚纷纷填缺，遍布州郡。

残酷的现状，使大批读书人不敢再谈国是。名士们只能归隐田园，寄情酒色，闲谈取乐，遁世避祸。

农民与朝廷的矛盾激化，使得张陵的五斗米道和张角的太平道都成功地用宗教幻境将农民们团结起来。十余年间就有了遍布八个州的数十万教众。他们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一时兵戎四起，战火不断，读书人做官的前景愈加阴暗。

曹操出来，稍稍稳定了当时的局面。曹操并不看重儒家所强调的伦理道德、繁文缛节，一纸《求贤令》，不管你是否卑鄙下流，寡廉鲜耻，只要有一技之长，就加以收用。

曹操的做法给了儒家几百年伦理道德的基础以沉重打击，也给看到了些许光明的读书人们当头一棒：只要有才，强盗流氓也能做官，我恪守这些三纲五常，条条框框又有何用？

在曹氏政治之下，村夫、走卒咸鱼翻身，登堂入室，出身卑微，照样得授权柄。而一些儒者，像孔融、杨修、弥衡，却没有得到什么好的待遇和下场。

曹丕登基之后，又和乃父有所不同。曹丕追慕黄老之风，推崇无为而治。“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连守节都贱了，儒学的衰败可见一斑。

晋代后期，社会又陷于动荡。先有八王之乱，后有五胡之乱，非主流的少数民族文化流入中原，给长久沉闷的思想文化，注入了新鲜的空气，对儒学构成更大的冲击。

读书人再也看不到遵守儒家伦理道德的前途，找不到积极救世的道路，陷入了消极颓废的境地，因此玄学的兴起，老庄的盛行，佛、道的传播，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以“固守等级”为核心基础的儒学，在魏晋这段中国思想史上的特殊时期最终土崩瓦解，后世再注强心剂，也没有用了。

179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