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韩士栋，河北唐山丰南区白石庄人。是北京房修二公司的退休工程师。我是个农民的儿子，年轻的时候不但没钱上学，连吃饭都成问题。为了谋生，我十五岁就迈入了硝烟迷漫的黑暗社会。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我难以想象将来会成为一名工程技术人员。孔子说：“吾十五而志于学……”，十五岁的我，实际才十三周岁。我也想“志于学”，当时我向邻居借了五块钱，就从老家偷偷跑出来的。跑到南方投奔我的舅舅，当上了一名修铁路小工，那里敢奢望上学？1936年我在浙赣铁路衡桂段咸水桥施工。工地主任工程师是我的老乡，繁重的苦工中受到他好多的照顾。在“桥工处”将要解散，我将面临失业威胁时，周工程师给我开了一封介绍信，要我去桂林找“中华职业教育社桂林分社”的社长杨扶青。自此，我终于找到了一直向往的学习环境。

中华职业教育社是黄炎培先生开创的，他早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教育司长。1915年赴美考察教育。1917年在上海发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任董事长。非常幸运的我，进入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后不久，杨扶青先生就在桂林文昌门里三皇巷筹备成立“中华营造厂”。 黄炎培董事长任命杨扶青担任经理。“中华营造厂股份有限公司”募集了十万股金。其宗旨是：招收难民进厂，承包建筑工程，解决一些难民的就业问题，还将一部分工厂赢余，用于救济流亡的学生和难童。更幸运是我在“中华营造厂”半工半读时，能在杨扶青经理身边工作和学习。使我认识到了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国家栋梁之材。

杨扶青先生年轻时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和周恩来、邓颖超是同学。在日本留学时学的是水产专业。杨老处处克己奉公，宽厚待人。为支持杨扶青经理的工作，营造厂第一次董事会决定为他买一辆人力黄包车。可是他一次也没坐过，每天仍然是骑着自行车上下班。公司有一部带帆布棚的“福特牌”三吨卡车。为了跑工地方便，杨扶青经理就在卡车上办公。到了目的地他叫大家去住旅馆，自己就在车箱里支起蚊帐和行军床。晚上点起蜡烛或马灯连看文件代看车。当经理的他吃饭从来不“下饭馆”，都是叫同事吃完饭给他带点干粮和一暖瓶水。公司来往信件较多，凡属于个人的信件，他都是用自己的信封、信签和邮票。连一张信纸都公私分明，不贪不占。营造厂第二次董事会决定为他买一辆小汽车，司机把车领来他还是坚持骑自行车。他说：“前方战士浴血奋战，打仗多么需要汽油哇，一滴汽油就是一滴血呀。”司机没事儿干，就在院子里浇花、搞卫生、当勤务。老一辈的志士仁人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令我钦佩也使我奋进，努力学习，刻苦敬业。不久我就成了滇缅铁路云南段“中华营造厂股份有限公司”的技术员。“滇缅铁路”是一条在地图上无法找到的铁路线，和它同时期修建的“滇缅公路”，却被誉为“抗战生命线”而举世闻名。为了运输援华抗战物资，在云南境内修筑了全长八百多公里的铁路，出动30多万以云南为主的全国劳工，这个工程共伤亡了10万余人。每根枕木就等于是一根骸骨。1942年5月日本侵略者从缅甸杀入了滇西。为了防止日本人沿着铁路顺势侵入，国民政府又下令炸毁已经修筑好的路基、桥梁和隧道，以致全线停工，滇缅铁路督办单位也撤回内地，滇缅铁路功亏一篑。

“中华营造厂股份有限公司”在昆明的办公地点，每天都要接待许多流亡的学生，营造厂成了难民营。学生的食宿都在公司。愿上学的负责安排桂林学校入学。愿去延安的负责联系交通工具和路费。杨扶青经理每天早晨六点起床，先把头天穿的衣服泡在盆里，然后打一套太极拳，回来再洗衣服。早饭铃一响他就和学生们一起去饭堂吃饭。他在办公室工作，无论天气多热，都是穿戴整齐，连制服的领勾都要扣好。无论接待各类来访，一律平等待人。1936年郭沫若、张有愚、贺敬之……都来过桂林并住在公司。贺敬之曾经在我住的宿舍里留宿过很长一段时间。1938年周恩来特意到桂林分公司看望杨扶青先生。杨老向周恩来提出要加入共产党。周总理说：你留在党外比在党内起的作用还大。为了革命大业，还是作你的民主人士吧。

1945年日寇投降，46年杨扶青先生受民国政府的委派到了北京，在老东单邮局隔壁办公，接收日本在华的农田水利部。“中华营造厂”的项目经理韩立斋也要代表民国政府到北京接收日本在北京的铁甲车部队。韩立斋出发前对我表示囊中羞涩的窘状，我把几年的积蓄全给了他。1948年韩立斋在北京通知我，他的铁甲车部队有个技师空缺。因为我一直是技术员，所以我就成了北京铁甲车部队的“军荐技士”。194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平津战役”。只用了29个小时就攻克了天津。北京完全陷入了包围之中。傅作义一面宣传“与城共存亡”一面和中共代表秘密联系，商谈和平解放的事宜。这时国民政府在天坛和东单赶修了两个临时飞机场，是为政府要员准备逃跑用的。就在这时我听到一个令我费解的消息：杨扶青先生和其他政府要员做飞机跑到香港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扶青先生托人给周恩来总理带信要求回北京。总理回绝说：你目前不要来北京，你先到上海与邓颖超联系。什么时候需要你，什么时候你再和邓大姐一起来北京。我想，也许这些都是党的安排，杨扶青先生从来都是克己奉公的人，这种人，无论是什么时代都是社会急需的人。我当时在傅作义的铁甲车部队里还是负责修桥补路。我身边的副官就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他暗示我们：只要保住装备顺利移交解放军，我们就是北京和平解放有功人员。

北京和平解放后我被整编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铁甲车部队，由于我当时患了很严重的肺炎，并大量吐血，部队给了我一大笔钱要我住院治疗。我对自己的病情感到很绝望，于是要求复员回老家养病。部队不但发给路费还颁发了“北京和平解放有功人员证明书”。一年后我在老家养好病后就又到北京加人了解放军后勤部营房科。我一直享受工程师待遇，到全国各地建营房，还参加过甘肃发射塔基建工程。后来又转业到北京房屋修缮二公司作建筑工程师。

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成立后，杨扶青先生来到北京任参事。后来又被派他到河北省农业厅当厅长。国务院成立水产部后，许德珩任部长，杨扶青任副部长。那时，他在西单办公，家住东城区遂安伯胡同九号的一个大院里。国家给他派了七个勤务员，他只留下两个人，一个司机一个厨师。他叫司机当门卫兼管收发，只有国务大事他才肯坐汽车。自己平时仍然骑着自己的自行车去办事儿。那时，我住在崇文区草厂七条。这位副部长时常骑着自行车到我家来串门。

文革期间，正、副部长全都靠边站了。杨扶青老先生更是“在劫难逃”。后来在周总理的关照下他住进了“友谊医院”。这回，该是我骑着自行车去医院看望他了。

不久我也受到了抄家和批斗。我是傅作义部队的技术人员，当时授的是少校衔，虽属下级军官，但在“文革”中却被列人了“历史反革命”的行列。本来我起义整编到解放军后，就应该享受“革命军人”的待遇。但在那动乱的年代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不久就被“红卫兵”遣送到老家白石庄又当了农民。

粉碎“四人帮”时，杨扶青老先生每天都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当他看到“四人帮”受到应有的惩罚时，一高兴激动地得了脑溢血，从此撒手人间了。杨扶青老先生给我留下的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回忆。通过杨扶青先生的经历，我体会到：人的能力有大小，做人比做事更重要。

落实政策后我又回到了北京房修二公司，恢复了工程师的职务直到退休。改革开放后祖国到处百废待兴，北京第一次修复多年被认为是“四旧”的古代建筑。俗话说：“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我被邀担任了潭柘寺修缮工程的总工程师。中国的古代建筑凝聚着世世代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承托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和精神寄托。

我搞了一辈子建筑，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河河，历经了人生的坎坎坷坷，虽然没有挣得任何产业，老前辈为我们留下了优良传统，我感到精神的财富是无价的。我虽然没有任何“名望”，但我感到人生在世我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我希望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能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我是农民的后代，白石庄是我的故乡，改革开放后故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这种变化来之不易，每个国人都有义务继往开来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韩士栋口述  韩昌凯整理  2003年4月29日

 此文以被丰南县志收录       先父韩士栋生于1915年10月20日，卒于2007年5月18日，病故于北京，享年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