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华一

　　其一、中国的大一统与联邦主义的历史现状及演绎

　　这个话题历史以来论述者众，从清末至当今一直是诸多人士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且，这个话题往往与中国宪政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因此，离此历史背景讨论便失却意义（“联省自治”主张也是联邦或邦联主义之“中国特色”）。清末民初时有梁启超、熊希龄、胡适、蒋百里、吴稚晖、章太炎、张君劢等众多大家的主张和论述，连孙中山也都主张过联邦制，而且，联邦主义者多以美国国制作为参照系，因此，联邦主义在中国的历史状态下受到形塑之可能性的挑战。在民初的十几年里，各地、各派系都作了很多努力。实践方面比如湖南的省宪制定，陈炯明推崇的“联省自治”，都无法完成实际之形塑，其实也就是法无可用。

　　孙文革命历经挫折和坎坷，以中国历史条件和人文状态，矫正众多联邦主义不切实际、不合国情的主张，以共和宪政思想，立定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均权主义，也即“統一的專制帝國進入統一的民主大國，要民主，也要統一”。[1] 其意义显而易见，这就是：1、符合当时国情。那时的联邦主义主张者多是军阀和地方政治势力，其背景多有帝国主义国家作后台，比较美国的联邦制，我国的联邦或“联省自治”除造成军阀割据被强化外，并无良性机制使国家形成有效的联邦政府，而是以实力逐鹿中原，争夺权利地盘，维护和壮大各自利益，强化割据的权利；2、清末民初，弱势政府被进一步削弱。与美国不同，民初的政治形态可说是无政府主义时代（政府或政权被军阀势力作为可资利用来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作者注），无论哪一个军政集团上台均不能以联邦的方式使各势力平息纷争。不管是袁世凯、段琪瑞、曹锟诸军阀，或者各地政治团体和地方政治势力，若非孙文，均不能让国家从离心离德，归抚至同心同德。为自己利益所在，一是玩弄宪法，二是实力相抵，不愿妥协与让渡；3、民权与宪政的正确关系。孙文的民主主义体现于宪法便是“主权在民”，而其民权主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保护和落实民生主义之“平均地权”等社会再分配任务。就中国当时的国情，平均地权的主张若无落实，则无法彻底改变人民与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的地位和关系。我们很难想象，象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据当时人口比例绝大多数，工商业尚无吸收“过剩劳动力”能力的国家，仅一纸宪法，就可使国泰民安，富业兴邦！而当今许多“宪政主义者”只把眼光局限于宪政、民主、契约、道义之上，不顾现实地认为当年若各方彬彬有理、谦让理性，就可以使中国免于列强相争、军阀混战，这类似于孔夫子希望战国七雄停止杀伐，恢复周制一样，到头来只是南柯一梦。从根本上讲，孙文的“主权在民”和“平均地权”的主张，是他与各军阀势力的最大的裂隙，是不可调和的最为重大的障碍。例如：袁世凯就集大军阀、大政客和大地主为一身，其人在所辖的河南彰德、汲县、辉县等地有田产4万亩左右，仅彰德一地，便占该县所有耕地的1/3以上；徐世昌在辉县也有5000多亩地；曹琨兄弟在河北省不但佔有大片田地，而且垄断了当地水利事业，等等 。[2] 土地问题的根本解决这样一个庞大的历史命题，交由对土地问题毫无系统论述和整体规划，甚至熟视无睹、毫无兴趣的各地军阀去处理，那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再说美国，国家统一后民权问题则是其首要问题而非民生问题，这是因为美国的南北战争实际上是一场工业革命的战争，北方工业兴起冲击旧制度的桎梏，激化了南北新旧制度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冲突，从而暴发一场国家统一的伟大战争，而且，美国统一后也不象中国这样存在这么多山头林立的军权利益集团和政治利益团体，也不面对这么多外敌国家的侵略和瓜分。统一后的美国以其工业在国计民生中的地位，至于各邦共识的形成，因此联邦自然而然地形塑起来。加之美国不缺土地，不缺粮食，这从南方各邦农业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的败落过程中可以看出。中国则是个农业大国，到清末民初之时，乡村社会已经极度衰败，民族工业资本虽借机于一战时期的间隙有所兴起，但尚属稚嫩脆弱，更无法替代农村经济的主要作用。所以，那个时代更为急切的任务，是土地的再分配，以拯救民生和整个乡村社会结构的崩解。[3] 这个看似与单一制和联邦制几无关系的命题，实则造成共和宪政与军阀权政的巨大分歧，也是后来孙文革命与军阀权政最终的搏奕。

　　我个人看法是，孙文由其《致郑藻如书》、《上李鸿章书》之时，即把民生问题的解决作为终极目标。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夙愿的重要一点，也是因体恤民生疾苦，以重建中国社会人文，以期中国富强而造福于民。民本主义，是其革命的初衷。[4] 但孙文知道，满清王朝由其固有的顽疾，落后的体制，无法将中华民族从苦难的渊薮拯救出来，从而不断寻觅救国之道。其后，这便成为一整套的、完全彻底的民权主义思想的形塑的主因。而军阀势力依附于满清王朝和帝国主义势力形成割剧之实（清末军阀和地方政治集团在财、政、军方面完全自成体系），至清亡而显露本形，成为国民革命的最大阻力，与孙文革命在本质上处于敌对状态（所以孙文同时也得不到外国支持——作者按）。孙文革命，在那么一种内外夹击之下，要么放弃革命的远大目标，与各势力妥协，让革命团体沦为军阀一类，割据一方，并与之展开旷日持久的明争暗斗（“联邦主义”——作者按）；要么继续革命，坚定不移地去实现内争民权，外争国权，从而达到三民主义的政治目标——“民族独立”、“主权在民”和“平均地权”，以拯救整个中华民族（共和宪政——作者按）。

　　在孙文《三民主义》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强烈的反帝国主义、反专制主义和追求民主宪政的政治取向。由于辛亥革命的成功，使社会上民族主义情绪和对帝制专制的愤懑情绪暂时被掩饰起来。这一时期，与之相对应的是大开共和宪政之风。但当时的政、学、军、绅各界，有一个共同的自我误读、错判形势的现象，这便是仿佛一但宪政开启，中国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中国宪政民主于斯便垂手可得了。而且，孙文所在的革命党还主动地解除武装，以期宪政的实施和平地进行（这一点也恰恰被当今“学术阴谋家”故意忽略之——作者按）。但袁世凯虽作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其它军阀势力和省治政治势力以及革命党势力却仍然各执一方，国家安定潜藏着巨大的未知因素。这一时期统一的话题虽占主流，但各势力却是绝无被“统一”的心思，包括当时取代了孙文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职的、左右当时政局发展方向的袁世凯本人，也是在营造共和氛围之下，暗中向帝国主义国家借款，以加强武备，其用心于后不过二年便暴露无遗。宪政主义者宋教仁寄望于各方理性从而以宪政为目标，以期宪政之道引领中国政治走向安定发展之路。包括宋教仁在与孙中山争论总统制立宪或责任内阁制立宪时可以看出，那时以宋教仁为代表的宪政主义者，表现出更多的是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倾向，这也是宪政主义者的路越走越窄的原因。终于，在上海火车站由袁世凯赐予的三声枪响，结束了总统制与责任内阁制的纷争（表象成功的纸糊的云阁无法抵挡风雨满楼——作者评语）。数月之后，孙文挡不住革命的国民党人的强烈述求和满腔怒火，也便率党挚起继续革命的旗帜，掀起“护法”而后又至于“护国”的、对旧势力军阀主义的战争。联邦主义也便同时获得机会，从此再度活跃起来。（参见：影视片《走向共和》——作者按）

　　我们从历义演进中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脉络，它远非什么偶然事件可以解释，宪政之路的坎坷始于清末军权政治的祸端。由当年的“宪政主义者”和当今“学术阴谋家”共同制造出一个巨大的谎言，说孙文革命引入了暴力革命，所以中国辛亥以后才会出现军阀混战乃至共产暴力革命。“学术家”尽一切伎俩找出孙文革命与暴力政治之间的“蛛丝蚂迹”，以证明孙文革命的所谓的“错误”，使中国原本可以实现的责任内阁制立宪行宪，仰或联邦，仰或“联省自治”，夭于未成之时。真是这样的吗？这里，先说“革命”与“暴力”从词义上本是完全的不同，由古代的汤武革命，中国革命即确立其正义的含义，孙文也常将推翻满清专制（君权神授、内法外儒、极权政治、世袭制度）与之比较，更别说有世界民主自由之潮流的涌起。孙文革命怎能与“暴力”相提并论呢？“学术阴谋”先是证明暴力的不义，再将之嫁接到革命之上，泛言曰：“暴力革命”！这样偷换概念，鱼目混珠，于是抹黑孙文革命；再则，孙文虽首倡革命，但并非孙文首先使用军事力量干涉政治，这个以军权威胁政权，最终必以传统方式取代政权的行为，在大清朝那里是早就表现得狰狞露骨了。洪秀全的暴动、义和团运动等轰动朝野和中外的重大事件算不算暴力？从洪秀全到义和团，从根本上动摇了满清国力，并导致满清从此一厥不振，使外敌入侵如入无人之境，使满清政权根本的腐朽彻底败露，是促成满清立宪救亡（本朝兴亡——作者按）的肇事之源，那么，据此逻揖，是不是可以说“暴力革命”促成了立宪的历史条件的形成？再说传统，与历朝历代君主专制统治一样，“……清末政治危机达到顶点时，1911年10月27日，陆军第二十军统制张绍曾、陆军第二混成协统领兰天蔚等向清廷奏称：‘今日军民所仰要求者，惟在改革政体而已。’并提出以英式君主立宪为蓝图的12条政纲。11月1日，张绍曾再上一折，宣称以兵力为改定宪法之最后手段，再次要求组织责任内阁、取消宪法大纲，由议会制定宪法。这是近代中国宪政化进程开始后，士兵开始与宪政打交道的第一起事件”；[5] 这个事件的发生与孙文没有半点必然联系吧？是你那“体制内”专制主义政权之下的、传统的（清兵）儿子打老子吧？你是不是要说是受了孙文革命影响？可孙文那么弱小的军事起义活动怎么就能影响到你大清朝那庞大军队了？你那军队怎么就那么地弱不经风——人家一打喷嚏你就感冒？不管是历代专制政权或满清王朝，每及政治腐败、经济衰落、文化枯竭之时，没有不发生“武装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的，怎么就死皮赖脸地赖上孙文了？

　　我们再来看看那军人（清兵）的政治述求：“今日军民所仰要求者，惟在改革政体而已。”[6] 这么说来和孙文革命目的性几近相同了，均为“军民所仰要求者”！“学术家”们，这又作何解释？可否谓之曰：暴力革命？那么又是从何处“引入”的？没打起来就不算数？理由真多！可是厚颜无耻！试问：就算是没有孙文革命，这些“革命”又会不会发生？取什么样的史观和论据证明它不会发生？

　　再来看看军权政治是怎样主导民初宪政走向的：“……掌握政治权力的是军阀，这些军阀至少在形式上不否定宪法的最高性及宪政体制的权威性，但在实质上则奉行以强权和实力作为政治游戏的最高规则”。[7]（千万不要又来个只取“形式”，不重“实质”？！——作者评语）

　　“……在经历了这种以立法权为中心的短暂的激进自由主义宪政试验以后，民国的各种社会政治矛盾开始出现：地方与中央政府的离心力越来越大，中央政府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危机是这种离心力的测量仪……”[8] （其实这时“各种社会政治矛盾”本是潜藏多时，而此时是“浮现”而不是刚才“出现”出来——作者评语）。　

　　果然，“唐绍仪内阁后，陆征祥第一次提出的内阁名单被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否决，1912年7月26日第二次投票时，段祺瑞领军警至参议院，名曰监督政党，开创了议员在刺刀下生存的先例。”[9]（请注意：这可不是孙文革命的刺刀，而是军阀的刺刀！你千万不要说是孙文命令军阀们端起了刺刀啊！——作者评语）……

　　这些才是问题的本质。这些军阀以武力作后盾，于清末民初之表现为既是保皇派，又是立宪派，继而又转向革命派，其政治取向随利益的转化而转化，随形势的转变而转变，先于保皇与立宪间摇摆不定且暗营私利，在辛亥革命期间又于保皇立宪与变法革命之间左右权变，首鼠两端，这已被孙文予以痛斥和揭批。再次就是袁世凯仗着军事力量称帝，彻底摧毁了袁伟时、芦荻、张耀杰等体制内学者所聒噪不已的那种所谓的“宪政”的纸糊楼阁。（拿来骗人的东西根本不可能做成真的，否则谁会傻到把自己的真东西拿去砸坏的程度呢？世界上只有毛泽东一人而已，比如“人民公社”、“反右”、“破四旧”、“文革”……，可民初时的毛只算个毛——作者评语）

　　军权政治是大清传统，从清兵入关以来就以杀戳和屠城尽展于历史，而北洋军阀本身就是清兵，这一点可别说着说着就忘掉了？唱戏走调可是不受欢迎的啊！怎么就针对孙文一人？说孙文引入“暴力革命”从而终断了所谓的宪政的步伐，其实，由大清而来的北洋军阀的历史中可见这种必然性，而非孙文。由于这些闹轰轰的军阀势力从清朝末年以来一直没有中断过对政治的干预甚至取而代之，并且，在民初以后的十几年中，实际上主导了整个的制宪与行宪的全过程，中华民国初年的宪政之路，最终就藏送在这些北洋军阀（清兵）的手里（譬如袁氏称帝、张勋复辟、段其瑞毁宪、曹锟贿选等——作者注）。虽然孙文有北伐护法、护国的革命行动，但那首先是孙文革命必须的继续，但也没有撼动过军阀的军权政治。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蒋公中正继承孙文革命，打倒军阀势力，初步统一全国为止。这也是中国必须“大一统”的正当理由和唯一结果。所谓联邦（或曰：“联省自治”），所谓非暴力的“宪政民主”，于当期军权政治的历史条件下不过是痴人说梦！而今旧话重提，用以否认孙文革命，则更不出其“学术阴谋”之外！不过是当今“体制”诋毁革命、害怕革命而已！与宪政主义、联邦主义其实没有半点关系。

　　其二、孙文革命与民主共和思想之历史意义

　　孙文革命由其历史性若不能继以完成其全部进程，则无法获得一个良好的制宪行宪的国内、国际环境，亦不具制宪行宪的内部、外部条件。那么，以清末及民初十几年有目共睹的社会现状，朝野纷纭变乱之时态，上下各自脱节且激烈冲突的政治经济关系，若是一日不能结束其乱局，亦即一日无法行宪，那么，所谓制宪、尊宪、行宪又何从谈起？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耶克（1899-1992. Hayek，Friedrich August）曾经谈到：“良好的社会不是简单的依赖于在政府所提供的法律框架内追求私利，相反，它依赖于一套复杂的法律、道义传统和行为规则的框架，这套框架的特点应该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理解和赞同。”[10] 制定法是个制度设计的问题，它的实现首先基于“法律、道义传统和行为规则的框架”。民国初年的那些日子里，由于清朝统治的溃败造成社会总溃败，法律、道义传统和行为规则几被破坏殆尽。特别于义和团暴乱之后，中国的人文秩序已经毁坏，加之乡村经济日益衰落，大量人口流离于市或沦为难民，青壮流于贼寇。那时以降之年月，中国非文盲人口比例一直在人口总量中仅占10%以下，多数家庭挣扎于饥寒交迫之中。1920年广州军政府时期孙文即尝试过县（市）级选举，但终因社会文化、交通、经济力的不济而无法完全。而宪政，若无民权的实现，即人民参与权，则是空中楼阁的宪政（清末君宪即为活例）。大英帝国经英国议会民主制的奠基人克伦威尔的革命造就民权的初生，军队不由私人和小集团掌握（议会军队），再经后来“光荣革命”的“虚君立宪”，英国两院制宪政制度发挥效力，方才使国家安稳下来，再难出现诸如战争杀伐的大规模武装革命，可以说，假如没有克伦威尔的革命，所谓的“光荣革命”也难以有所作为或根本就不会发生。抑或是革命造就了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大英帝国终于从此走向“日不落”帝国的盛大景象。拿破仑打遍欧洲，却把一部《拿破仑法典》传遍欧洲，使宪政制度得以确立，使许多欧洲国家得宜良多（虽然法国人自己对宪政比较麻痹）。所以，革命未必是坏事而是好事，革其旧制，命其良善，有何不好？（学习英国宪政首先要学、要解决的是怎样落实民权的实现，与什么“联邦制”或“单一制”之选择没有太多的必然联系。爱尔兰共和军在大英之下不是也打了很多年吗？英国不也是联邦主义吗？也不是一联邦就什么都好了吧？——作者评语）

　　中国实际状况而言，民主共和体制是好上加好。我们前文中已经大量讨论过，在中国军权政治的变乱格局之下，是不可能通过联邦或“联省自治”实现和平转型，从而达到制宪行宪的理想国状态的，这一点已通过袁世凯、段琪瑞、张勋、曹锟这些口喊宪政，实施军权权政的野心家的不断破坏所证实：中国的宪政道路本是难以通过单纯的改制——立宪，从而得以完成。清末，连主张保皇改制立宪派的梁启超先生内心也是明白无疑的。梁启超甚至揭露大清王朝以“防家贼”的政策对待国人，“我家之产业，宁可以赠之朋友，而必不畀诸家奴”[11]。但他又认为：革命会使原有社会秩序破坏，群雄并起，削平群雄的竟争则造成武人强权，力胜天下，终必归于专制。[12] 表面上看梁启超所言非虚：革命造成了各军阀势力的形成和对立？绝对不是。这是混淆了民主革命与传统暴力之间的区别，这已被清末军权政治的本土性和本质性所决定。一如此前章节所论述那样，是军阀政治的本土性和皇权本质的“军政不分”造成，这个现象一直延续到当今。[13] 顺言之，“党指挥枪”（即党指挥军队、武警、公安）而例，实则为枪指挥党，因为这一博奕的最终结果，是谁握有军权即可握有政权，这可是所有专制主义政权自古以来颠扑不破的“真理”！而清末民初的整个大环境就是军权政治的丛林法则的社会，对军阀而言，你不打倒它，它就吃掉你，你谈什么非暴力、理性、权力制衡等等，那不是自废武功待人以刀俎之灾的吗？须知美国的统一也是经过南北战争的枪林弹雨，历时整整四年打下来的，而就美国当年的政治、经济和国际环境而言，比较中国的清末民初，不知好上多少倍，仅一内战（无中国这般外来八国联军之干涉），可不见美国人非暴力、宪政理念为重，象袁伟时先生那样“理性”地“坐下来谈”，或“权力制衡”一下，或“高国民素质”地论个“理”，却是北方用“暴力革命”打败南方？这，也就怪我们的袁伟时老师晚出身了一、二百年，否则携同我们的张召忠将军和罗援将军，突然出现在1861年的美国，即刻，我们袁老师一番宪政之巧辩、张将军和罗将军再一番“国贼论”之嘴炮，那美国……，总统山上不该有林肯而该塑刻上这一文二武之中国伟人巨大头像了吧？（这场景即便是想一想都会令人鸡冻得浑身乱颤！）

　　共和宪政之父孙文的革命揭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在实现民族革命的同时，实现民权革命。孙文更明确指出：“照现在这样子（指清末——作者注）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是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14] 可见，孙文革命不仅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而且是一场政治革命即体制变革运动。在这一进程中，坚持革命与反对革命的论战在孙文与康梁之间从末间断过。至后，康有为见满清政权一再的破坏立宪和违背诺言，也忍不住组织武装力量，以所谓“有限的武力”保皇立宪，这种“清君侧”的武装斗争，实际上亦即沦落到传统暴力运动之中了（怎么能够控制得住武力的强度和质变的可能，从而不至于落入传统的僭越、弑君之臼槽之中呢？——作者评语）。梁启超指责孙文革命，认为革命导致社会秩序的破坏和武人政权的建立，认为用暴力推翻政府，没有任何保障可使国家主权归诸人民，并预言暴力革命之后中国很可能陷入长期的争乱的局面。还将法国大革命和中南美诸国的史实用以引证。[15] 梁启超还在他的有关政治革命的解释中说道：“革之云者，必一变其群治之情状而使幡然有以异于昔日”。[16] 可是，那大清朝却要通缉他，要杀他的头，他却拿不出任何办法使他的大清朝“革”之而“以异于昔日”。这是因为清未（后又民初军阀时期）一切“法度、道义传统和行为规则”均已毁坏，遵纪守法已成为空谈！相反，似这样矫情的自废武功之“君主立宪”，遂以乡愿而演绎为“立君”之“宪”， 违背宪政的权力制衡原理之竟争上位，放弃对等力量（武装民权）的自持之重（美国人拥有枪支和民兵组织就是对中央政府对等力量之制衡，很难想象当年华盛顿、林肯若无自己的武装力量能够使美国独立和南北统一——作者评语）。我们说孙文对革命的论述，是以武装革命兼之，从而达到政治革命的合理性目标。显而易见，孙文仅将武装革命作为达到政治革命为先，社会革命次第展开的手段加以运用，可梁氏则将武装革命与政治革命切然分而论之，从而进入到纯粹的辫证逻辑之中。所以，梁氏此后的立场终因袁世凯称帝，宪法宪政均遭践踏之后，竟不得不自违前论站到革命一边。不仅如此，更于段琪瑞大行内阁专制，继袁氏进一步破坏宪法宪政之后，又倒向“联省自治”的立场。若按梁启超的“革命论”定义，汤武革命也只能算“暴力革命”了，而他自己，竟然左右摇摆，首鼠两端。观其前述用以攻击孙文的言论，正可谓“乡愿”而“德之贼也”！[17]

　　外交方面，当时的所谓大清统治从中央政府到社会秩序已经完全溃败，军阀成为乱世之王，纷纷割据更投靠外国势力，满清政府已完全被架空。什么国家尊严、社会平等、人民自由均悬于不定和危厄状态，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是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满清由其与外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向外国势力大举借债而苟延残喘。正是这样，待满清崩溃后，军阀政权也沿袭这一传统，各自依靠外国势力和军政割据拥兵自重。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在辛亥革命后上台，其中外国势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外国人看出了当时清政府已无法存续，从而中断了给予清庭的借款——同时使袁世凯军需上的要求和诈取无法得到满足——使清庭被迫于国内国际形势急度恶化之时宣布退位。袁世凯一边是强迫危机中的清政府答应一系列高额条件，又同时武力镇压革命，要挟革命党，以此左右逢源，首鼠两端，从而窃据了辛亥革命的成果。这样一个内贼外盗的大军阀，近被袁伟时、张耀杰等人捧为圣主似的，仿佛又紫气东来，天降明主了。还虚构故事，把宋教仁被刺案裁脏到孙文和革命党头上，同时鼓吹什么军阀“治地经济”如何繁荣，统治如何开明。其实，这不过是袁伟时、张耀杰等人心中有个“皇帝”，这个皇帝的外化就是所谓“开明统治论”。可是很快，袁世凯的作为即打破这一迷思，袁世凯向外国大量借款加强武备，遭至各方抵制，于后急不可耐地解散国会，镇压国民党人和开明人士，并谋求称帝，彻底暴露出窃国阴谋和野心所向。这中间，可见外国势力作用的深刻影响。相关历史和论述已铁案如山，此不赘述。

　　“专制主义者听得懂的唯一真理不是论理而是枪炮！”这是目前民间广泛流传的一句民谚。这句谚语是被古今中外血的历史反复证实了的，听说阿拉伯的许多地方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这样的事，并且阿拉伯人民将之曰：春天！孙文宪政革命以枪炮对付大清王朝的军权主义是历史必然，并且以武昌起义证实道义的正确，以此肇建中华民国，确立宪政民主政体，功不可没！这一场伟大的革命也被这些个“学术阴谋”斥之为“失败”，论据是孙文的革命破坏了行宪。试问，由满清、袁世凯、段琪端等业已违背诺言和毁约毁宪后，不管是满清的所谓“预备立宪”或孙文的“临时约法”早已荡然无存，遵宪行宪又从何谈起？要说遵宪，请问要遵的是满清的“宪”还是军阀的“宪”？你说不管是满清或军阀其宪都有其合理性或合法性吗？那么《临时约法》又算个什么？用来毁着玩的吗？那是不是说凡此皆以法无依凭、法无定法、法我皆法？这便是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学术家”袁伟时的逻辑。孙文革命继以护法而起，理所当然地担负起维护民国法统的作用，所包含的意义便是使以后军阀政权不敢轻易越出法律的界定恣意妄为，凡有违者便遭至天下共同的舆论的鞭挞和武力讨伐！这以后包括袁世凯、段琪瑞、张勋（曾与段氏蛇鼠一窝）、曹锟这些民国宪政宪法的毁坏者，都尝到了违法违宪的苦头！

　　孙文宪政革命的历史意义，一是彻底推翻了千年专制帝制，创建民主共和之中华民国，这已被学界和社会广泛认同；二是护法护国，维护了民国法统的历史地位。三是坚持三民主义建立民主共和的宪政国家。这在历史学家谢幼田先生那里讲的很好，让我们抄录于后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从袁世凯复辟到南北军阀专制，是辛亥革命以后出现的公认的黑暗历史现象。在那军阀横行的时代，已经没有国会，没有约法，没有了议会斗争的场合，没有了和平斗争的准则，从民主法制着手的和平之路已经不存在。……如果没有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极力反抗，高举义旗，以后中国社会分裂割据的发展会是什么样子？正是护法运动奠于了后来北伐统一全中国的基础，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上，是辛亥革命以后至关重要的一环。” [18] 

　　“孙中山留名青史不仅仅有他结合中西文化的三民主义，有他推翻满清的历史功绩，还有他不屈不挠反对军阀割据追求国家统一的护法运动，也有他体现着中国优秀文化的人格修养和越挫越奋的精神。这三方面，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一个人能够与之相比。不管愿意不愿意，这是现实存在的事实。可以预料，这个事实在刚刚到来的二十一世纪，还会继续发挥新的影响。”[19] 

注释：

[1] 台湾旅美教授孟德聲：见《聯邦地方分離主義与中國民族統一主義》一文

[2] 晋　燃：《中國國民黨大陸時期的農地政策與實踐述要》“第二章 中國國民黨農地思想之來源與其背景——‘第三節 孫中山土地政策的形塑過程’”，第一自然段。

[3] 晋　燃：《中國國民黨大陸時期的農地政策與實踐述要》“第二章 中國國民黨農地思想之來源與其背景——‘第一節 民國肇基前的農地狀況’”

[4] 李鸿谷：《宋教仁：民主政治的开始与失败》，2011年08月12日13:16 三联生活周刊。

[5] 陈希贤：《军权政治的兴起及中国宪政化的衰败》（见“一、军权政治的兴起”：第二自然段——摘录）

[6] 陈希贤：《军权政治的兴起及中国宪政化的衰败》（同[5]）

[7] 陈希贤：《军权政治的兴起及中国宪政化的衰败》（见“一、军权政治的兴起”：第一自然段——摘录）

[8] 陈希贤：《军权政治的兴起及中国宪政化的衰败》（“前言”：第一自然段——摘录）

[9] 邱钱枚主编：《中国政党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页。

[10] 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摘录。

[11] 梁启超：《论西后及今政府将来之政策如何》，《清议报》，第3号。

[1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十七，<开明专制论>第8章）

[13] 孙　卓：《联省自治与湖南省宪法》（结束语）“……其实联邦主义或说联省自治功败垂成，仅差那么一口气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军权不统一于中央，同时各省却又是军政难分。自晚清以来的封疆大吏各掌其兵，留下了民国建立以后的军阀割据隐患，而拥兵自重者不进而谋求更大的权力，让他作一个谦谦君子，岂不是痴人说梦？……”

[14] 孙　文: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96-297页；第1卷，第325页。

[15]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第8章，《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

[16]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九，第42页。

[17] 汉 徐干《中论·考伪》：“乡愿亦无杀人之罪，而仲尼（孔子）恶之，何也？以其乱德也。”

[18] 谢幼田：《评袁伟时捍卫军阀诬蔑孙中山》。

[19]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