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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新冷战”更容易爆发热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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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美国《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 双月刊）近日发表长篇文章，题目是：《不可避免的对立》，副标题是“中国、美国和大国政治的悲剧”，作者John J. Mearsheimer是芝加哥大学的著名“政治科学”教授。
作者认为美国长期以来的“接触”政策，漠视了“现实主义”的逻辑和思路，把中国培养成一个足以与美国进行“新冷战”的竞争对手。
今试将该文的最后一段翻译如下，供参考：
“接触”政策的支持者将美中关系的螺旋式下降视为个人观点的，他们认为美中两国经济合作的动力大于争夺权力的需要，共同利益胜过利益冲突。遗憾的是，第二次冷战已经来临。当我们比较这前后两次冷战时，很明显，美中对抗比美苏对抗更有可能导致一场枪战。
首先，就实力而言，中国已经比苏联更接近美国。1970年代中期，在前苏联实力的鼎盛时期，其在人口上的优势很小，不到1.2比1，以国民生产总值作为粗略的财富指标，几乎是美国的60%。相比之下，中国现在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财富是美国的70%左右。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以每年约5%的惊人速度增长，它最终将拥有比美国更大的潜在力量。据预测，到2050年，中国将拥有大约3.7比1的人口优势。如果中国在2050年拥有美国人均GDP的一半（相当于今天的韩国），那么中国的富裕程度将是美国的1.8倍。如果中国做得更好，到那时达到美国人均GDP的5分之3（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韩国），那么中国的富裕程度将是美国的2.3倍。凭借所有这些潜在的实力，北京可以建立一支笔美国强大的多的军队，在6000英里以外与美国竞争。
前苏联不仅比美国穷，在冷战的高峰期，它也仍处于从纳粹德国造成的可怕破坏中的恢复过程。二战期间，这个国家失去了2400万公民，更不用说70000多个城镇和村庄、32000家工业企业，和40000英里的铁路。它没有能力与美国作战。相比之下，中国上一次打仗是在1979年（对越南），并在随后的几十年内成为经济巨头。
对前苏联的另一个拖累是它的麻烦的盟友，这在中国的情况下，基本不复存在。在整个冷战期间，前苏联在东欧保持着庞大的军事存在，并深入参与了该地区几乎每个国家的政治。它不得不与东德、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叛乱作斗争。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也经常挑战莫斯科的经济和安全政策。苏联人也忙于与中国打交道，中国在冷战中途改变了立场。这些盟友是莫斯科背上的芒刺，它使前苏联领导人从他们的主要对手美国分心。当代中国几乎没有盟友，除了在朝鲜问题上，中国与朋友的联系远不如苏联与他们的朋友那么紧密。总之，北京有更大的灵活性在国外制造麻烦。
意识形态方面，与前苏联一样，中国在名义上是在共产主义政府的领导下，但是美国人错误地将莫斯科视为共产主义威胁，以为它的目的是在全球传播邪恶意识形态。今天美国将中国视为意识形态的威胁，也是错误的。前苏联的外交政策只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边缘影响。斯大林是一个铁杆现实主义者，他的继任者也是如此。共产主义在当代中国更不重要，最好将其视为拥抱资本主义的威权国家。如果中国真是共产主义的，那么它的经济就应该是昏昏欲睡的。
但是中国确实存在一种“主义”，一种可能加剧其与美国竞争的“主义”：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对前苏联的影响有限，因为它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然而，自199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一直在蓄势待发。尤其危险的是中国对“百年国耻”的强调，这一时期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在此期间，中国成为大国的牺牲品，尤其是日本，在中国的叙述中，美国也成为了受害者。这个强大的民族主义的影响在2012-13年得到了展示，当时中国和日本在钓鱼岛发生小规模冲突，在中国各地引发了反日抗议活动。在未来几年中，东南亚地区安全竞争的加剧，必将恶化中国对美、日的敌意，增加爆发热战的可能性。
中国的地区野心也增加了战争的可能性。忙于从二战中恢复过来的前苏联当时对欧洲大陆的现状基本满意，相比之下，中国坚定地致力于东亚的扩张议程。中国对主要目标的胃口固然对中国具有战略价值，但也被视为神圣领土，这意味着它们的命运和中国民族主义息息相关。尤其是台湾，中国人对台湾有一种情感依恋，这是前苏联对柏林从未有过的感觉，这种感情使华盛顿承诺捍卫台湾的风险更大。
最后，新冷战的地理环境比旧冷战更容易发生战争。尽管美国和前苏联的对抗范围是全球性的，但其重心是欧洲，双方都拥有配备数千枚核武器的庞大陆军和空军。欧洲发生超级大国战争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决策者都意识到核升级的可怕风险，没有一个领导人愿意引发一场可能会摧毁自己国家的冲突。在亚洲，没有当年欧洲那样清晰的分界线来锚定稳定，相反，有一些潜在冲突是有限的，会涉及常规武器，使战争成为可能，这包括对台湾、南海、钓鱼岛和中国与波斯湾之间海上控制权的争夺，这些冲突将主要在敌对的空中和海军力量之间，在开阔的水域进行，并且在对岛屿进行控制的情况下，小规模的地面部队可能会参与其中。即使是在中国可能使用两栖部队的台湾争夺战中，也不会涉及庞大的核装备军队的相互碰撞。
这并不是说这些有限战争的情景是可能的，但它们比北约和华沙条约组织之间的大规模战争更为可能。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不能假设不会升级到核战争。的确，如果一方损失惨重，至少会考虑动用核武器来挽回局面。一些决策者可能会得出结论，只要军事冲突发生在海上并不影响中国和美国及其盟国的领土，甚至可以使用核武器而不会出现不可接受的升级风险。在新冷战中，不仅更有可能发生大国战争，而且核使用也是如此。
尽管支持“接触”政策的人减少了，他们仍然存在，并认为美国可以和中国找到共同点。直到2019年7月，100名中国观察人士还签署了一封致特朗普和国会议员的公开性，拒绝接受北京构成威胁的观点。他们在信中说：“许多中国官员和精英都知道，与西方采取温和、务实和真正合作的方式，符合中国的利益。” 他们呼吁华盛顿与盟友/伙伴们合作，创造一个更加开放和繁荣的世界，使中国获得参与的机会。
但大国只是不愿意让其他大国以牺牲自己为代价而变得更强大。这种大国竞争背后的驱动力是结构性的，这意味着无法通过明智的决策来消除这个问题。唯一能改变潜在动态的将是一场阻止中国崛起的重大危机——考虑到中国长期以来的稳定、能力和经济增长记录，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太可能发生。因此，一场危险的安全竞争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充其量，美国可以通过避免战争来管理这种竞争，这将需要华盛顿在东亚维持强大的常规力量，以说服北京，使其相信军事冲突最多只能带来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或者说服对手，让他们知道无法快速或果断地取得胜利，从而阻止战争。此外，美国决策者必须不断提醒自己，以及中国领导人，战时核升级的可能性始终存在。毕竟，核武器是终极威慑力量。华盛顿还可以努力为安全竞争制定明确的道路规则，例如制定避免海上事故或其他意外军事冲突的协议。如果双方都明白越过对方的红线意味着什么，战争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这些措施只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美中日益激烈的竞争所固有的危险。这是美国为无视现实主义逻辑、将中国变成一个决心在各个方面的挑战者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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