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社会体制,对疫情的反应和治理也很不相同,网上有关这方面的讨论也越来越多,因此我也来说几句。
钟南山在3月27日的“疫情通气会”上已经反映,中国在疫情爆发初期,反应比较迟慢,应对不及时。疫情爆发后,政府采取了各种果断措施,例如“封城”、“隔离”、“阻断交通”、建造新医院等,又充分体现了高度的工作效率,世界上其它国家的确难以相比。
我同意钟南山的判断。疫情爆发初期,尤其是1月1日到20日这段时间内,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由于地方政府隐瞒真相,发布虚假失实的疫情报告,坚持“没有人传人的明显证据”和“有限人传人”的错误说法,麻痹了公众对疫情的警惕性,耽误了最宝贵的抗疫黄金时间,造成严重后果。
西方国家对疫情的反应比较敏感,快速,谁也不敢掩盖真相,因为太多“吹哨人”,等着爆料吸引眼球。但是疫情一旦爆发,在应对措施上又显得动作缓慢、不够果断和缺乏效率。尤其是美国,直到出现第一例“社区感染”,才扩大检测范围,已经令很多人不满,尤其遗憾的是,美国CDC不仅没有要求大家戴口罩,反而建议大家不需要戴口罩,似乎是在反其道而行之,令人不解。
要正确评价两种社会体制对疫情的反应,既要看疫情爆发前的表现,也要看疫情爆发后的表现,不能只看后半段,不看前半段,也不能只看前半段,不看后半段。我个人认为,前半段的表现远比后半段重要。
中国在疫情爆发初期反应太慢,在17年前的“萨斯”时期就已经暴露无疑,17年来,已经建立了快速的疫情上报系统,但是这一次这个系统似乎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这是什么原因?
很多人认为两种体制对待疫情的根本区别在于信息的透明度。中国的信息透明度太低。疾控中心虽然了解疫情,但是没有行政权,没有及时向公众发布疫情的权力。钟南山认为这是中国的“短板”,需要改进。
但是我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疫情就是“坏消息”,而很多人(包括领导)认为“坏消息”就是“负能量”,既然是“负能量”,当然不能轻易释放出来,除非万不得已,盖不住了。
疫情是“坏消息”,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把“坏消息”当作“负能量”,这就大错特错了。
“坏消息”=“负能量”,“好消息”=“正能量”,这是什么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