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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全文

热度 10已有 58535 次阅读2019-1-26 04:37 分享到微信

1月24日,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发表演说,强烈攻击中国,他说,中国和美国之间正在进行一场“冷战”,并且有可能发展为“热战”。

他在讲话中直接攻击中国的领导人和政治体制,并且直接把中国称为开放社会的“敌人”。

索罗斯是美国民主党的重要支持者,一向强烈批评特朗普,而且一向与中国比较友好。这次他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表如此强烈的反华演说,令人十分震惊。

索罗斯的讲话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美国民主党对中国的看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答复记者提问时说,个别人颠倒黑白,不值一驳。

今将从网上搜得的他的讲话中文译文提供于下,供大家参考。


乔治·索罗斯的讲话
瑞士达沃斯
2019年1月24日

      晚上好,感谢各位光临。

      我今晚的发言是要对全世界发出一个警告,即一个前所未有的危险会威胁到开放社会的基本生存。

      去年我在这里的讲话,主要是分析信息技术垄断会产生的恶果。那时我说过:“在专制国家和大数据丰富的信息技术垄断公司之间,正在形成一种联盟,这种联盟使新兴的企业监控系统与已经发展的国家资助的监控系统结合起来,将导致形成一个甚至连乔治·奥威尔都无法想象的极权主义的监控网络。”

      今晚我要提请大家注意开放社会面临的致命危险,即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可以被掌握在专制政权手中的控制手段。我重点讲中国,在那里习近平要使一党制的国家具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威。

      自去年以来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对中国的极权主义控制的形成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每个人可能被获取的信息正在迅速扩展,所有这些信息将被整合到一个中央数据库中,以建立一个“社会信用体系”。根据这些数据进行演算,对人们进行评估,以确定他们是否会对一党制国家构成威胁,并因此而区别对待。

      这一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完全投入运营,但其发展方向已很明显。它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个人命运从属于一党制的国家利益。

      我认为这种社会信用体系非常可怕和令人憎恶。不幸的是,有些中国人却认为这一制度颇具吸引力,因为它能提供目前尚无法提供的信息和服务,而且也可以保护守法公民免受国家敌人的侵害。

      中国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专制国家,但它无疑是最富有,最强大,和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方面最发达的独裁政权。这使得习近平成为信奉开放社会理念的人们最危险的敌手。但习近平不是绝无仅有。集权体制正在全世界迅速增生,一旦成功,就会成为极权主义国家。

      作为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创始人,我毕生致力于反对整体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错误地宣称,目的可以证明手段的合理。我相信人们对自由的渴望不可能永远被压抑。但是我现在感到,开放社会目前面临严重威胁。

      尤其令我感到不安的是,由人工智能开发的监控设施,使专制政体相对开放社会具有了先天内在的优势。对他们来说,监控设施是有用的工具;而对开放社会来说,这构成了致命的威胁。

      我所说的“开放社会”是一种简称,这种社会是依法而治而不是由某一个个人来统治;国家的作用是保护人权和个人自由。我认为应该特别关注那些遭受歧视或社会排斥,以及无法自我保护的人们。

      与此相反,专制政权使用所有监控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力,并以牺牲他们所利用和压迫的人们为代价。

      如果这些新技术可以为专制政权提供先天内在的优势,那么开放社会如何得到保护呢?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也应该是所有希望生活在开放社会中的人们所应关心思考的问题。

      开放社会需要对生产制造监控设施的公司进行规范,而专制政权却可以宣称它们是“国家领军企业”。这使得一些中国国有企业能够赶上甚至超越强大的跨国公司。

      当然这不是我们当下应优先思考的唯一问题。比如人为的气候变化威胁着我们文明的基本生存。但开放社会所面临的结构性劣势一直是我优先思考的问题,愿在此与大家分享如何应对的一些想法。

      我对此问题深切的关注来源于我个人的经历。

      我1930年出生在匈牙利,是犹太人。当德国人占领匈牙利并开始将犹太人驱逐到灭绝营时,我才13岁。非常幸运,我的父亲了解纳粹政权的性质,并为所有家庭成员以及其他一些犹太人安排了假身份证件和藏身之处,使我们大多数人幸免于难。

      1944年是我人生经历的关键节点,使我很小就懂得了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主宰一个国家有多么重要。当纳粹政权被苏联占领取代时,我尽快离开了匈牙利到英国避难。

      在伦敦经济学院,受我的导师卡尔·波普尔的影响,形成了我的基本概念框架。当我在金融市场找到一份工作时,出乎意外地发现这一概念框架极为有用。这框架与和金融无关,但它是基于批判性的思维,使我能够分析出当时流行的指导机构投资理论的不足之处。我成了一名成功的对冲避险基金经理,我以是世界上酬薪最高的评论家而感到自豪。

      经营一家对冲基金压力很大。当我为自己和家人赚到的钱多于我所需要的时候,我经历了一种中年危机。我为什要拼命去赚更多的钱?我反复深思,我真正关心在意的是什么,于是在1979年成立了开放社会基金会。我将其目标定义为,帮助开启封闭式社会,克服开放社会的不足,倡导批判性思考。

      我最初致力于消弱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之后转向促使苏联体制的开放。我与匈牙利科学院建立了一个合资项目,是共产党控制的,但其代表暗中同情我的努力。这一项目的成功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我从此迷上了我所谓的“政治慈善事业”。那是在1984年。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试图在匈牙利和其他共产党国家复制我的成功经验。在苏联邦阵营内包括苏联本身都相当不错,但是在中国则另当别论。

      我最初在中国的努力看起来很有希望,是在共产党世界很受尊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们,与渴望学习匈牙利经验的中国新建的智库团队之间的交流互访。

      在最初成功的基础上,我向智库的领导者陈一咨提议在中国复制匈牙利模式。陈得到了赵紫阳总理和他具有改革思想的政策秘书鲍彤的支持。1986年10月建立了名为中国基金会的合资项目。它不同于中国的任何其他机构,在书面上有完全的自主权。

      鲍彤是这个项目的领导者。但是众多激进改革派的反对者联合起来攻击他。他们声称我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要求内部安全机构对我进行调查。赵紫阳为了自我保护,将陈一咨换成了一个对外安全警察部门的高官。这两个部门是平级的,不能互相干涉。

      我同意了这一变更,因为我不太高兴陈一咨把过多的资助给了他自己研究所的成员,而且我对幕后的政治内斗不知情。但是中国基金会的申请者们很快意识到该组织已被政治警察控制,于是开始远离。当时没人有勇气告诉我这其中的缘由。

      后来一个项目执行人在纽约拜访我,冒着对自己相当的风险告诉了我真相。此后不久赵紫阳被废黜,我以此为由关闭了基金会。这发生在89年天安门广场屠杀之前不久,因此给与基金会有关的人留下了一个“污点”。之后他们费了很大力气洗清自己,最后总算成功。

      回过头来看,我显然犯了一个错误,即试图建立一个以中国人陌生的方式在中国运作的基金会。那时,捐助一个项目则意味着在捐赠者和受益者之间建立了一种相互的义务感,使他们有义务永远彼此保持忠诚。

      过去的事就讲这么多。现在来说说去年发生的一些事,其中一些令我感到惊讶。

      我最初到访中国时见过很多高官,他们热衷开放社会的理念原则。他们年轻时多被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受的苦比我在匈牙利时大得多,但是他们活过来了。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都经受过专制统治。

      他们很愿意向我了解卡尔·波普尔关于开放社会的理念,并抱有很大兴趣,然而他们的理解与我不尽相同。他们熟悉儒家的传统观念,而在中国没有投票选举的传统。他们的思维仍然是等级制而不是平等主义的,对高职位有天生的尊重。但我想要的是每个人都有投票权。

      所以,当习近平在国内遭遇严重反对时,我并不感到惊讶;但我对它采取的形式感到意外。去年夏天在北戴河海滨度假地举行的领导层会议上,习近平的影响显然略有削弱。尽管没有官方公报,但有传言说,会议不赞成取消任期限制和习近平围绕自己建立的个人崇拜。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批评只是对习近平过激做法的警告,并没有扭转两届任期限制的解除。而且他自己推崇的“习近平思想”,作为他对共产党理论的升华,被提升到与“毛泽东思想”同样的高度。习近平因此有可能终生成为最高领袖。目前的政治内斗仍没有最终结果。

      我一直在讲中国,但是开放社会还有很多其他敌手,其中首选俄国普京。最危险的前景是,这些敌手合谋,彼此学习怎样更好地压迫自己的人民。

      下一个问题显然是,我们如何能阻止他们?

      第一步是认识到这种危险。这也是我今晚讲话的目的。现在要讲一讲困难所在。我们这些想要维护开放社会的人们必需共同努力,形成有效的联盟。我们所面临的任务不能留给各国的政府。历史已表明,即使想保护个人自由的政府,仍有许多其他利益,他们必须优先保护本国公民的自由,而不是把个人自由作为抽象概念加以保护。

      我的开放社会基金会致力于保护人权,尤其是政府不给以保护的人们。我们四十年前开始的时候,得到很多国家政府的支持,但目前已有所减少。美国和欧洲曾是我们最强大的盟友,但是现在他们都被各自的问题所困扰。

      因此我想把重点放在我认为对开放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上:即中国将会怎样?

      这个问题只能由中国人民来回答。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把他们和习近平明显区分开来。鉴于习近平已经表明了他对开放社会的敌意,中国人民便成为未来的希望所在。

      事实上,这种希望也是有根据的。正如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向我解释的,中国有一种儒家传统,即当给皇帝出谋划策的幕僚,强烈不赞同皇帝的某一项行为或法令时,会大声疾呼。他们充分了解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被流放或斩首。

      在我处于绝望的边缘时,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在中国,开放社会理念的捍卫者大多是我的年龄,已经退休。取而代之较年轻的,要依仗习近平得以提升。但已出现愿秉承儒家传统的新的政治精英,这意味着习近平在中国继续会有政治上的反对派。

      习近平把中国鼓吹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但他不仅在国内而且在海外都遭到批评。他的“一带一路”方案已推行了一段时间,足以暴露其缺陷:即它是为中国的利益而不是受援国的利益所设计的;其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项目主要由贷款提供资金,而不是通过赠款,而且外国官员经常是被贿赂而接受项目。许多这些项目被证明是没有经济效益的。

      斯里兰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中国为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在斯里兰卡建了一个港口,它未能吸引足够的商业流量来偿还债务,使中国得以占有港口。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案例,普遍引起了怨恨。

      由纳吉布·拉扎克领导的马来西亚前政府出卖给了中国,但在2018年5月,拉扎克被马哈蒂尔·穆罕默德领导的联盟投票赶下台。马哈蒂尔立即停止了中国公司的几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目前正在谈判马来西亚仍需要向中国支付多少钱。

      巴基斯坦的情况不太明朗,它是中国投资最大的接受国。巴基斯坦军队对中国感激不尽,但去年8月成为总理的伊姆兰汗的立场则含混不清。2018年初,中国和巴基斯坦宣布了军事合作的宏伟计划,到了年底,巴基斯坦陷入严重金融危机。但有一点变的很明显:即中国有意将“一带一路”方案用于军事目的。

      所有这些挫折迫使习近平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有所改变。9月份他宣布要避免“虚荣项目”,转而采取更为精心构思的举措;10月份,人民日报警告说,项目应该符合受援国的利益。

      有关客户现已有预先警示,其中一些国家,包括从塞拉利昂到厄瓜多尔,正在质疑或重新谈判项目。习近平也不再谈论“中国制造2025”,这是他一年前自我推销的核心内容。

      最重要的是,美国政府现已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众所周知,特朗普总统的不可预知性臭名昭著,但这一决定是经过精心准备的战略计划的结果。从那以来,特朗普怪异的行为举止在很大程度上被政府各机构采取的中国政策所取代,并由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顾问马特·波廷格和其他人所监督。副总统迈克·彭斯在其2018年10月4日非常重要的讲话中概述了这项政策。

      即便如此,将中国宣布为战略对手也是过于简单化。中国是全球的重要一员,对中国的有效政策不能简单概括成一个口号。它应该是复杂精细且可实际运作的;必须包括美国对“一带一路”方案的经济回应。波廷格计划没有回答的问题是,它的最终目标是平衡竞争环境还是不与中国交往。

      习近平完全理解美国的新政策对其领导构成的威胁。他把赌注押在于2018年12月1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特朗普总统进行的个人会谈。与此同时,全球贸易战的危险升级,股市开始严重抛售。这给特朗普政府带来了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上。当特朗普与习近平会面时,双方都渴望达成协议。难怪他们达成了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协议,即九十天的休战。

      有明显迹象表明,中国正在经历广泛的经济放缓,这也在影响世界其他地区。全球性经济放缓是市场最不希望看到的情况。

      中国不言而喻的社会契约,是建立在稳步提高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如果中国的经济下滑和股市下跌太严重,这种社会契约可能会受到破坏,那么甚至商界也可能会反对习近平。这种下滑也可能敲起“一带一路”方案的丧钟,因为习近平可能会耗尽为亏损投资继续提供融资的来源。

      在更广泛的全球互联网治理问题上,西方与中国之间存在着一场未经宣战的争斗。中国想要通过其新的网络平台和技术控制发展中国家,从而决定数字经济的管理规则和程序。这构成了对互联网自由和开放社会本身的威胁。

      去年我仍然认为,应使中国更深入地融入全球治理机构,但此后习近平的所作所为改变了我的观点。我现在认为,美国应该把重点放在中国,而不是与全世界发动贸易战;不应将中兴通讯和华为轻易放过,而是需要严厉打击。如果这些公司在5G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它们将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不可接受的安全风险。

      令人遗憾的是,特朗普总统似乎正在采取不同的做法:向中国做出让步但宣称胜利,同时重新攻击美国的盟友。这可能会破坏旨在遏制中国的滥用和过度行为的政策目标。

      最后,让我总结一下我今晚要传达的信息。我关键要说明的是,专制政权与信息技术垄断的结合,会赋予专制政权内在具有的相对开放社会的优势。控制手段是专制政权手中的有效工具,但它们对开放社会构成致命威胁。

      中国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专制国家,但却是最富有,最强大,和技术上最发达的独裁政权。这使习近平成为开放社会最危险的对手。

      这也是为什么将习近平的政策与中国人民的愿望区分开来是如此重要。社会信用体系如果开始运作,将使习近平能够完全控制其人民。正因为习近平是开放社会最危险的敌人,我们必须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身上,尤其是商界和愿秉承儒家传统的政治精英们。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些相信开放社会的人只能被动旁观。一方面,不断变化着的冷战确实有危险,可能会变成一场炙手可热的战争。另一方面,如果习近平和特朗普不再执政,那么两个网络超级大国之间将有机会发展更多的合作。

      设想类似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联合国条约”之类的文件是有可能的。这将是当前美中循环冲突的适当结局。它将重新建立国际合作,并使开放社会能够蓬勃发展。我的发言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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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14 个评论)

回复 scorpionmpst 2019-2-13 20:26
好像是反共而非反华演说。。
回复 言者无罪 2019-1-30 03:05
温家宝: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 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
人民网北京3月14日电(人民网前方报道组)今天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很高兴能在您最后一次的两会后记者会上提问。我的问题是,最近几年您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请问您多次反复提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在哪里?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又在什么地方?谢谢。

  温家宝:是的,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如果问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我出于责任感。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

  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当然,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我知道,人们不仅看我说什么、我的理想和信念,更看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可以对大家讲,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
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中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回复 ksliu 2019-1-26 21:07
weichen: 索罗斯用复杂的利益输送方法向作者输送利益!
看看你主观偏见到什么程度?不肯接受教训,没有任何依据,又在想当然了。
回复 weichen 2019-1-26 21:03
ksliu: 你又错了,这本书不是索罗斯写的。
当然不是他写的,索罗斯用复杂的利益输送方法向作者输送利益!
回复 weichen 2019-1-26 20:57
ksliu: 一些网友不认同我,这有什么奇怪的?看你如此声嘶力竭,不开心的是你。
我这样的小人物开心与不开心并不重要。我们网友就担心你太认真,我们言论过于激烈,令你不开心而得罪你。
回复 ksliu 2019-1-26 20:52
weichen: 索罗斯就是想用《与索罗斯一起走过的日子》粉饰太平,掩饰他自己的恶劣行为 ...
你又错了,这本书不是索罗斯写的。
回复 ksliu 2019-1-26 20:47
weichen: 一些网友不认同你、批评你,虽然你不开心,我们还是讲要出来的。
你完全没有政治思维,没有政治谋略!
只有 顺着别人(中国政府)的“思考方向”这个方向去思考 ...
一些网友不认同我,这有什么奇怪的?看你如此声嘶力竭,不开心的是你。
回复 ksliu 2019-1-26 20:45
weichen: 索罗斯对亚洲造成的伤害,你是不会体会到的。“亚洲金融危机”你应该多多了解一下。
索罗斯就是想用《与索罗斯一起走过的日子》粉饰太平,掩饰他自己的恶劣行为 ...
你又错了。索罗斯做空泰币的时候,我就住在泰国,当时泰币贬值25%,从20铢兑1美元贬到25铢,我曾经遭受巨额经济损失。那时候你在哪里?
回复 weichen 2019-1-26 20:41
ksliu: 欢迎你发表自己看法,送花送蛋,是你的自由,但是不需要声嘶力竭?

“他们定义为“政治性”了,我们只能顺着这个方向去思考。” 这是你的原话,说明你缺乏独立 ...
索罗斯对亚洲造成的伤害,你是不会体会到的。“亚洲金融危机”你应该多多了解一下。
索罗斯就是想用《与索罗斯一起走过的日子》粉饰太平,掩饰他自己的恶劣行为!
回复 weichen 2019-1-26 20:25
ksliu: 欢迎你发表自己看法,送花送蛋,是你的自由,但是不需要声嘶力竭?

“他们定义为“政治性”了,我们只能顺着这个方向去思考。” 这是你的原话,说明你缺乏独立 ...
一些网友不认同你、批评你,虽然你不开心,我们还是讲要出来的。
你完全没有政治思维,没有政治谋略!
只有 顺着别人(中国政府)的“思考方向”这个方向去思考,才能分析别人(中国政府)的下一步行为!
从你的一些文章可以得知,你的“独立思考能力”,就是想着改变与歪曲别人(中国政府)的“思考方向”,你也想着改为别人(中国政府)的行为,你也用自己的思想代替别人的思想。
你太过主观了,你的文章没有说服力!
回复 ksliu 2019-1-26 19:55
weichen:
你不能再这样写文章!
你不能再这样写文章!
你不能再这样写文章!
你不能再这样写文章!
你不能再这样写文章!
你不能再这样写文章!
我给你送上“鸡蛋”!
欢迎你发表自己看法,送花送蛋,是你的自由,但是不需要声嘶力竭?

“他们定义为“政治性”了,我们只能顺着这个方向去思考。” 这是你的原话,说明你缺乏独立思考能力,人云亦云,顺着别人的方向去思考。

我要误导网友,网友这么容易就被我误导了?你不会独立思考,别人也都和你一样?

请你读读索罗斯在他讲话中说:“我最初到访中国时见过很多高官,他们热衷开放社会的理念原则。他们年轻时多被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受的苦比我在匈牙利时大得多,但是他们活过来了。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都经受过专制统治。” 他1986年就开始访问中国,在中国搞项目,受到当时领导人的欢迎。他当然希望赚钱,但是赚钱没有什么不对。

2005年10月15日,索罗斯第一次造访海南。当日,索罗斯基金通过海南航空的第一大股东美国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投资2500万美元现金入资新华航空控股有限公司。

索罗斯和中国最初的牵线人是梁恒,网上有梁恒的回忆录《与索罗斯一起走过的日子》,详细叙述索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建议你认真读读。
回复 weichen 2019-1-26 16:55
刘先生,请你不要在误导网友!索罗斯什么时候“一向与中国比较友好”?
你说不出来,请你向所有网友道歉!

1998年,大鳄索罗斯等国际对冲基金巨头携数千亿资产做空港股港币,与香港政府包括其身后的中央政府打了一场没有硝烟但惨烈无比的金融战。香港最终艰难获胜的基本经验有四条:1. 高度重视全力迎战不惜代价;2. 中央政府雄厚财力支持;3. 国家队直接出动在市场上击垮对手;4. 修改政策法规让空头再无机可乘。

索罗斯是中国的罪人!也是亚洲的罪人!
刘先生,如果说不出来索罗斯什么时候“一向与中国比较友好”,请你向所有网友道歉!
你不能再这样写文章!
你不能再这样写文章!
你不能再这样写文章!
你不能再这样写文章!
你不能再这样写文章!
你不能再这样写文章!
我给你送上“鸡蛋”!
回复 weichen 2019-1-26 16:55
香港1998年金融市场保卫战  

  大鳄索罗斯机关算尽折戟沉沙

  新浪财经 1998年,大鳄索罗斯等国际对冲基金巨头携数千亿资产做空港股港币,与香港政府包括其身后的中央政府打了一场没有硝烟但惨烈无比的金融战。香港最终艰难获胜的基本经验有四条:1. 高度重视全力迎战不惜代价;2. 中央政府雄厚财力支持;3. 国家队直接出动在市场上击垮对手;4. 修改政策法规让空头再无机可乘。

  战前形势:

  风雨飘摇:1997年,东南亚诸国存在经济实力下滑和固定汇率制不匹配的弱点,索罗斯攻击泰铢引发金融危机,泰国、印尼等国应声倒下,大鳄刀锋直指香港。

  香港:泡沫已经形成,房价在1997年之前七年上涨4倍,恒指1997年8月7日创下16673点高位。但是港币实行有自调机制的联系汇率制,不易直接攻破。

  索罗斯的策略:不像以往攻击英镑、泰铢那样直取,而是对香港汇、股、期三市场实施联动打击。港币弱点是利率容易急升,进而导致股市大跌。事先卖空股市及期市,然后阴阳各类手法齐上推动港币利率急升,促成恒生指数和期指暴跌,获得暴利后离场。

  索罗斯的准备:1. 预先囤积港币,化解香港金管局提高短期贷款利率的“任一招”。2. 推高港股,以实现沽空利益最大化。1998年上半年开始囤积港币超2000亿,1998年6-7月建立大量恒指空仓头寸,恒指每跌1点炒家1张合约可赚50港币。

  港府的准备:动用所有的金融资源迎战,高官曾秘访北京,获得中央举全中国外储支持的承诺。索罗斯面对的是实力远超泰国之流的强大中国。

江泽民与曾荫权合照。曾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曾回忆入场激斗索罗斯之前曾哭泣数次,唯恐输掉全港人的钱,跳楼也是百身莫赎。  江泽民与曾荫权合照。曾荫权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曾回忆入场激斗索罗斯之前曾半夜哭泣数次,唯恐输掉全港人的钱,跳楼都是百身莫赎。
  战斗打响(1998年):

  8月5、6日:索罗斯等抛售400多亿港币,香港金管局照单全收,将港币汇率稳定在1美元兑7.75港币之上,还将买入港币存入银行体系,稳定同业拆借率。

  8月7日:恒指因蓝筹中报不佳大跌3%。7-12日港府持续吸纳港币,稳定拆借率稳定股市。索罗斯等大肆砸盘,恒指终跌至6600点。港府寻求援军。

  8月13日:港府组织内地资金入市,展开8月期指合约争夺战。港府悄悄入市大量买入炒家抛出的合约,将期指由入市前6610点推高到24日的7820点,高于索罗斯等7500点的平均建仓位。

  8月14日:香港政府携巨资正式投入股市和期市交易。港府甚至向香港中银等券商发出指示,不惜成本地吸纳恒指蓝筹,务求将8月期指抬高600点。索罗斯等遭受初步重击。

时任香港金管局局长,外号“任一招”的任志刚。时任香港金管局局长、外号“任一招”的任志刚。
  转仓反击战:

  索罗斯等认为港府难以长久支撑,决定将沽空期指合约由8月转仓至9月,开打持久战。

  8月25日起:索罗斯及伙伴平仓部分8月合约同时大量卖空9月合约。港府在8月合约平仓获利基础上追击,推动9月合约比8月合约结算价高出650点。

  8月27日:索罗斯等现货市场倾巢出动打压指数。港府死守股市,同时在期市上将8月约价格推高到比入市前高1200点。港府不惜代价将所有卖单全收,27日交易额达200亿港币。

  生死大决战(8月28日):

  1. 当天是恒指期货8月合约结算日。上午10点开市后仅5分钟,股市成交额超39亿港币。半小时后破100亿,上午收市已达400亿,接近1997年8月29日创下的460亿日成交量历史纪录。

  2. 下午开市抛售有增无减,但恒指和期指维持在7800点以上。下午4点闭市钟响起,恒指、期指、成交额分别锁定7829点、7851点、790亿,最后者创港市单日最高纪录。

  3. 索罗斯们损失惨重。港府将恒指从13日收盘的6660点推高到28日7829点报收,迫使对手在高位结算交割,炒家大量空单一旦平仓将巨额亏损,而转仓成本高达一张合约3万多港币。

对冲基金巨头索罗斯。当时全东南亚最仇恨的人,印尼前总理马哈蒂尔声称与他“不共戴天”。对冲基金巨头索罗斯。当时全东南亚最仇恨的人,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声称与他“不共戴天”。
  打扫战场:

  港府决定9月继续推高期指价格,迫使索罗斯认栽。

  9月7日:香港金管局颁布外汇、证券交易和结算新规,投机大受限制。加上日元升值、东南亚市场趋稳,炒家资金及换汇成本大增,不得不离场。

  9月8日:9月期指合约价格升到8220点。8月底转仓期指合约如果平仓,每张合约又要亏4万港币。索罗斯等见大势已去认赔出局。

  战果评点:

  香港政府动用100多亿美元,消耗外汇基金约13%,金额远超1993年“索罗斯击溃英镑战”中英国央行[微博]动用的77亿美元,取得惨胜。索罗斯们是私募对冲基金,从未公布此战的损失,坊间传言是亏损约10亿美元。
回复 阿彭 2019-1-26 12:59
美国的体制是让少部分人成为富人,给予大部分人致富的机会,并给予少数人温饱的福利.中国的体制同样让少部分人成为富人,却没有给予更多人致富的机会,更没有基本的言论自由,抗议的权利和法律上的保护,虽有改进但阻力很大,确有加快解决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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