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开始，在国外主流媒上发现了不少有关茅于轼的文章，原来昨天是他老先生的90岁生日，各方向他祝贺生日。

我不是茅于轼的粉丝，但是知道中国有他这个曾经得过国外奖项的经济学家，也看过他的一些文章。他最令我敬佩的个性，就是敢说真话。

今天这个世界上最难得的就是真话，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只要是真话，就是最宝贵的。由于说真话，他不断受到与他对立那一派的攻击，甚至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他完全可以到美国来生活和研究学问，但是他决定留在自己的国家。正因为如此，他的“说真话”才如此难能可贵。

我所理解的“真话”，就是“真正代表自己想法的话”。真话未必正确，但是今天的正确可能变成明天的错误，今天的错误也可能变成明天的正确。正确与错误似乎永远是相对的，而且两者经常换位，唯独说真话是绝对的。世界上，真的就是真的，假的永远是假的。

茅于轼曾经被划为“右派”，这一点和我的经历相同。讽刺的是，当年我的思想其实很进步，很拥护共产党，很想为国家为民族做一番事业，却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打成“右派”。后来我出国当了资本家，满脑子是“钱”，成为真正的右派，回到国内投资赚钱，却受到很多人的尊敬的赞扬。

右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喜欢独立思考，总有一些与众不同的想法，于是成为“另类”。我们这种人，喜欢指手画脚、挑别人的短处，不喜欢歌功颂德、拍别人的马屁，所以永远是不受人欢迎的。我们的言论，往往被误解为“负能量”，其实是“喷气式发动机”：气是往后面喷的，却推动了飞机往前飞去。

《金融时报》采访了茅于轼，发表了茅于轼的自我叙述，很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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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我八十岁的时候，曾经把人生经历划分成“二十年旧社会、三十年阶级斗争、三十年改革开放”三个阶段。这样概括虽然粗糙一点，但还是符合实际的。现在十年又过去了。

我的90年历程：20+30+40

我是1929年出生。从1929­­­到1949的20年里，基本上是个学习过程。1949年政权更替，这对国家来说是很重要的事。对我个人来讲，我50年大学毕业就开始了一个新的生活。我父亲在工程界是个老人，他认识很多的工程界人士，我大学毕业要找个工作是不难的，但是我家里对我们的事，特别我父亲，除非我自己选择，他不做任何干预的，所以我就选择了应聘到东北去。那个时候东北来个招聘团，到上海招聘人，头一批人，招聘到了哈尔滨，我是第二批还是第三批，就到了齐齐哈尔铁路局，这是我毕业之后第一次就业。我们上海交大机械系一共去了六个同学。应该说那个时候铁路局的人事气氛还是很好的，我们去了就培养我们，每个人都有锻炼的机会，我就开了一年的火车。这一年，无论是在知识方面和锻炼自己吃苦耐劳方面，我都有很大的收获。 

后来我怎么会调到北京来呢？因为那个时候铁道部要组织编牵引计算规程，里头有很多力学的问题，就组织了各个铁路局的工程师，在编规程的中间，选拔了一些人充实进刚刚建设起来的铁道研究院，那个时候还不叫研究院，叫研究所。有几个人调到了铁道研究所，我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我的一个转机。

我在铁道研究院呢，没干几年就划为右派了。我这个右派是58年划的，其他的大部分右派是57年划的。说起来也很有趣，57年过去了，我也没事，以为划右派的事情过去了。到了58年，忽然铁道部来了一个人叫柴沫，他说茅于轼就是右派，原来这个事还没结束。这不是因为我当时说了什么特别的话。当时铁道部研究院的书记叫岳志坚，他对我相当了解，他当时给我做了一个定性，说茅于轼的问题不是立场问题，是个技术问题，我觉得他这个定性还是很准确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根本没有反对共产党的想法，我的许多主张其实跟改革开放以后的做法是类似的，比如说开放市场、保护产权等等。58年柴沫宣布我去当右派，到文革的时候柴沫挨整自杀了。柴沫夫人就和我们住在一个小区里。

然后大的变化，就是改革开放以后了，市场起了作用了。你当了右派啊，你什么都完了，因为国家就一个老板，这个老板不用你，你除非到马路上去摆个摊，修鞋，才能养活自己。等到市场改革以后呢，老板多的是，你这儿不喜欢我，我找别的老板去，这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环境。因为我一直在研究机构，一直接触外国的文献，我的英语一直没有丢，一改革开放，82年，我就有机会出国去，以后就不断地出国，整个改变了我的生活。86年我到哈佛做访问学者，开拓我的视野，接触到了世界上一流的学者，而且我有机会参与到国际的学术交流中间。那一段时间我每年要出国好几趟，一直到后来老了，就越来越减少了。

要说我家庭对我的影响，我的父系母系，都自由开放，都是留学生，对我有点影响，但我的家庭也说不上有多了不起。我们家里出了一个（桥梁工程专家）茅以升，他是我的二伯父。我妈妈陈家那边，也都有不错的人才，我的舅舅是国民党时的中央大学工学院的院长。这可能就是所谓家庭的背景，我有点优势。但家庭影响只是一个方面，我的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很不少，但他们和我又不同，自己观察社会、观察世界、研究人生，还是有不同的深度。

我是55年结婚的，也是我生活中间一个重大的转折。我太太年轻时很漂亮的，周围好多男人，但我从来不问她你跟谁怎么怎么，我从来不问，我对自己有信心的。我觉得对于一般家庭来讲，应该把婚姻看成一个终身的契约，你对这个婚姻有信心，不是老动摇，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我们的婚姻成功，不仅仅表现在我们两个人感情的牢靠，而且表现为我们的子女有很好的家教。家教不是学校学出来的，是家庭培养的。做父母的首先要以身作则，要做出一个榜样来，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这些说起来呢，是一篇很长的故事，但是它跟中国一般老百姓的故事有共同点。我在想的就是，中国人的命运往往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当政者的手里。当政者搞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大家就都跟着倒霉。这就说明环境跟发展是有关系的。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独立的思考的环境，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当然现在比那个时候有一点进步，声音多元化了，有了互联网了，这些改变在我这一生中间是最明显的表现出来。

我为何选择经济学？

我五十多岁的时候，从工程师变成一个经济学者。为什么会选择经济学呢？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创造的。我们过去在经济学上犯了很多错误，我们的劳动没创造出财富来，反而是浪费了财富，什么大炼钢铁啊、上山下乡啊，都是劳动吧，但它的结果不是创造财富，国家反而变穷了。所以就要研究财富是如何创造的，这个我想，不光是我，所有的中国人都会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富有嘛是吧？

大家知道现在的经济学充满了数学，我进入经济学不困难的原因，就是我喜欢数学。我写的一本书，《择优分配原理》，就是用数学来解释经济学，这是我的一本成名作。我在开火车的时候，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火车首先必须按点到达目的地，但在这个过程中，速度是快还是慢，先快后慢，还是先慢后快？途中有坡道，上坡下坡，用什么办法来开这个火车？如何准点到达，而且燃料是最省的？这个完全变了个数学问题。我的数学比较好，所以进入经济学没困难。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你要有一个比较宽阔的眼界，对你生活的环境，对全世界的状况，你要有一个眼界。这一点，我是从铁道研究院转到社会科学院之后获得的，这次调动靠的是李慎之。李慎之当时是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所长，后来当了社科院副院长。我一个朋友叫王国乡，把我介绍给李慎之，我跟他谈了几次，他很欣赏我，就把我调到了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我进去时也有点担心，因为我要研究的是中国的改革。李慎之说，你花一半时间研究美国问题，其他一半时间，你研究中国就可以。李慎之是很自由派的，只要你能出成果就行，他在美国所的时候搜罗了好多右派。他喜欢右派，因为一般右派都有点独立思想，与众不同一点，所以才会当右派。

我到美国所是84年。86年，两年以后，我就有机会访问哈佛大学，那个是改变我一生的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在哈佛，我只听过一门讲税收的课，因为那时候中国没有税收，中国是计划经济，老百姓不交税，企业也不交税，利润都上缴了，所以税这个问题对我是陌生的。其他的课，说老实话，我都能教，我用不着听。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我在这个全世界一流学者集中的地方，跟他们交流，进入到了这个圈子里头。所以86年以后，一直到九几年，我每年有很多出国的机会。如果我不进哈佛，是不会有这些机会的。而且我的视野越来越宽，不光是经济学，我对制度、伦理都感兴趣。我写了本书《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就是讲伦理学的。视野的拓宽，是我很重大的变化。

我为何坚定地批评计划经济，呼吁“保护富人”？

我对计划经济一直持很批评的态度。其实在国际经济学界里头，有好几个对计划经济有深刻批判的经济学家，首先就是哈耶克，这个大家都知道的，《通向奴役之路》就是讲的计划经济。凯恩斯也说过类似的话，就是通向奴役的路上铺满了玫瑰花。你觉得非常好的路，但走来走去，就被奴役了，就进了地狱了，就是指的计划经济。所以不光是我，有水平的经济学家都看准了计划经济的不可行。

Communism这个词，是日本人翻译的，把它翻成“共产”，其实这个词没有“共产”的意思，它是“公社”的意思。公社就是在一个小范围里边，大家有平等的发言权，有自由的发展机会。日本人把它翻成“共产”，这把中国人害苦了。中国接受共产主义，在农村就把地主的地给共产了，城市里头搞公私合营。经过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又往共产主义加了很多新东西，比如“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本来没有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个理想。

共产这个想法，马克思提出之后，辉煌过一百年，大家都觉得这是人类的理想，但是实践的结果都很糟糕。所以现在共产的思潮已经退潮了。现在世界上还有什么共产国家？成功的一个没有。其实从知识分子的角度看，人类要选择什么制度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福山所说的，宪政民主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结”。这没有什么好怀疑的。

我一直讲，人追求平等，是很有理由的，但是世界上很多悲剧，就是追求平等造成的，包括共产主义思想。人跟人本来就是不一样的，这是自然规律，它是不可抗拒的。当然我们不喜欢不平等，我们可以给它一些限制，做一些调整，但是你不可能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共产主义就试图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财产公有，就造成悲剧了，这个可以说是历史最重大的一个教训。全世界最近这一百年间，导致重大人身损失的问题，都跟过分地追求平等有关。

因为不能追求过分的平等，所以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我2012年获得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我想也和我的这个观点有关。要保护富人啊，但是很多社会不是这样想的，而是妒忌富人。打击富人的社会，就会变成穷人国，因为他变富你就打击他嘛，那怎么会有富人呢？富人招大家恨，这个跟马克思的说法有关系：富人是剥削者，所以他才富起来。过去认为劳动创造财富，富人不劳动，却赚了很多钱，那肯定是剥削来的。现在的看法不是这样。到底是什么创造了财富？是配置。人和物要用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财富就创造了。那么谁在配置呢？企业家。所以企业家赚钱是很对的，因为他把人和物用好了。

这个问题很多国家到现在还是没认识到，就把国家搞得很惨，最典型的就是委内瑞拉。我很关心这个国家，它从反面证实了马克思说法的错误。这个国家曾经是很富的，石油储量超过沙特，现在变成最穷的，全世界最倒霉的一个国家，通货膨胀空前的高，社会犯罪空前的高，东西都买不着。它的错误就是打击富人。

为什么需要经济学家呢？就是经济学家会告诉你，打击富人是不行的，我就是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如果反过来，都是为穷人说话，为富人做事，那这个社会就好不了了。

我怎么看中国改革开放40年？

我是个经济学家，简单地讲，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40年最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搞清楚了财富究竟是怎么创造的。财富是配置创造的，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就能创造出财富。那么怎么才能尽其用？要有自由，要有市场，要有产权。这几十年，其实就是这一条经验。现在中国人有人身自由，有选择的自由，有财产的保障，这不就是人权吗？所以我们在人权方面有很大的进步。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就是因为人身没有自由，财产没有保障。我们把这个改了，财富就极大地创造了出来。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比其他搞计划经济的国家更成功。计划经济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既得利益者，你有票就可以买便宜的肉、便宜的粮食，到了市场经济里你就得放弃票，到市场去买。你舍不得放弃这个票怎么办？我们搞了个双轨制。你那票照样还可以用，旁边有个市场，你不够可以到市场上去买，这就是双轨制，这就彻底解决了从计划过渡到市场的困难。这个中国是很成功的。

我回顾中国经济，从毛泽东时代到现在，经过两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1978年那个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这个命题在哲学上是错误的，实践不能检验真理，但是这种说法在当时对解放思想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它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实践里头，不是生活在文件里头。毛泽东时代我们就生活在文件里，文件告诉我们中国人怎么幸福，资本主义国家怎么水深火热，实际上不是这样的，那是文件。第二次解放思想是92年邓小平南巡，不要分区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逮着老鼠就是好猫”，让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那现在还需要第三次解放思想，解放什么？解放对公有制的迷信。

如果问我现在我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我就认为公有制的问题没解决。经济学里头有一条一般均衡理论。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让价格自由浮动，东西缺了能涨价，多了能落价，最后使得所有的商品都均衡了，不缺也不多，靠价格调节，这个时候效率是最大的，财富创造出最多，叫做一般均衡理论。但是一般均衡的背后是什么？为什么缺了会涨价，多了会落价呢？它的背后是私有产权。李克强总理也说过，资源配置要由市场做决定，但是他没有说更重要的一条，市场是私有制的。如果市场不是私有制，是不可能来影响配置的。发达国家的效率高，没什么浪费，因为它是私有制，财产得到保护，价格能对供需变化做出正确反应，公有制下，价格是无法做出正确反应的。

中国的大问题，都出在公有制上头。我们产能过剩、消费不足、房地产泡沫、靠投资拉动GDP、收入分配扭曲，全跟公有制有关系。美国有5000家银行，全都是私人办的，政府一家都不办，但在中国，政府包揽了全部银行，老百姓不可以办银行。老百姓不能办银行，那每个家庭多多少少有点储蓄，用来干什么呢？在美国，老百姓的储蓄不仅可以办银行，还可以办通讯、办电力、办石油。我们这些产业都是国家的，国家垄断了所有的赚钱行业，老百姓的储蓄没有投资机会，只能去买房，中国的房地产的泡沫就是从这来的。如果老百姓现在可以开银行了，他们可能会把房子卖掉去办银行，因为赚钱多嘛，房价马上就下来了。现在北京的房价比纽约都贵了，都是扭曲的，根子就在公有制。

当然我们现在不完全是公有制，我们现在是混合制，既有公有也有私有。但是我们很多重要的东西，还是由计划分配的。土地、资金，这两个最重要的资源和资本，不完全是市场分配。回到我说的物尽其用，物尽其用包括地尽其用。如果我是土地的主人，我这块地该干什么用，我会不断地琢磨，是修路？盖房子？还是做停车场？我会老关心这个事。现在土地是公有的，没人关心，所以中国土地问题非常大。跟发达国家比较，中国土地没有尽其用，钱也没有尽其用。谁能把钱尽其用？就是金融业。土地和金融，这两个领域如果破除政府垄断，具有非常大的潜力。

不解决公有制的问题，我们也很难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的功能应该是管理市场不要出乱子，它应该是做裁判员的。如果政府自己办了企业了，也在市场里头赚钱，就相当于裁判员出来踢足球了。虽然国有企业号称是全民所有，但我们人民能做什么呢？我们不能把国有企业卖了，我们没有处置权，没有经营权，没有收益权。现在我们国企的利润上缴比例很低，到2020年才上缴30%，本来是不上缴或上缴不到10%。你说这国企我们要它干嘛？

有人说公有制经济让政府有财力“办大事”，政府有钱才能修高铁、修高速公路、修那么多飞机场。但“中国政府有钱”的反面，就是“中国老百姓没钱”，这是中国经济的特点。一般来说，现在的投资是为了将来的消费，但是因为老百姓没有钱，所以到了将来还是没有消费，这就会变成投资的自我加强，这个恶性循环就造成中国的产能过剩。所以我觉得现阶段也没有必要再保持一定比例的公有制经济了。

我最大的喜悦和期待

我活到90岁，最大的喜悦，就是中国市场化的改革。市场化改革的背后是私有产权。你们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在市场化改革以前，所有的企业、商店都是公有的，都是国家的，没有私人的。你除非马路上摆个摊，修鞋，这是你私有的，或者你当保姆，你是自由的，其他所有的就业，都是这一个老板。后来改革到市场化以后呢，有了私有经济，又彻底地改变了经济的结构，我的命运也就随之而变。

你问我如果有选择，会不会想生逢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国度？当然，如果我有选择，我希望到美国去。但是这是我个人的问题。我想的不是我个人，是所有的人。那大家都到美国去？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有可能的是，把我们的国家改变得比较像美国，这是有可能的，而且你可以为之努力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要有个共识，你的目标是什么？我想现在这个问题可以说已经解决了，因为中国有条件的家庭都把孩子送美国去，或者到英国德国去，说明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我记得1989年，我去东德，东德那时候在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中也是算是经济最好的。我坐的飞机是到东德的，但是我开会的地方在西德，要从东德穿过去。刚去的时候柏林墙还没倒，我坐在公共汽车上，一车的德国人，他们都是有各种原因，经过特批，可以去到西德那边的。车子开过边界，车上所有的德国人都在欢呼。我当时觉得好奇怪，后来明白了，他们奔向了自由，这就可见人心所向。

当然出国学习生活，底层群众可能还够不着。等到底层群众也认识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目标，我们改变的方向，那中国改变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我最大的缺憾，很简单，就是中国还是一个专政社会，我希望中国能够尽快地变成一个民主法治宪政的国家。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来到，可能我看不见，但也不会太远了。我在这方面是特别关心的，因为我懂得，倒退会带来灾难，所以我有个责任，防止社会倒退，推进社会进步。可以说我一辈子努力的方向，就是这个方向，防止倒退，促进进步。作为一个中国人，再也没有比这个目标更重要的事情。

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我对他们的嘱托就是，我希望他们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我非常希望他们追求真。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要追求？还要追求理，就是要有逻辑。这两点能做到，我们下一代就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