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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我是如何被划为"右派份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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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我18岁高中毕业，从上海考上了我的“第一志愿”北京《清华大学》，对自己的前途满怀信心。那年夏天，我带着行李和铺盖卷，从上海搭乘京沪线火车，经一天两夜大约36小时的长途旅行，到达北京，兴高采烈地前往《清华园》报到，却不知道一场厄运正在等待着我。
在《清华大学》分配好宿舍、食堂、拿到学生证和令人骄傲的长方形校徽、安顿好生活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选择和分配专业”。上个世纪50年代初，经过“院系调整”之后，《清华大学》成为专一的“工科大学”。我选择《清华大学》，就是瞄准了它的“无线电系”，我在中学时代，就是一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把零用钱全部花费在购买无线电零件上，自己制作无线电收音机和扩音机，很有成绩，而且多次在上海的“无线电”杂志上发表文章。那个时候，我已经立定志向，要在无线电科学领域中发展自己。
我12岁小学刚毕业后不久，父母亲就出国，我变成“留守少年”，在外祖母监管下，很满足于上海“花园洋房”的富裕生活。我和其他同学一样，既参加了“少年先锋队”，也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思想上是很进步的，在政治上完全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我在中学期间的学业成绩很不错，对自己的前途也充满了爱国热情，要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生。
我万万没有想到，《清华大学》的“无线电系”属于“保密专业”，而我的家庭出身属于“资产阶级”，不符合“保密专业”的特殊要求，因此我要求进入“无线电系”的申请被拒绝，我的专业分配改为“电机系”的“工业企业自动化专业”。其实《清华大学》的“电机系”也很有名，系主任是章明涛教授，而“工企专业”在当时也是一个新建的专业，是今天《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前身，很有发展前途，但是在1956年，我只知道我对无线电的爱好和理想受到打击，我所选择的专业被拒绝，我被迫成为电机系学生而无可奈何。更重要的是，我突然意识到我的人生前途受到“家庭出身”的影响，虽然进入了一所全国知名的大学，却是一个受到排挤和被歧视的“另类”。
1957年春，我突然接到《清华大学》校党委会的通知，邀请我参加一个党委组织的“座谈会”，向“校党委”提意见。“校党委”是学校的最高领导，当时的校党委书记兼学校校长，是蒋南翔。我受到如此高规格的邀请，深感受宠若惊，因此在“座谈会”上毫无保留地倾吐了对自己专业分配的不满，我也许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唯成分论”，但实质是如此，不满学校用“家庭出身”来作为学生专业分配的标准。
这次“座谈会”之后，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场“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政治运动，我也贴过几张大字报，发表过一些言论，都是什么内容，我早已忘记，无非是人云亦云，跟着起哄，我一个19岁的青年能有什么成熟的政治观点？只记得当时我是副校长钱伟长教授的拥护者，有人提出“教授治校”，反对“外行领导内行”，我表示支持。其实我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对“专业分配”不满。虽然有所不满，但是心情舒畅，因为终于可以畅所欲言。
“大鸣大放”很快变成了“反右派斗争”，我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我在党委座谈会上的“向党提意见”变成了“向党进攻”，从此背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锅。最要命的是，这是“敌我矛盾”，我被划为“阶级敌人”，不再是“同志”了。所有的同学和朋友都必须和我“划清界限”，不敢和我接触，就好像我得了会传染的麻疯病需要被“隔离”那样，我被彻底“孤立”了。
1957年夏天，我从北京回到上海过大学生活中的第一个暑假，我没脸见中学同学，不敢告诉大家我已经是“右派分子”，因为这在当时是一种极大的耻辱，就好像是刑事罪犯一样。
从1957年到1962年大学毕业，整整5年，我在《清华大学》成为“反面教员”，接受了同班同学的无数次“批判、斗争”。所谓“批斗会”，大概和电影中农民斗地主的场面差不多，参加批斗的逐个发表言辞激烈的批判言论，尽量抹黑我、侮辱我，我的一切都被“上纲上线”，加以否定。我作为被批斗的右派分子，实际没有发言权，如果为自己辩护，只会因为“态度不老实”而引来更强烈的批判和指责，因此我除了无休无止的检讨反省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
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尝到了“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当时领导同班同学批斗我的，是党支部书记张良庆，此人是个退伍军人，在同学中显得比较成熟，他个子矮矮的，很能说善辩，声音有些嘶哑。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党员同学不久后竟也被划为“右派”，和我坐在同一条板凳上，挨批挨斗，据说是因为他私下里发表了一些从军期间的不满言论。他和我一起挨斗，我暗中多少有点高兴，因为我总算有了“同类”，他在很大程度上分担了我的压力。
但是我在批斗会上和会后的检讨反省，却都是真心诚意的。我深刻反省了自小在上海的“资产阶级生活”的“腐朽、堕落和脱离群众”，深深感觉到自己需要接受“劳动人民的再教育”，需要改造自己的思想和立场。因此当我和同学一起下放到工厂和农村参加劳动时，我主动接受最累、最苦的劳动任务，在学校宿舍中，我不怕脏和臭，主动打扫厕所，希望以自己的表现来证明我接受改造的真诚愿望。这段时间内，我还非常认真刻苦地学习了“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和“辩证唯物论”，我相信我的学习态度比班上的任何同学都更加虚心诚恳，而且不断用这些理论来进行“自我批判”，彻底否定自己。
我对自己否定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当一位好心的女同学因为同情我，偷偷向我递送了一个纸条时，我为了表示“对党忠诚”，竟把这张纸条上交给“组织”了。很多年后这位同学告诉我，她因为我当年受到了严厉的批判，罪名是“同情右派”。这位同学名叫项协恭，我虽然早已经忘记了这件事，经她提起后我深感有愧，再三向她赔礼道歉。现在她住在美国旧金山，是我的好朋友之一。
1959年后，全国出现“大饥荒”，我和同学一起，第一次尝试了饥饿的痛苦，我主动接受了“饥饿”的磨练，把这作为“自我改造”的一部分。也许因为“饥饿”的原因，对我的批斗没有以前那么严厉了，我甚至感到心情愉快。
那5年中，我的确受到了别人所没有经历过的巨大磨练。尽管我花费了大量时间学习政治，接受批斗，写检讨和思想汇报，但是我并没有荒废学业。由于参加劳动，5年大学被延长为5年半，我的毕业论文拿了5分，1962年上半年，我从《清华大学》正式毕业了。
1962年下半年，我出国回到父母身边，5年噩梦到此结束。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父亲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就暗中支持共产党，原来是个爱国的“红色资本家”。我在上海永嘉路居住长大的那套“花园洋房”后来也被他捐赠给共产党了。
在“反右派斗争”中，大学同班同学中涌现了不少积极分子，毕业后他们都留校任职，例如贺美英同学（后来成为《清华大学》的校党委书记）、陶森同学（校党委成员之一）、林功实同学（校党委之一，后来成为《深圳大学》领导之一）等，他们都成为校领导，在“工字厅”（《清华大学》内的“中南海”）上班。很多年后，我和他们半开玩笑说：你们是踩着我的肩旁上去的，应该付我一笔“垫脚费”......
若干年后，我回到北京《清华大学》参加校庆，校党委书记何东昌找我谈话，正式替我“摘掉右派帽子”，但是他没有请我吃饭，没有给我发“道歉信”，我也就从此正式成为“摘帽右派”。我告诉何东昌，我虽然成为“右派”，但是学会了“辩证法”，对我在国外赚钱发财很有帮助。
又是若干年后，我通过朋友介绍，到《北京大学》拜访了钱理群教授，他是研究“反右派斗争”的专家。我和他交流信息和看法。他告诉我，在“文革”中被斗的，“平反”后都补发被扣的工资，唯独“反右”中被斗的，“摘帽”后一直没有补发被扣的工资，这不公平。幸亏我当年是学生，没有工资问题，但是也没有付过学费，当年上大学是免费的，大学毕业后的工资是每月60元，很多年不变。
在《清华大学》分配好宿舍、食堂、拿到学生证和令人骄傲的长方形校徽、安顿好生活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选择和分配专业”。上个世纪50年代初，经过“院系调整”之后，《清华大学》成为专一的“工科大学”。我选择《清华大学》，就是瞄准了它的“无线电系”，我在中学时代，就是一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把零用钱全部花费在购买无线电零件上，自己制作无线电收音机和扩音机，很有成绩，而且多次在上海的“无线电”杂志上发表文章。那个时候，我已经立定志向，要在无线电科学领域中发展自己。
我12岁小学刚毕业后不久，父母亲就出国，我变成“留守少年”，在外祖母监管下，很满足于上海“花园洋房”的富裕生活。我和其他同学一样，既参加了“少年先锋队”，也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思想上是很进步的，在政治上完全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我在中学期间的学业成绩很不错，对自己的前途也充满了爱国热情，要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生。
我万万没有想到，《清华大学》的“无线电系”属于“保密专业”，而我的家庭出身属于“资产阶级”，不符合“保密专业”的特殊要求，因此我要求进入“无线电系”的申请被拒绝，我的专业分配改为“电机系”的“工业企业自动化专业”。其实《清华大学》的“电机系”也很有名，系主任是章明涛教授，而“工企专业”在当时也是一个新建的专业，是今天《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前身，很有发展前途，但是在1956年，我只知道我对无线电的爱好和理想受到打击，我所选择的专业被拒绝，我被迫成为电机系学生而无可奈何。更重要的是，我突然意识到我的人生前途受到“家庭出身”的影响，虽然进入了一所全国知名的大学，却是一个受到排挤和被歧视的“另类”。
1957年春，我突然接到《清华大学》校党委会的通知，邀请我参加一个党委组织的“座谈会”，向“校党委”提意见。“校党委”是学校的最高领导，当时的校党委书记兼学校校长，是蒋南翔。我受到如此高规格的邀请，深感受宠若惊，因此在“座谈会”上毫无保留地倾吐了对自己专业分配的不满，我也许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唯成分论”，但实质是如此，不满学校用“家庭出身”来作为学生专业分配的标准。
这次“座谈会”之后，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场“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政治运动，我也贴过几张大字报，发表过一些言论，都是什么内容，我早已忘记，无非是人云亦云，跟着起哄，我一个19岁的青年能有什么成熟的政治观点？只记得当时我是副校长钱伟长教授的拥护者，有人提出“教授治校”，反对“外行领导内行”，我表示支持。其实我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对“专业分配”不满。虽然有所不满，但是心情舒畅，因为终于可以畅所欲言。
“大鸣大放”很快变成了“反右派斗争”，我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我在党委座谈会上的“向党提意见”变成了“向党进攻”，从此背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锅。最要命的是，这是“敌我矛盾”，我被划为“阶级敌人”，不再是“同志”了。所有的同学和朋友都必须和我“划清界限”，不敢和我接触，就好像我得了会传染的麻疯病需要被“隔离”那样，我被彻底“孤立”了。
1957年夏天，我从北京回到上海过大学生活中的第一个暑假，我没脸见中学同学，不敢告诉大家我已经是“右派分子”，因为这在当时是一种极大的耻辱，就好像是刑事罪犯一样。
从1957年到1962年大学毕业，整整5年，我在《清华大学》成为“反面教员”，接受了同班同学的无数次“批判、斗争”。所谓“批斗会”，大概和电影中农民斗地主的场面差不多，参加批斗的逐个发表言辞激烈的批判言论，尽量抹黑我、侮辱我，我的一切都被“上纲上线”，加以否定。我作为被批斗的右派分子，实际没有发言权，如果为自己辩护，只会因为“态度不老实”而引来更强烈的批判和指责，因此我除了无休无止的检讨反省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
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尝到了“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当时领导同班同学批斗我的，是党支部书记张良庆，此人是个退伍军人，在同学中显得比较成熟，他个子矮矮的，很能说善辩，声音有些嘶哑。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党员同学不久后竟也被划为“右派”，和我坐在同一条板凳上，挨批挨斗，据说是因为他私下里发表了一些从军期间的不满言论。他和我一起挨斗，我暗中多少有点高兴，因为我总算有了“同类”，他在很大程度上分担了我的压力。
但是我在批斗会上和会后的检讨反省，却都是真心诚意的。我深刻反省了自小在上海的“资产阶级生活”的“腐朽、堕落和脱离群众”，深深感觉到自己需要接受“劳动人民的再教育”，需要改造自己的思想和立场。因此当我和同学一起下放到工厂和农村参加劳动时，我主动接受最累、最苦的劳动任务，在学校宿舍中，我不怕脏和臭，主动打扫厕所，希望以自己的表现来证明我接受改造的真诚愿望。这段时间内，我还非常认真刻苦地学习了“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和“辩证唯物论”，我相信我的学习态度比班上的任何同学都更加虚心诚恳，而且不断用这些理论来进行“自我批判”，彻底否定自己。
我对自己否定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当一位好心的女同学因为同情我，偷偷向我递送了一个纸条时，我为了表示“对党忠诚”，竟把这张纸条上交给“组织”了。很多年后这位同学告诉我，她因为我当年受到了严厉的批判，罪名是“同情右派”。这位同学名叫项协恭，我虽然早已经忘记了这件事，经她提起后我深感有愧，再三向她赔礼道歉。现在她住在美国旧金山，是我的好朋友之一。
1959年后，全国出现“大饥荒”，我和同学一起，第一次尝试了饥饿的痛苦，我主动接受了“饥饿”的磨练，把这作为“自我改造”的一部分。也许因为“饥饿”的原因，对我的批斗没有以前那么严厉了，我甚至感到心情愉快。
那5年中，我的确受到了别人所没有经历过的巨大磨练。尽管我花费了大量时间学习政治，接受批斗，写检讨和思想汇报，但是我并没有荒废学业。由于参加劳动，5年大学被延长为5年半，我的毕业论文拿了5分，1962年上半年，我从《清华大学》正式毕业了。
1962年下半年，我出国回到父母身边，5年噩梦到此结束。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父亲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就暗中支持共产党，原来是个爱国的“红色资本家”。我在上海永嘉路居住长大的那套“花园洋房”后来也被他捐赠给共产党了。
在“反右派斗争”中，大学同班同学中涌现了不少积极分子，毕业后他们都留校任职，例如贺美英同学（后来成为《清华大学》的校党委书记）、陶森同学（校党委成员之一）、林功实同学（校党委之一，后来成为《深圳大学》领导之一）等，他们都成为校领导，在“工字厅”（《清华大学》内的“中南海”）上班。很多年后，我和他们半开玩笑说：你们是踩着我的肩旁上去的，应该付我一笔“垫脚费”......
若干年后，我回到北京《清华大学》参加校庆，校党委书记何东昌找我谈话，正式替我“摘掉右派帽子”，但是他没有请我吃饭，没有给我发“道歉信”，我也就从此正式成为“摘帽右派”。我告诉何东昌，我虽然成为“右派”，但是学会了“辩证法”，对我在国外赚钱发财很有帮助。
又是若干年后，我通过朋友介绍，到《北京大学》拜访了钱理群教授，他是研究“反右派斗争”的专家。我和他交流信息和看法。他告诉我，在“文革”中被斗的，“平反”后都补发被扣的工资，唯独“反右”中被斗的，“摘帽”后一直没有补发被扣的工资，这不公平。幸亏我当年是学生，没有工资问题，但是也没有付过学费，当年上大学是免费的，大学毕业后的工资是每月60元，很多年不变。
（适逢“反右派”60周年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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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74 个评论)
- 回复 伪装者
- 耿耿于怀，显富仇政，辛苦道途中。也许真是当年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露网之鱼，如果毛泽东还活着，可能也像习大大，给你发一个“红色通辑令”...说真心话，老刘在华裔圈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推荐给你，如今在大陆很火的一首詩《对衰老的回答》对你很有益处...
- 回复 农友
- 写得深刻十分真实，我1956年中专毕业刚参加工作，就碰到了这场反右运动，也是因为出身工商业资产阶级而饱受歧视，低人一等夾着尾巴做人，才敖过来。现在想想真叫人害怕！我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真心祝博主心情愉快，健康长寿！！！
- 回复 runzhi
- 刘兄，你这个老右算是不幸中的有幸！因你只是轻右。
据1979年中共为右派平分时期的媒体披露的史料记载：右派当时分为三个等级，即重右、中右、轻右。
重右是要杀头或长期监禁的，中右监视劳动改造，轻右批判斗争。
- 回复 runzhi
- 当年的右派可都是一些性格秉直、对党忠诚、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拔尖的精英啊！
朱容基就是清华当年右派一分子。
当年党号召大家诚恳提意见。这些精英抱着对党爱之心切的心态，放肆大鸣大放。
岂知，这是“引蛇出洞”的韬略。
“秋后算账”自然就不期而遇啦！
- 回复 阿彭
- 老刘的经历在当时是很多热血青年都或多或少遇到过的，至少我很熟悉，我与老刘可说是同一辈的，57年中学毕业，同样是资产阶级出身，父親曾因"包庇反革命罪"被劳改，后因澄清被提前释放，但我每年的个人简历表上都必须老实填写，57年我哥哥弃学去香港，从此又加上一条海外关系，可那时我还倰乎乎地枳极要求申请入党，这段历史已经经过去，幸喜现在的国内青年不会再有我们的那段经历，可专心一致的学习和工作，虽然问题还不少，但前途是光明的。读老刘博文有感.
), 上面用大筆划书写'永远向 项协恭同学致歉'...哈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