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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我是如何被划为"右派份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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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我18岁高中毕业，从上海考上了我的“第一志愿”北京《清华大学》，对自己的前途满怀信心。那年夏天，我带着行李和铺盖卷，从上海搭乘京沪线火车，经一天两夜大约36小时的长途旅行，到达北京，兴高采烈地前往《清华园》报到，却不知道一场厄运正在等待着我。
在《清华大学》分配好宿舍、食堂、拿到学生证和令人骄傲的长方形校徽、安顿好生活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选择和分配专业”。上个世纪50年代初，经过“院系调整”之后，《清华大学》成为专一的“工科大学”。我选择《清华大学》，就是瞄准了它的“无线电系”，我在中学时代，就是一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把零用钱全部花费在购买无线电零件上，自己制作无线电收音机和扩音机，很有成绩，而且多次在上海的“无线电”杂志上发表文章。那个时候，我已经立定志向，要在无线电科学领域中发展自己。
我12岁小学刚毕业后不久，父母亲就出国，我变成“留守少年”，在外祖母监管下，很满足于上海“花园洋房”的富裕生活。我和其他同学一样，既参加了“少年先锋队”，也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思想上是很进步的，在政治上完全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我在中学期间的学业成绩很不错，对自己的前途也充满了爱国热情，要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生。
我万万没有想到，《清华大学》的“无线电系”属于“保密专业”，而我的家庭出身属于“资产阶级”，不符合“保密专业”的特殊要求，因此我要求进入“无线电系”的申请被拒绝，我的专业分配改为“电机系”的“工业企业自动化专业”。其实《清华大学》的“电机系”也很有名，系主任是章明涛教授，而“工企专业”在当时也是一个新建的专业，是今天《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前身，很有发展前途，但是在1956年，我只知道我对无线电的爱好和理想受到打击，我所选择的专业被拒绝，我被迫成为电机系学生而无可奈何。更重要的是，我突然意识到我的人生前途受到“家庭出身”的影响，虽然进入了一所全国知名的大学，却是一个受到排挤和被歧视的“另类”。
1957年春，我突然接到《清华大学》校党委会的通知，邀请我参加一个党委组织的“座谈会”，向“校党委”提意见。“校党委”是学校的最高领导，当时的校党委书记兼学校校长，是蒋南翔。我受到如此高规格的邀请，深感受宠若惊，因此在“座谈会”上毫无保留地倾吐了对自己专业分配的不满，我也许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唯成分论”，但实质是如此，不满学校用“家庭出身”来作为学生专业分配的标准。
这次“座谈会”之后，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场“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政治运动，我也贴过几张大字报，发表过一些言论，都是什么内容，我早已忘记，无非是人云亦云，跟着起哄，我一个19岁的青年能有什么成熟的政治观点？只记得当时我是副校长钱伟长教授的拥护者，有人提出“教授治校”，反对“外行领导内行”，我表示支持。其实我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对“专业分配”不满。虽然有所不满，但是心情舒畅，因为终于可以畅所欲言。
“大鸣大放”很快变成了“反右派斗争”，我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我在党委座谈会上的“向党提意见”变成了“向党进攻”，从此背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锅。最要命的是，这是“敌我矛盾”，我被划为“阶级敌人”，不再是“同志”了。所有的同学和朋友都必须和我“划清界限”，不敢和我接触，就好像我得了会传染的麻疯病需要被“隔离”那样，我被彻底“孤立”了。
1957年夏天，我从北京回到上海过大学生活中的第一个暑假，我没脸见中学同学，不敢告诉大家我已经是“右派分子”，因为这在当时是一种极大的耻辱，就好像是刑事罪犯一样。
从1957年到1962年大学毕业，整整5年，我在《清华大学》成为“反面教员”，接受了同班同学的无数次“批判、斗争”。所谓“批斗会”，大概和电影中农民斗地主的场面差不多，参加批斗的逐个发表言辞激烈的批判言论，尽量抹黑我、侮辱我，我的一切都被“上纲上线”，加以否定。我作为被批斗的右派分子，实际没有发言权，如果为自己辩护，只会因为“态度不老实”而引来更强烈的批判和指责，因此我除了无休无止的检讨反省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
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尝到了“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当时领导同班同学批斗我的，是党支部书记张良庆，此人是个退伍军人，在同学中显得比较成熟，他个子矮矮的，很能说善辩，声音有些嘶哑。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党员同学不久后竟也被划为“右派”，和我坐在同一条板凳上，挨批挨斗，据说是因为他私下里发表了一些从军期间的不满言论。他和我一起挨斗，我暗中多少有点高兴，因为我总算有了“同类”，他在很大程度上分担了我的压力。
但是我在批斗会上和会后的检讨反省，却都是真心诚意的。我深刻反省了自小在上海的“资产阶级生活”的“腐朽、堕落和脱离群众”，深深感觉到自己需要接受“劳动人民的再教育”，需要改造自己的思想和立场。因此当我和同学一起下放到工厂和农村参加劳动时，我主动接受最累、最苦的劳动任务，在学校宿舍中，我不怕脏和臭，主动打扫厕所，希望以自己的表现来证明我接受改造的真诚愿望。这段时间内，我还非常认真刻苦地学习了“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和“辩证唯物论”，我相信我的学习态度比班上的任何同学都更加虚心诚恳，而且不断用这些理论来进行“自我批判”，彻底否定自己。
我对自己否定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当一位好心的女同学因为同情我，偷偷向我递送了一个纸条时，我为了表示“对党忠诚”，竟把这张纸条上交给“组织”了。很多年后这位同学告诉我，她因为我当年受到了严厉的批判，罪名是“同情右派”。这位同学名叫项协恭，我虽然早已经忘记了这件事，经她提起后我深感有愧，再三向她赔礼道歉。现在她住在美国旧金山，是我的好朋友之一。
1959年后，全国出现“大饥荒”，我和同学一起，第一次尝试了饥饿的痛苦，我主动接受了“饥饿”的磨练，把这作为“自我改造”的一部分。也许因为“饥饿”的原因，对我的批斗没有以前那么严厉了，我甚至感到心情愉快。
那5年中，我的确受到了别人所没有经历过的巨大磨练。尽管我花费了大量时间学习政治，接受批斗，写检讨和思想汇报，但是我并没有荒废学业。由于参加劳动，5年大学被延长为5年半，我的毕业论文拿了5分，1962年上半年，我从《清华大学》正式毕业了。
1962年下半年，我出国回到父母身边，5年噩梦到此结束。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父亲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就暗中支持共产党，原来是个爱国的“红色资本家”。我在上海永嘉路居住长大的那套“花园洋房”后来也被他捐赠给共产党了。
在“反右派斗争”中，大学同班同学中涌现了不少积极分子，毕业后他们都留校任职，例如贺美英同学（后来成为《清华大学》的校党委书记）、陶森同学（校党委成员之一）、林功实同学（校党委之一，后来成为《深圳大学》领导之一）等，他们都成为校领导，在“工字厅”（《清华大学》内的“中南海”）上班。很多年后，我和他们半开玩笑说：你们是踩着我的肩旁上去的，应该付我一笔“垫脚费”......
若干年后，我回到北京《清华大学》参加校庆，校党委书记何东昌找我谈话，正式替我“摘掉右派帽子”，但是他没有请我吃饭，没有给我发“道歉信”，我也就从此正式成为“摘帽右派”。我告诉何东昌，我虽然成为“右派”，但是学会了“辩证法”，对我在国外赚钱发财很有帮助。
又是若干年后，我通过朋友介绍，到《北京大学》拜访了钱理群教授，他是研究“反右派斗争”的专家。我和他交流信息和看法。他告诉我，在“文革”中被斗的，“平反”后都补发被扣的工资，唯独“反右”中被斗的，“摘帽”后一直没有补发被扣的工资，这不公平。幸亏我当年是学生，没有工资问题，但是也没有付过学费，当年上大学是免费的，大学毕业后的工资是每月60元，很多年不变。
在《清华大学》分配好宿舍、食堂、拿到学生证和令人骄傲的长方形校徽、安顿好生活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选择和分配专业”。上个世纪50年代初，经过“院系调整”之后，《清华大学》成为专一的“工科大学”。我选择《清华大学》，就是瞄准了它的“无线电系”，我在中学时代，就是一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把零用钱全部花费在购买无线电零件上，自己制作无线电收音机和扩音机，很有成绩，而且多次在上海的“无线电”杂志上发表文章。那个时候，我已经立定志向，要在无线电科学领域中发展自己。
我12岁小学刚毕业后不久，父母亲就出国，我变成“留守少年”，在外祖母监管下，很满足于上海“花园洋房”的富裕生活。我和其他同学一样，既参加了“少年先锋队”，也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思想上是很进步的，在政治上完全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我在中学期间的学业成绩很不错，对自己的前途也充满了爱国热情，要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生。
我万万没有想到，《清华大学》的“无线电系”属于“保密专业”，而我的家庭出身属于“资产阶级”，不符合“保密专业”的特殊要求，因此我要求进入“无线电系”的申请被拒绝，我的专业分配改为“电机系”的“工业企业自动化专业”。其实《清华大学》的“电机系”也很有名，系主任是章明涛教授，而“工企专业”在当时也是一个新建的专业，是今天《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前身，很有发展前途，但是在1956年，我只知道我对无线电的爱好和理想受到打击，我所选择的专业被拒绝，我被迫成为电机系学生而无可奈何。更重要的是，我突然意识到我的人生前途受到“家庭出身”的影响，虽然进入了一所全国知名的大学，却是一个受到排挤和被歧视的“另类”。
1957年春，我突然接到《清华大学》校党委会的通知，邀请我参加一个党委组织的“座谈会”，向“校党委”提意见。“校党委”是学校的最高领导，当时的校党委书记兼学校校长，是蒋南翔。我受到如此高规格的邀请，深感受宠若惊，因此在“座谈会”上毫无保留地倾吐了对自己专业分配的不满，我也许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唯成分论”，但实质是如此，不满学校用“家庭出身”来作为学生专业分配的标准。
这次“座谈会”之后，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场“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政治运动，我也贴过几张大字报，发表过一些言论，都是什么内容，我早已忘记，无非是人云亦云，跟着起哄，我一个19岁的青年能有什么成熟的政治观点？只记得当时我是副校长钱伟长教授的拥护者，有人提出“教授治校”，反对“外行领导内行”，我表示支持。其实我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对“专业分配”不满。虽然有所不满，但是心情舒畅，因为终于可以畅所欲言。
“大鸣大放”很快变成了“反右派斗争”，我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我在党委座谈会上的“向党提意见”变成了“向党进攻”，从此背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锅。最要命的是，这是“敌我矛盾”，我被划为“阶级敌人”，不再是“同志”了。所有的同学和朋友都必须和我“划清界限”，不敢和我接触，就好像我得了会传染的麻疯病需要被“隔离”那样，我被彻底“孤立”了。
1957年夏天，我从北京回到上海过大学生活中的第一个暑假，我没脸见中学同学，不敢告诉大家我已经是“右派分子”，因为这在当时是一种极大的耻辱，就好像是刑事罪犯一样。
从1957年到1962年大学毕业，整整5年，我在《清华大学》成为“反面教员”，接受了同班同学的无数次“批判、斗争”。所谓“批斗会”，大概和电影中农民斗地主的场面差不多，参加批斗的逐个发表言辞激烈的批判言论，尽量抹黑我、侮辱我，我的一切都被“上纲上线”，加以否定。我作为被批斗的右派分子，实际没有发言权，如果为自己辩护，只会因为“态度不老实”而引来更强烈的批判和指责，因此我除了无休无止的检讨反省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
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尝到了“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当时领导同班同学批斗我的，是党支部书记张良庆，此人是个退伍军人，在同学中显得比较成熟，他个子矮矮的，很能说善辩，声音有些嘶哑。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党员同学不久后竟也被划为“右派”，和我坐在同一条板凳上，挨批挨斗，据说是因为他私下里发表了一些从军期间的不满言论。他和我一起挨斗，我暗中多少有点高兴，因为我总算有了“同类”，他在很大程度上分担了我的压力。
但是我在批斗会上和会后的检讨反省，却都是真心诚意的。我深刻反省了自小在上海的“资产阶级生活”的“腐朽、堕落和脱离群众”，深深感觉到自己需要接受“劳动人民的再教育”，需要改造自己的思想和立场。因此当我和同学一起下放到工厂和农村参加劳动时，我主动接受最累、最苦的劳动任务，在学校宿舍中，我不怕脏和臭，主动打扫厕所，希望以自己的表现来证明我接受改造的真诚愿望。这段时间内，我还非常认真刻苦地学习了“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和“辩证唯物论”，我相信我的学习态度比班上的任何同学都更加虚心诚恳，而且不断用这些理论来进行“自我批判”，彻底否定自己。
我对自己否定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当一位好心的女同学因为同情我，偷偷向我递送了一个纸条时，我为了表示“对党忠诚”，竟把这张纸条上交给“组织”了。很多年后这位同学告诉我，她因为我当年受到了严厉的批判，罪名是“同情右派”。这位同学名叫项协恭，我虽然早已经忘记了这件事，经她提起后我深感有愧，再三向她赔礼道歉。现在她住在美国旧金山，是我的好朋友之一。
1959年后，全国出现“大饥荒”，我和同学一起，第一次尝试了饥饿的痛苦，我主动接受了“饥饿”的磨练，把这作为“自我改造”的一部分。也许因为“饥饿”的原因，对我的批斗没有以前那么严厉了，我甚至感到心情愉快。
那5年中，我的确受到了别人所没有经历过的巨大磨练。尽管我花费了大量时间学习政治，接受批斗，写检讨和思想汇报，但是我并没有荒废学业。由于参加劳动，5年大学被延长为5年半，我的毕业论文拿了5分，1962年上半年，我从《清华大学》正式毕业了。
1962年下半年，我出国回到父母身边，5年噩梦到此结束。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父亲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就暗中支持共产党，原来是个爱国的“红色资本家”。我在上海永嘉路居住长大的那套“花园洋房”后来也被他捐赠给共产党了。
在“反右派斗争”中，大学同班同学中涌现了不少积极分子，毕业后他们都留校任职，例如贺美英同学（后来成为《清华大学》的校党委书记）、陶森同学（校党委成员之一）、林功实同学（校党委之一，后来成为《深圳大学》领导之一）等，他们都成为校领导，在“工字厅”（《清华大学》内的“中南海”）上班。很多年后，我和他们半开玩笑说：你们是踩着我的肩旁上去的，应该付我一笔“垫脚费”......
若干年后，我回到北京《清华大学》参加校庆，校党委书记何东昌找我谈话，正式替我“摘掉右派帽子”，但是他没有请我吃饭，没有给我发“道歉信”，我也就从此正式成为“摘帽右派”。我告诉何东昌，我虽然成为“右派”，但是学会了“辩证法”，对我在国外赚钱发财很有帮助。
又是若干年后，我通过朋友介绍，到《北京大学》拜访了钱理群教授，他是研究“反右派斗争”的专家。我和他交流信息和看法。他告诉我，在“文革”中被斗的，“平反”后都补发被扣的工资，唯独“反右”中被斗的，“摘帽”后一直没有补发被扣的工资，这不公平。幸亏我当年是学生，没有工资问题，但是也没有付过学费，当年上大学是免费的，大学毕业后的工资是每月60元，很多年不变。
（适逢“反右派”60周年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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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74 个评论)
- 回复 小虫
- 建议您去backchina网站玩，刘老也应该的贝壳网站发博文，基本不会出现删除博文的做法
阿彭: 其实我就是写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对历史上的错误总该让人评说评说，这仅仅是个人观点，又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不动就删贴，这也太不符合时代潮流了. ...
- 回复 小虫
- 要感谢共产党把她流放新疆。感情很深就不要回来了
2011zaishengyua: 我朋友的妈妈因为她父亲一个不慎的借钱举措，（朋友的祖父借了一笔钱给一个大学同学，结果，这同学竟是拿着那笔钱作为逃去台湾的路费了，这个记录，妨碍了朋友妈 ...
- 回复 樱桃雪红
- 彭老先生,我毫无意愿去评议这句话的左右或对错; 但在这样一个平台,它的'容量'需求却可能会有'政治正确'与否的称量体现.
阿彭: 我说的"共产党欺骗了老百姓",这句话有问题吗？反右不是欺骗吗？都这么说的，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 ...
- 回复 阿彭
- 我说的"共产党欺骗了老百姓",这句话有问题吗？反右不是欺骗吗？都这么说的，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
樱桃雪红: 昨日看过你所被裁剩的前半段时,心里就估摸着'所剩'的也会被'裁'......如今果然真的了...
- 回复 樱桃雪红
- 大鸣大放直到文化大革命,都是一脉相承的东东; 直到如今的'反腐'才算是开始整顿自身了
小虫: 大鸣大放，是幌子。我的外公是一个民族资本家。解放后帮助共产党恢复生产，把钱都捐出来，甚至叫儿子们钱也捐出来为新中国的建设。我外公参加过第一届政治协商会 ...
- 回复 樱桃雪红
- 昨日看过你所被裁剩的前半段时,心里就估摸着'所剩'的也会被'裁'......如今果然真的了...
阿彭: 其实我就是写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对历史上的错误总该让人评说评说，这仅仅是个人观点，又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不动就删贴，这也太不符合时代潮流了. ...
- 回复 阿彭
- 我同意老刘的说法，这不是"个人恩怨"问题！这是评论过去的一些错误作法，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要忘记，至今已整整60年了，仅仅在网上说说都要压制，这是历史的倒退！
ksliu: “反右派”所造成的祸害，不在于几个右派分子的个人遭遇，而在于“因言获罪”，从此无人敢说真话、实话。从1958年开始，尤其是59年的“庐山会议”之后，全国上下 ...
- 回复 阿彭
- 其实我就是写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对历史上的错误总该让人评说评说，这仅仅是个人观点，又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不动就删贴，这也太不符合时代潮流了.
runzhi: 只需廉价奉承，不要铮铮真言！
树立“舔菊”英雄周小平的标杆作用。
几十年来还是这个搞法。
来美国中文网上网的绝大多数是国外华人华侨，如果一味用管理国内网 ...
- 回复 099hnlzl
- 往事不堪回首，令人不胜唏嘘！我2001年退休后受出版社之托，担任何东昌老部长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一书的编辑。该书是国史的一部分，是国家重大课题的科研成果。从讨论提纲开始，我就一直跟踪。初稿中对1957年的“反右斗争”叙述得比较详细，点了好些人的名。我在编务会上提出，对五七年的反右，固然不能违背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即不能全盘否定（现在看来应当全盘否定），但要尽量加以淡化，尽量缩小点名的打击面，除中央明确不予平反的三四个人以外，其余的一律不点名；同时篇幅上要尽可能压缩，过程不要叙述得那么详细。我明确提出：要给以后的历史评价留下足够的空间，这样才主动。经反复讨论，最终基本上接受了我的建议，达成了共识。
- 回复 runzhi
- 只需廉价奉承，不要铮铮真言！
阿彭: 我今天上午写了一段留言,写完后发上去，怎么只有上半段而没有有下半段？晚上回家里再一看，连上半段也没了？这个压制网络太厉害了. ...
树立“舔菊”英雄周小平的标杆作用。
几十年来还是这个搞法。
来美国中文网上网的绝大多数是国外华人华侨，如果一味用管理国内网站常用的删贴打压的方式进行所谓的管理。
势必让更多的华人华侨离开而去。势必让美国中文网门可罗雀。
- 回复 小虫
- 同情刘先生的遭遇，还好您有在香港的父母。没有让您去劳动教养。很多右派被流放农村，边疆，一生非常坎坷，很多大学生右派死在劳改农场。。。能活到右派摘掉帽子的，我见到过一位音乐家‘金湘’，非常有才华的人，也是学生时代被打成右派的，流放在新疆。
- 回复 小虫
- 大鸣大放，是幌子。我的外公是一个民族资本家。解放后帮助共产党恢复生产，把钱都捐出来，甚至叫儿子们钱也捐出来为新中国的建设。我外公参加过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四川省。可是到了1957年，大鸣大放，请他们给共产党参谋。结果也被打成右派。。。还好外公没有活到文化大革命。不然还要吃更多的苦头。
共产党打倒了资本家，现在的资本家都是共产党高官的第二代？？？
- 回复 ksliu
- “反右派”所造成的祸害，不在于几个右派分子的个人遭遇，而在于“因言获罪”，从此无人敢说真话、实话。从1958年开始，尤其是59年的“庐山会议”之后，全国上下刮起一片“浮夸、隐瞒、作虚、造假、歌功、颂德、奉承、拍马、报喜不报忧”和“个人崇拜”之风，其对国家民族所造成的严重损害，已近60年，无法肃清。
这不是“个人恩怨”问题！
- 回复 gqj815
- 由于这一反右派运动的扩大化，使千百万知识分子长期受到政治上的压抑，影响了他们的前途，有的还造成妻离子散，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还有国际上对我国的人权纪录造成恶劣的影响，直至今日还难以消除。
- 回复 e79f9
- 1957年我父亲三赴青藏高原，不畏严寒体验生活写生收集素材，创作了史无前列的大型油画《红军过草地》他是北京军博美术创作员，就这麼一幅好作品，竟然在文革初期被军博造反派烧毁了！这犯什麼法？这犯什麼罪？怎赔？
之后，通知下放陕西大荔县下辛庄的军垦农场劳改，我们四兄妹连夜帮着爸爸绑行李，当晚上卡车运走去火车站离京。记得我很困，但没床睡了。妈妈还在山西搞四清，都不知家发生了事？我快乐的童年就在那夏天的傍晚，正在楼下花园和小孩们玩捉迷藏，被我三哥喊回家就啥都变了，洋娃娃也找不到了。
真的，那个年代害惨无数人。没有经历过的人，怎能理解我们心底的呻冤？心要吐的苦言。这又岂能与现在做补平？人生里有几个童年少年和青年？我们的人生青春被文革坎了，谁不愤恨？我们招谁惹谁害谁了？我们贪啥了？就这麼本份还被害，天理何在？谁赔？赔得起金钱赔得起岁月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