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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我是如何被划为"右派份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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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我18岁高中毕业，从上海考上了我的“第一志愿”北京《清华大学》，对自己的前途满怀信心。那年夏天，我带着行李和铺盖卷，从上海搭乘京沪线火车，经一天两夜大约36小时的长途旅行，到达北京，兴高采烈地前往《清华园》报到，却不知道一场厄运正在等待着我。
在《清华大学》分配好宿舍、食堂、拿到学生证和令人骄傲的长方形校徽、安顿好生活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选择和分配专业”。上个世纪50年代初，经过“院系调整”之后，《清华大学》成为专一的“工科大学”。我选择《清华大学》，就是瞄准了它的“无线电系”，我在中学时代，就是一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把零用钱全部花费在购买无线电零件上，自己制作无线电收音机和扩音机，很有成绩，而且多次在上海的“无线电”杂志上发表文章。那个时候，我已经立定志向，要在无线电科学领域中发展自己。
我12岁小学刚毕业后不久，父母亲就出国，我变成“留守少年”，在外祖母监管下，很满足于上海“花园洋房”的富裕生活。我和其他同学一样，既参加了“少年先锋队”，也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思想上是很进步的，在政治上完全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我在中学期间的学业成绩很不错，对自己的前途也充满了爱国热情，要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生。
我万万没有想到，《清华大学》的“无线电系”属于“保密专业”，而我的家庭出身属于“资产阶级”，不符合“保密专业”的特殊要求，因此我要求进入“无线电系”的申请被拒绝，我的专业分配改为“电机系”的“工业企业自动化专业”。其实《清华大学》的“电机系”也很有名，系主任是章明涛教授，而“工企专业”在当时也是一个新建的专业，是今天《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前身，很有发展前途，但是在1956年，我只知道我对无线电的爱好和理想受到打击，我所选择的专业被拒绝，我被迫成为电机系学生而无可奈何。更重要的是，我突然意识到我的人生前途受到“家庭出身”的影响，虽然进入了一所全国知名的大学，却是一个受到排挤和被歧视的“另类”。
1957年春，我突然接到《清华大学》校党委会的通知，邀请我参加一个党委组织的“座谈会”，向“校党委”提意见。“校党委”是学校的最高领导，当时的校党委书记兼学校校长，是蒋南翔。我受到如此高规格的邀请，深感受宠若惊，因此在“座谈会”上毫无保留地倾吐了对自己专业分配的不满，我也许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唯成分论”，但实质是如此，不满学校用“家庭出身”来作为学生专业分配的标准。
这次“座谈会”之后，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场“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政治运动，我也贴过几张大字报，发表过一些言论，都是什么内容，我早已忘记，无非是人云亦云，跟着起哄，我一个19岁的青年能有什么成熟的政治观点？只记得当时我是副校长钱伟长教授的拥护者，有人提出“教授治校”，反对“外行领导内行”，我表示支持。其实我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对“专业分配”不满。虽然有所不满，但是心情舒畅，因为终于可以畅所欲言。
“大鸣大放”很快变成了“反右派斗争”，我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我在党委座谈会上的“向党提意见”变成了“向党进攻”，从此背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锅。最要命的是，这是“敌我矛盾”，我被划为“阶级敌人”，不再是“同志”了。所有的同学和朋友都必须和我“划清界限”，不敢和我接触，就好像我得了会传染的麻疯病需要被“隔离”那样，我被彻底“孤立”了。
1957年夏天，我从北京回到上海过大学生活中的第一个暑假，我没脸见中学同学，不敢告诉大家我已经是“右派分子”，因为这在当时是一种极大的耻辱，就好像是刑事罪犯一样。
从1957年到1962年大学毕业，整整5年，我在《清华大学》成为“反面教员”，接受了同班同学的无数次“批判、斗争”。所谓“批斗会”，大概和电影中农民斗地主的场面差不多，参加批斗的逐个发表言辞激烈的批判言论，尽量抹黑我、侮辱我，我的一切都被“上纲上线”，加以否定。我作为被批斗的右派分子，实际没有发言权，如果为自己辩护，只会因为“态度不老实”而引来更强烈的批判和指责，因此我除了无休无止的检讨反省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
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尝到了“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当时领导同班同学批斗我的，是党支部书记张良庆，此人是个退伍军人，在同学中显得比较成熟，他个子矮矮的，很能说善辩，声音有些嘶哑。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党员同学不久后竟也被划为“右派”，和我坐在同一条板凳上，挨批挨斗，据说是因为他私下里发表了一些从军期间的不满言论。他和我一起挨斗，我暗中多少有点高兴，因为我总算有了“同类”，他在很大程度上分担了我的压力。
但是我在批斗会上和会后的检讨反省，却都是真心诚意的。我深刻反省了自小在上海的“资产阶级生活”的“腐朽、堕落和脱离群众”，深深感觉到自己需要接受“劳动人民的再教育”，需要改造自己的思想和立场。因此当我和同学一起下放到工厂和农村参加劳动时，我主动接受最累、最苦的劳动任务，在学校宿舍中，我不怕脏和臭，主动打扫厕所，希望以自己的表现来证明我接受改造的真诚愿望。这段时间内，我还非常认真刻苦地学习了“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和“辩证唯物论”，我相信我的学习态度比班上的任何同学都更加虚心诚恳，而且不断用这些理论来进行“自我批判”，彻底否定自己。
我对自己否定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当一位好心的女同学因为同情我，偷偷向我递送了一个纸条时，我为了表示“对党忠诚”，竟把这张纸条上交给“组织”了。很多年后这位同学告诉我，她因为我当年受到了严厉的批判，罪名是“同情右派”。这位同学名叫项协恭，我虽然早已经忘记了这件事，经她提起后我深感有愧，再三向她赔礼道歉。现在她住在美国旧金山，是我的好朋友之一。
1959年后，全国出现“大饥荒”，我和同学一起，第一次尝试了饥饿的痛苦，我主动接受了“饥饿”的磨练，把这作为“自我改造”的一部分。也许因为“饥饿”的原因，对我的批斗没有以前那么严厉了，我甚至感到心情愉快。
那5年中，我的确受到了别人所没有经历过的巨大磨练。尽管我花费了大量时间学习政治，接受批斗，写检讨和思想汇报，但是我并没有荒废学业。由于参加劳动，5年大学被延长为5年半，我的毕业论文拿了5分，1962年上半年，我从《清华大学》正式毕业了。
1962年下半年，我出国回到父母身边，5年噩梦到此结束。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父亲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就暗中支持共产党，原来是个爱国的“红色资本家”。我在上海永嘉路居住长大的那套“花园洋房”后来也被他捐赠给共产党了。
在“反右派斗争”中，大学同班同学中涌现了不少积极分子，毕业后他们都留校任职，例如贺美英同学（后来成为《清华大学》的校党委书记）、陶森同学（校党委成员之一）、林功实同学（校党委之一，后来成为《深圳大学》领导之一）等，他们都成为校领导，在“工字厅”（《清华大学》内的“中南海”）上班。很多年后，我和他们半开玩笑说：你们是踩着我的肩旁上去的，应该付我一笔“垫脚费”......
若干年后，我回到北京《清华大学》参加校庆，校党委书记何东昌找我谈话，正式替我“摘掉右派帽子”，但是他没有请我吃饭，没有给我发“道歉信”，我也就从此正式成为“摘帽右派”。我告诉何东昌，我虽然成为“右派”，但是学会了“辩证法”，对我在国外赚钱发财很有帮助。
又是若干年后，我通过朋友介绍，到《北京大学》拜访了钱理群教授，他是研究“反右派斗争”的专家。我和他交流信息和看法。他告诉我，在“文革”中被斗的，“平反”后都补发被扣的工资，唯独“反右”中被斗的，“摘帽”后一直没有补发被扣的工资，这不公平。幸亏我当年是学生，没有工资问题，但是也没有付过学费，当年上大学是免费的，大学毕业后的工资是每月60元，很多年不变。
在《清华大学》分配好宿舍、食堂、拿到学生证和令人骄傲的长方形校徽、安顿好生活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选择和分配专业”。上个世纪50年代初，经过“院系调整”之后，《清华大学》成为专一的“工科大学”。我选择《清华大学》，就是瞄准了它的“无线电系”，我在中学时代，就是一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把零用钱全部花费在购买无线电零件上，自己制作无线电收音机和扩音机，很有成绩，而且多次在上海的“无线电”杂志上发表文章。那个时候，我已经立定志向，要在无线电科学领域中发展自己。
我12岁小学刚毕业后不久，父母亲就出国，我变成“留守少年”，在外祖母监管下，很满足于上海“花园洋房”的富裕生活。我和其他同学一样，既参加了“少年先锋队”，也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思想上是很进步的，在政治上完全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我在中学期间的学业成绩很不错，对自己的前途也充满了爱国热情，要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生。
我万万没有想到，《清华大学》的“无线电系”属于“保密专业”，而我的家庭出身属于“资产阶级”，不符合“保密专业”的特殊要求，因此我要求进入“无线电系”的申请被拒绝，我的专业分配改为“电机系”的“工业企业自动化专业”。其实《清华大学》的“电机系”也很有名，系主任是章明涛教授，而“工企专业”在当时也是一个新建的专业，是今天《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前身，很有发展前途，但是在1956年，我只知道我对无线电的爱好和理想受到打击，我所选择的专业被拒绝，我被迫成为电机系学生而无可奈何。更重要的是，我突然意识到我的人生前途受到“家庭出身”的影响，虽然进入了一所全国知名的大学，却是一个受到排挤和被歧视的“另类”。
1957年春，我突然接到《清华大学》校党委会的通知，邀请我参加一个党委组织的“座谈会”，向“校党委”提意见。“校党委”是学校的最高领导，当时的校党委书记兼学校校长，是蒋南翔。我受到如此高规格的邀请，深感受宠若惊，因此在“座谈会”上毫无保留地倾吐了对自己专业分配的不满，我也许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唯成分论”，但实质是如此，不满学校用“家庭出身”来作为学生专业分配的标准。
这次“座谈会”之后，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场“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政治运动，我也贴过几张大字报，发表过一些言论，都是什么内容，我早已忘记，无非是人云亦云，跟着起哄，我一个19岁的青年能有什么成熟的政治观点？只记得当时我是副校长钱伟长教授的拥护者，有人提出“教授治校”，反对“外行领导内行”，我表示支持。其实我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对“专业分配”不满。虽然有所不满，但是心情舒畅，因为终于可以畅所欲言。
“大鸣大放”很快变成了“反右派斗争”，我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我在党委座谈会上的“向党提意见”变成了“向党进攻”，从此背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锅。最要命的是，这是“敌我矛盾”，我被划为“阶级敌人”，不再是“同志”了。所有的同学和朋友都必须和我“划清界限”，不敢和我接触，就好像我得了会传染的麻疯病需要被“隔离”那样，我被彻底“孤立”了。
1957年夏天，我从北京回到上海过大学生活中的第一个暑假，我没脸见中学同学，不敢告诉大家我已经是“右派分子”，因为这在当时是一种极大的耻辱，就好像是刑事罪犯一样。
从1957年到1962年大学毕业，整整5年，我在《清华大学》成为“反面教员”，接受了同班同学的无数次“批判、斗争”。所谓“批斗会”，大概和电影中农民斗地主的场面差不多，参加批斗的逐个发表言辞激烈的批判言论，尽量抹黑我、侮辱我，我的一切都被“上纲上线”，加以否定。我作为被批斗的右派分子，实际没有发言权，如果为自己辩护，只会因为“态度不老实”而引来更强烈的批判和指责，因此我除了无休无止的检讨反省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
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尝到了“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当时领导同班同学批斗我的，是党支部书记张良庆，此人是个退伍军人，在同学中显得比较成熟，他个子矮矮的，很能说善辩，声音有些嘶哑。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党员同学不久后竟也被划为“右派”，和我坐在同一条板凳上，挨批挨斗，据说是因为他私下里发表了一些从军期间的不满言论。他和我一起挨斗，我暗中多少有点高兴，因为我总算有了“同类”，他在很大程度上分担了我的压力。
但是我在批斗会上和会后的检讨反省，却都是真心诚意的。我深刻反省了自小在上海的“资产阶级生活”的“腐朽、堕落和脱离群众”，深深感觉到自己需要接受“劳动人民的再教育”，需要改造自己的思想和立场。因此当我和同学一起下放到工厂和农村参加劳动时，我主动接受最累、最苦的劳动任务，在学校宿舍中，我不怕脏和臭，主动打扫厕所，希望以自己的表现来证明我接受改造的真诚愿望。这段时间内，我还非常认真刻苦地学习了“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和“辩证唯物论”，我相信我的学习态度比班上的任何同学都更加虚心诚恳，而且不断用这些理论来进行“自我批判”，彻底否定自己。
我对自己否定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当一位好心的女同学因为同情我，偷偷向我递送了一个纸条时，我为了表示“对党忠诚”，竟把这张纸条上交给“组织”了。很多年后这位同学告诉我，她因为我当年受到了严厉的批判，罪名是“同情右派”。这位同学名叫项协恭，我虽然早已经忘记了这件事，经她提起后我深感有愧，再三向她赔礼道歉。现在她住在美国旧金山，是我的好朋友之一。
1959年后，全国出现“大饥荒”，我和同学一起，第一次尝试了饥饿的痛苦，我主动接受了“饥饿”的磨练，把这作为“自我改造”的一部分。也许因为“饥饿”的原因，对我的批斗没有以前那么严厉了，我甚至感到心情愉快。
那5年中，我的确受到了别人所没有经历过的巨大磨练。尽管我花费了大量时间学习政治，接受批斗，写检讨和思想汇报，但是我并没有荒废学业。由于参加劳动，5年大学被延长为5年半，我的毕业论文拿了5分，1962年上半年，我从《清华大学》正式毕业了。
1962年下半年，我出国回到父母身边，5年噩梦到此结束。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父亲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就暗中支持共产党，原来是个爱国的“红色资本家”。我在上海永嘉路居住长大的那套“花园洋房”后来也被他捐赠给共产党了。
在“反右派斗争”中，大学同班同学中涌现了不少积极分子，毕业后他们都留校任职，例如贺美英同学（后来成为《清华大学》的校党委书记）、陶森同学（校党委成员之一）、林功实同学（校党委之一，后来成为《深圳大学》领导之一）等，他们都成为校领导，在“工字厅”（《清华大学》内的“中南海”）上班。很多年后，我和他们半开玩笑说：你们是踩着我的肩旁上去的，应该付我一笔“垫脚费”......
若干年后，我回到北京《清华大学》参加校庆，校党委书记何东昌找我谈话，正式替我“摘掉右派帽子”，但是他没有请我吃饭，没有给我发“道歉信”，我也就从此正式成为“摘帽右派”。我告诉何东昌，我虽然成为“右派”，但是学会了“辩证法”，对我在国外赚钱发财很有帮助。
又是若干年后，我通过朋友介绍，到《北京大学》拜访了钱理群教授，他是研究“反右派斗争”的专家。我和他交流信息和看法。他告诉我，在“文革”中被斗的，“平反”后都补发被扣的工资，唯独“反右”中被斗的，“摘帽”后一直没有补发被扣的工资，这不公平。幸亏我当年是学生，没有工资问题，但是也没有付过学费，当年上大学是免费的，大学毕业后的工资是每月60元，很多年不变。
（适逢“反右派”60周年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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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74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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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小的单管机，从空间场里汲取一两句话，可以形成一个体系的世界观，这是其他人无法想象的。首先，我知道了这个人的名字叫蒋中正，并且认定了蒋爷的发音具有很好通透力，很清晰。到后来Mainland文革后期召开“九大”，播送了毛爷的讲话录音，我知道毛的音质是不及蒋的，或许毛还有其他地方不及蒋……。
guoxr53: 深深的同情您!
还有很多美国人所不能想象的东西。听了莫斯科的广播呼号，我可以据此认定，那些搞广播工作的话语者，他们的生活一定是丰富多彩的。美国之音是政治上的敏感极点……。后来我下农村了，又被“亦工亦农轮换工”招工到煤矿，再后来又“知青回城”，先由政府分配在“第二工具厂”，又自己申请移换到“水电安装公司”……。一个非常奇怪的节点是：我每天到新桥路8号去上班，都要遇到一个小时候的隔着大门堂的邻居，他们说他的弟弟是因为收听敌台广播被执行极刑的，当时定反革命罪。我和他的弟弟是很早就认识，非常聪明友好。到现在我还是认为自己智商是不及他的。这种相遇是非常恐怖的，我的户口簿上婚姻栏派出所将“未婚”写成了“已婚”，这以后我又误到精神病医院求医了……，再遇到这种体态表示：似乎这位尊爹要说我的“罪”比他弟弟重……。我一直暗中叮嘱自己的是“我是一个修收音机的”，我认为自己不会象他弟弟一样的理由是，我的收音机是自己安装起来的，竞技的焦点在无线电零件。安装装收音机是一个劳动过程，我没有任何反动和违法……。似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邓小平遥相呼应的了这里的生存条件，他的劳动观念是很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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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考试”也是无线电，单管机装好以后，听到了“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在台北向你们致以新年的问候”。
阿彭: 老刘能考取第一志顾清华大学，可见靑年刘的才华，我那时的第一志愿也是无线电，可是根本不敢填清华，自知之明还是有的。 ...
后来转道徐州王门煤矿，装了一只6管机，学了3、4本《英语》。
广州的带电容中周，上海的高频管，南通的低频管，徐州的输出输入，南京的铜箔板，手工接线的铆钉电路板……基本一次“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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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清华大学的《电机学》里也讲到电磁振荡的，是定子线圈的分布参数作用，用高等方法分析，非常难以想象的。我是1980年在新华书店的处理书堆里看到的。
你们的经典，《晶体管电路》是新华书店的上架书，只能看懂稳压电源的很少一部分。但是书里的一句话“被二极管阻挡下来的半波交流电，不能被重复利用”，后来我利用它推动了社会，甚至指出高考命题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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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特朗普总统提出要在第一或者第二任期内，争取完成人类的登陆火星。或许我们看问题的层次也要抬高了。PR.China的建立，原本就违反了联合国“有选举政府的地方，不准用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准则。这个你不要求纠正，要纠正“反右”，有意义吗？
ksliu: “反右派”所造成的祸害，不在于几个右派分子的个人遭遇，而在于“因言获罪”，从此无人敢说真话、实话。从1958年开始，尤其是59年的“庐山会议”之后，全国上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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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刘老师不是要写什么回忆录，却是要密切关注社会，不要让历史悲剧重演，要提示年轻一代如何对策。
清朗澄明: 刘老，抓紧时间写一本回忆录吧，或者写一个自传性质的系列文章，期待中。
- 回复 阿彭
- 是的，牺牲的青春，错过的年华，文化的断层，历史的教训。
Tsaokuohua: 我从来没有机会表叙过“第一志愿”，因为我初一就开始了“文革”，以后就知青下乡了……，回城差不多就过了考大学的年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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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事情，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言者无罪: 2017网信办1号令：非新闻单位不得通过微博、公众号、网站发布新闻信息！6月1日起施行http://mp.weixin.qq.com/s/h_MFvvzaU1pMXyDLR1FM4g ...
象上次59个学生用谷歌地图画了3个圈，说3天内要发生灾害性地震。国家地震局说“任何个人无权发布地震预报”，念他们是中学生不予逮捕法办，，，，后来地震真的发生了，还不是死的死了，活的到处删帖、屏蔽，毁灭证据，，，，
在英国杂志刊出《汶川地震以后的四川盆地应力分析》，指明了雅安可能发生地震，后来震死了一百九十多人，地震局的领导又说，论文里讲的是雅安地震的可能性，不是地震预报，如果是地震预报，我们就好预防了。他们怎么不说“个人无权发布地震预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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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现在有很多事情是一定要评论的。例如，美国和朝鲜一定不能开战，川爷的“探解天空的奥秘，为人类解除疾患”一定要落实……
樱桃雪红: 同志们的遭遇可能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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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没有机会表叙过“第一志愿”，因为我初一就开始了“文革”，以后就知青下乡了……，回城差不多就过了考大学的年龄。
阿彭: 老刘能考取第一志顾清华大学，可见靑年刘的才华，我那时的第一志愿也是无线电，可是根本不敢填清华，自知之明还是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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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主好脑筋，还记得这些东西。
ksliu: “反右派”所造成的祸害，不在于几个右派分子的个人遭遇，而在于“因言获罪”，从此无人敢说真话、实话。从1958年开始，尤其是59年的“庐山会议”之后，全国上下 ...
还是有功夫找瑞典国王咨询一下，当年诺贝尔和平奖如果不送给刘晓波，他会不会被判处重刑？
如果刘汉和他们公司援建了5座希望小学，不能在512地震中独树一帜，和其他成千上万的建筑物一样倒掉，刘汉会不会被判处死刑？
还有那个叶姓校长，15万建造起来的校舍用了40万加固，没有想到地震真的来了，他的威信提高了，却违反了PR.China的政治体制，WJB还没有离开灾区，叶校长就宣布了复课。你是不是应该问问“这位叶校长还健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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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am I. 我也是的。
小虫: 最近我发现我不能在新闻里评论了，是不是也被封锁？我还去主编信箱投诉过，至今还是不能写评论？不知道各位能不能在新闻中评论？请你们试试告诉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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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谁让你羡慕啦?
小虫: 谁也没有羡慕她的成绩，想写书就写，想感谢共产党就感谢共产党。刘老的右派。也是他励志的一种动力。他也是成功人士，希望他能写一本书。
... 算了，与夏虫何必言冰，我删了前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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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是有很多人误会了因特网，他们认为互联网是增加了一种“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和因特网的立意恰恰是敌对的，不兼容。
言者无罪: 2017网信办1号令：非新闻单位不得通过微博、公众号、网站发布新闻信息！6月1日起施行http://mp.weixin.qq.com/s/h_MFvvzaU1pMXyDLR1FM4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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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右”是错的，那“文革”是对的？
喜欢梅花: 对于反右，我有几点看法，一,57年的反右肯定是错误的，不是一个国家应有的正常的政治生活，造成的后果是很严重的，伤害了很多有文化有胆识敢于讲真话的人，我也 ...
这种东西没有对错！就像“追逃打贪”，过了这一阵，很多人会以经济学家为你冠名。放前一阵，超过30万RMB全部枪毙。
看到博主的这篇文章，我体会到“家庭好，才是真的好！”
博主如果留在了国内，……，
（Tsaokuohua=曹国华=320602520830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