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近平“最信任的五个人”中间，最引人注目的是王沪宁，他不仅在五人中年龄最小，而且被西方称为“中南海幕僚长”。昨天，《纽约时报》又对王沪宁进行了专题分析（点击这里），可见此人在西方眼里的重要性。

王沪宁1955年10月生于上海。1978年－1995年，他在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当研究生，后担任国际政治系教师、副教授、教授、系主任，最后担任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1995年后他被调到北京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至今，他现在是《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秘书长。他1984年加入共产党，是中共第16届中央委员，第17届中央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第18届政治局委员。据网上资料和网友补充，他与大学同学周琪结婚后离婚，后来再婚，新夫人是他的学生肖佳灵，暂无子女方面的信息。

王沪宁既不是“红二代”，也不是“官二代”，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学者、教授、高级知识分子，或者说，就是“一介书生”。王沪宁为人非常低调，但他却是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三代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老师、顾问和智囊人物，有人称他为“三朝国师”。他也许没有什么很大的实权，但他是今天中国最权威的政治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专家，对中国的今天与明天有极大的影响力。有人甚至说，“中国模式”就是“王沪宁模式”。

王沪宁的治国理论，其实是新加坡模式的翻版，他分析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的经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指出在“民主”和“集中”这两者之间，必须侧重“集中”，也就是说政府权力必须高度集中，才能有效分配当时非常有限的社会资源，才能高速发展经济。这在当时被学者称为“新权威主义”，但是王沪宁拒绝使用这个标签，因为他知道共产党只认一个主义，那就是“马列主义”。他的观点被江泽民采纳了，后来被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中国模式”，他自己也被调到中央，弃学从政，直到今天。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据说都与王沪宁有关。如果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工程师”，将来历史可能会说王沪宁是个“副总工程师”。

中共过去的理论权威，如邓力群和胡乔木，都是先在党内有了相当资历之后，才成为党的理论家，而王沪宁则刚好相反，他是先在理论学术上有了造就之后，才进入政界，而且迅速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王沪宁有什么法宝，能成为“三朝国师”，经久不倒？从网上的资料来看，他出生后虽然赶上“文革”，但是他不参与“抄家”或“批斗”，从政后，也从来不参加任何派别，不参与人事安排。他只与自己的上级领导保持沟通，不理睬任何人，不和任何人来往，也不参加任何私人的酒会饭局。

从网上资料来看，他除了婚姻生活有些挫折外，还是一个真正的清官。

以下是从网上摘录的三篇文章，其中有别人对他的评论，也有他自己写作的文章，对于了解王沪宁这个人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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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承思：《從幕僚到政治局委員 王滬寧和新權威主義》

王滬寧「十八大」後晉升政治局委員。（資料圖片）

　　中共「十八大」上，王滬寧晉升政治局委員，從幕僚走到了前台，成為黨國領導人。在我去國遠遊之前，我倆曾經算是摯友。

　　上世紀八十年代，王滬寧是上海，可能也算全國最年輕 的副教授。因此，在認識他之前就久聞其名。一九八五年五月，在上海舉行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期間，嚴家琪介紹我們認識。那次是王滬寧到代表下榻的錦江飯店來 看望家琪。此時，嚴家琪在社科院擔任政治學所所長，已是國內首屈一指的政治學家。王滬寧在復旦大學研究政治學，對其執弟子之禮甚恭。他給我的第一 印象是少年老成。三十歲剛出頭的年紀已早生華髮，雄厚低沉的男中音，臉上常帶幾分笑意，但大多數場合總是緘默不語。他很少喜形於色，也從不唉聲歎氣。透過 鏡片，你看到的永遠是一種從容、平靜、莫測高深的眼神。

一晚撰文數千字　論述具見解　

　　我們一見如故，聊得十分投契。因為那時候的王滬寧和 我一樣既是政治上的改革派，也是穩健派。此後，他也就成為宣傳部的座上賓，常被邀請參加我們舉辦的「思想沙龍」和中青年理論工作者雙周座談會。後者每次都 有市委領導人參加。王滬寧也正是在會上開始被江澤民、曾慶紅等人賞識。

　　在當時上海的青年學者中，王滬寧也確實是才氣過人， 且勤奮好學，幾乎手不釋卷。那時候，我經常借調他到市裏起草文件或市委機關報的重要社論。記得一九八六年十月，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社會主義精 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後，市委宣傳部由我負責組織幾個筆桿子撰寫輔導材料，王滬寧也在其中。我們三天集中住在上海工業大學專家樓內。他和我住同一個 房間，白天要回學校上課，晚上才來住地。且只帶了一套《列寧選集》，沒有其他參考資料。頭一個晚上只是和我東拉西扯地聊天，不見他動手。我有點狐疑：他能 夠按時交卷嗎？到了最後一個晚上，他催我早點睡覺，說是準備開個夜車寫作。次日早晨醒來，王滬寧已經早早地回學校去了，桌上留下了一篇洋洋數千言的文稿 《高度民主與精神文明建設》。可以說，這是所有文章中最有見解和文采的一篇。

「中國模式」就是王滬寧的模式

　　一九八六年七月間，我和同事在北京修改市委給中央的一個報告，王滬寧也在那裏參加全國青聯全會。有一天晚上，我隨宣傳部長潘維明去貴都大酒店看望上海代表。晚飯後，大家在房間裏聊天。有人說，當時 改革遇到阻力，中央出台的政策到地方或基層往往推不動。我國看上去是中央集權制國家，實際上政出多門，權力並不集中。此時，王滬寧便侃侃而談，說日本和東 亞「四小龍」經濟起飛的經驗，就是保證政治領導的高度集中，高度有效地分配社會資源。這種政治體制對效能的側重超過了對民主的側重。他稱之為「集中現代化 模式」。然後，他從歷史│社會│文化的角度分析，「集中現代化模式」適用於像中國這樣的經濟不發達國家。我當時聽了很有興趣，實在是聞所未聞的新理論。

　　回到上海，我就催促王滬寧將他的觀點整理成 文。八月六日，這篇題為《現代化進程中政治領導方式分析》的文章刊登在我負責的《思想研究內參》第五十六期上，直送中央書記處，同時也分發給了參加「思想 沙龍」的上海青年學者們。其中一位學者蕭功秦將文章的核心觀點鋪陳成長文，標以「新權威主義」。後來，我問過滬寧為何不直接用「新權威主義」這個詞彙，他 笑了笑說：「共產黨只能公開接受一個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就是他的過人之處：頭腦冷靜、智慧超人。

　　最初，這期刊登王滬寧文章的簡報並沒有引起 層峰的關注。直到一九八七年的「十三大」，趙紫陽取代胡耀邦擔任總書記後，市委辦公廳通知我：這期簡報被中辦轉發了。這意味覑王滬寧的觀點開始受到了中南 海的重視。一九九五年，王滬寧調入中央政研室，開始擔任江澤民、胡錦濤兩任領導人的智囊。「八九」之後，中共的治國路線不就是王氏理論的實踐嗎？今天所謂 「中國模式」說到底就是王滬寧的「集中現代化模式」。

兩股道上跑的車　

　　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我和王滬寧一起合作， 由我執筆給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寫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評論。當時國內的政治氣氛正可用「山雨欲來風滿樓」形容。在那篇題為「推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 民主建設」的文章中，我們提出：既不是民主緩進論者，也不是急進論者，主張中國的民主化要從推進黨內民主起步。今天我仍寄望已成黨國大老的王滬寧不改初衷，繼續我們年輕時的理想。

　　當年發生的那場政治風波，王滬寧沒有像我那 樣捲進去。不過，我們還是保持覑友誼。同年六月底，我受邀去復旦大學給學生講禪學。結束後，王滬寧等在教室門口，邀我去他的辦公室坐坐。風聞市委想讓他出 任宣傳部副部長主管理論，我就問他意向如何。他說，不會離開復旦大學，一生的願望，就是寫幾本好書，教出幾個好學生。還告訴我，其實他真正的興趣是在政治 哲學。後來老書記夏征農邀我主編「西方思潮論叢」，王滬寧也應我之邀出任編委，還推薦了他前妻周琪的一篇文章給叢刊發表。

　　一九九一年七月，我決意出國留學。行前，滬寧來家中 送別。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一九九四年夏，我首度回國，知道他已進京做官，聽說他正在上海主持博士生答辯，就往他家中打了個電話。王滬寧接了電話，我還 沒說要約他見面，他就推說自己很忙，然後匆匆掛斷電話。我明白，我們已是兩股道上跑的車了，往日的友誼也從此不再了。

　　（作者是香港資深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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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沪宁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代政治学研究生，进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之前，他是复旦大学的青年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5年之后，王沪宁成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开始是政治组组长）。学者从政，而且是如此知名的青年学者从政，在我国学术界、政界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无意去做外交官

　　王沪宁1955年10月6日生于上海，籍贯山东掖县。他刚上中学的那几年，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后，他就一个人躲在家里看书，从不参 加一些诸如抄家呀、批斗会呀等活动。也就是在那时，小小年纪的他开始第一次思考：一个国家和民族为什么要这样？而什么样的制度才是理想的？虽然那时候，这 些想法还都很模糊，很表面，但他的思考已经表现出了日后的哲学倾向和政治倾向。

　　1971年，王沪宁初中毕业。由于体弱多病他躲过了上山下乡的浪潮，留在家里可以继续自学。那时候，因破四旧，可供阅读的书很有限，但王沪宁抓 到什么读什么，现在回想起来，王沪宁仍对那段时光充满眷恋。他对身边的同事说：“那时候虽然没什么特别有价值的书好读，但对我个人却形成了两大优点：一是 我学会了思考，可以把一些最普遍的事情条理化分析，问几个为什么；二是让自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到现在为止，我仍然觉得读书对我来说是最快乐的事。”

　　王沪宁在1974年夏天做了不到3年的学徒工之后，被作为“工农兵学员”推荐到华东师范大学西语系学习法语，这一年，王沪宁19岁。

　　华东师大西语系有一个雅号叫“大使培训班”，言下之意是出过许多大使，同时，这个系也有意为国家的外交战线培养一批优秀的人才。

　　王沪宁的英语很好，法语就更棒了。本来，按正常情况，王沪宁是可以走上一条外交官生活道路的。但是，一个新颖的理想在引导着他，使他在毕业时毅然选择了另外的道路。

　　王沪宁通过3年的法语专业的学习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那年，正赶上我国恢复高考和逐步恢复研究生制度，王沪宁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学术。有意思的是，王沪宁选择的专业并非哲学，而是当时刚恢复的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他的导师则是有名的研究《资本论》的权威陈其人先生。

读书引发的婚姻悲喜剧

　　在师从陈其人先生攻读研究生时，王沪宁引起了一位女同学的注意。她叫周琪，北京人。

　　23岁的王沪宁与和他同岁的周琪谈起了富有“哲学意味”的恋爱，直到毕业，双双留校任教，喜结良缘，一切都很顺利。

　　那时候，人们谈恋爱习惯于去一些公园啦、电影院啦等地方，他们连在校园里“花前月下”一番的情趣都没有，两个人就是躲在屋子里看书。看书，做笔 记，写论文，唯一像谈恋爱的样子是两个人在一起讨论某一个政治学方面的问题，或者是争论政治哲学方面的某一个问题。在这种时候，两个人谁也不让谁，你一句 我一句像吵架似的。也只有在这种时期，他们之间才谈得上有所交流。

　　在王沪宁和周琪准备结婚时，王沪宁仍然埋头书堆里，对一切事情不闻不问。周琪毕竟是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大事不想太马虎草率，于是，她一个人在 家收拾一间“蜗居”，尽可能使它充满温馨情致，而淡化一点办公室里（由于房子窄，办公室也就成了书房）的书堆要埋人的窒息感。周琪于是拜托王沪宁上街去采 购一些最简单的日用品，比如毛巾、肥皂、床单、毛巾被、枕巾等等，另外还特意加上了“一束鲜花”，本来，这一切都应该是王沪宁主动考虑才对，特别是那“一 束鲜花”。但周琪理解自己执著于学术的年轻丈夫的追求，便自己尽可能主动一些。她怕王沪宁忘了，便随手拿起桌上的一张纸，在上面一一记下来，连同采购所需 要的钱，一起交到王沪宁手里。

　　王沪宁高高兴兴上街了，等到傍晚，已经做好晚饭多时的周琪才等回了王沪宁。只见王沪宁满头大汗，怀抱一大堆书，气喘吁吁地回来了，而周琪让他买的结婚用品，他一件也没买。

　　王沪宁的婚姻成于此也败于此。十几年相濡以沫的夫妻，各自为了学术事业而没要孩子。在90年代初，两人结束了这段说不上该怎样评价和感受的婚姻。

江泽民说：“如果你再不进京，这一帮人可要跟我闹翻喽。”

　　王沪宁的政治学方面的才华，早在十三大之前就已经被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看中。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党特别需要一套完整的有见地的政治学理论作参考，而王沪宁的学术理论总被看好。他的著作之丰，治学之刻苦勤奋，成为80年代学术界的一大景观。

　　当时，上海宣传方面的负责人曾庆红对王沪宁很欣赏。

　　有一年春节，上海市委的有关领导分别到各大学去参加教授们的春节茶话会。当时，曾庆红选择了去复旦大学。

　　茶话会之后，曾庆红特意找到了当时年仅30多岁的王沪宁，与他就当前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等问题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 那一次，两个人就一些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还分别进行了讨论，并且达成了共识。当时讨论的气氛非常热烈，几乎分辨不出谁是领导，谁是学者了。

　　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也很熟悉王沪宁这个名字，他虽然没有见过王沪宁，但王沪宁的著作却是他爱看的理论书之一。数年后，当王沪宁被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政策研究室时，江总书记一开始就引用了王沪宁大段大段的政治学著作原文，这让王沪宁十分吃惊。

　　曾庆红对王沪宁自然是赞许有加。另一位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在调进中央之前就曾有过请王沪宁作政治顾问的念头，进入中央之后仍念念不忘，而且多次在江总书记面前提起。后来，江泽民同志为此还同王沪宁开玩笑说：“如果你再不进京，这一帮人可要跟我闹翻喽。”

　

（资料来源：《大公网》转载《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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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沪宁：《美国反对美国》（摘录）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一版，小雅斋摘录

　　费城和华盛顿这两个城市之间有某种历史性的联系。费城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重要地点。１７８７年，在费城召开会议制定了宪法。这部宪法一直沿用至今，在世界上可称为最古老 的成文宪法。华盛顿是当今首府，是具体、体现宪法的场所。１９８８年是宪法制定二百周年，政府曾在自由女神下大搞庆祝活动，里根也到场讲话。美国人对自己 的宪法最引以为豪。在费城时，我曾去过当年制定宪法的建筑物，但由于参观的人太拥挤，只在外面了望了一番。我在安那波里斯时曾见过当年美国宪法的一份手抄 本。几张黄纸，竟能起这样大的作用？基础绝对在这些黄纸之外。

　　美国的宪法是独立战争的产物。这个演变大约是二十年间的事 情：１７７０－１７９０。当时的美国有十三个分开的殖民地，归英国政府管辖。１７７４年，第一次大陆会议召开，来自十三个殖民地的５５名代表在费城开会， 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１７７５年，殖民地与英国之间发生战争，即在现麻萨诸塞洲的激战。１７７６年，美国政治思想家托马斯·潘恩发表《常识》一书，要求独 立。１７８２年，独立战争接近尾声，在巴黎举行和谈，并签署了协议。１７８７年，起草宪法。１７８８年，足够数量的州批准宪法草案，宪法生效。１７８９ 年，华盛顿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１７９１年，在宪法中加入〈〈人权宣言〉〉。这就是当时政治发展的主要里程碑。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宪法产生于要求独立的 斗争之中，其基本条文当然也是为了保障某些利益。

　　宪法的制定者就是本着这种意图。当时１３个州向费城派了５５名代表。起草宪法是一件 艰巨的工作，但他们在一个夏天就完成了。可能是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关系还没有后来那样发达的缘故。如果换到今天，没有两年恐怕无法制定宪法。华盛顿、 汉密尔顿、麦迪逊和富兰克林都参与了此项工作。这些人深受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他们熟知洛克的《政府论》、哈林顿的《大洋国》、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 神》。同时，他们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据说其中２０人参加过各州宪法的起草，深通此道。有３０人参与过各州立法机关，熟谙官场利弊，也为宪法制定打下了基 础。

　　在制定宪法时，遇到一个历史条件值得注意，这就是它是延续同一种制度，只是组织形式不同罢了。美国独立战争时，英国已完成“光荣 革命”一百年，英国统治者已非传统封建贵族。因此对美国来说，基本上是仿照英国的政治原则设立一套新的体制。也就是说，被统治者想学统治者的样子生活。而 不少国家的革命面临的问题是改变政治原则，这要困难得多，因为没有人知道新的原则的实践，一片空白，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 国革命。当然，在英法俄中等国，因为旧制度的影响太大，所以也给建立一个新制度造成了困难。

　　出于自身的经历，美国人在制定宪法时，首要关心的问题是政府的权威和个人的自由。

　 　英国人对殖民地的分而治之也给政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这种分离使一州无法指配另一州，政治事务必须协商，制定宪法的都有各州作为后盾，有很大的讨价还价 的砝码。各州都不想让某一州超过自己的权力。因而会注意在宪法中产生一种机制，防范有一州获得这样的权力。肯尼思·普莱维特（Kenneth Prewitt）和锡尼·沃巴（Sidney Verba）在他们的著作《美国政府导论》中指出，宪法反映了一种哲学观点。他们引了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的一段话：

　 　人类的欲望、激情、偏见和自爱从不会被仁爱和知识所征服……“对自由的热爱扎根于人的灵魂之中”。那么它也在一头狼的灵魂之中罗。我怀疑一个人比另一个 人更有理性、更宽容、更善交往……因此，我们不应仅仅依靠人们灵魂中的对自由的热爱。必须准备好某些政治体制，以帮助自由之爱反抗它的敌人。

　　普莱维特和沃巴的解释是：没有政治限制，人是不可信任的。因此宪法反映出的人性观是悲观主义的，而非乐观主义的。这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一大差别。也许这也可以从某种角度解释东西方政治发展的差异。

　　本着这些想法，宪法确定了以下三大基本原则：

　　●实行代议制，包括废除贵族头衔，开放官职，定期选举，代议政治；

　　●分权治理（分权包括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纵向指的是联邦制，各州保留较大的权力。在当时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案。横向指通常所说的“三权分立”）

　　●有限政府，即规定政府不能做什么，如不得干涉宗教、言论、写作、集会等方面的权利。同时规定“法治而非人治”原则（Government of laws,not of men）由于这样的原则的要求，宪法确定了法院系统。

　 　绝对不能认为制定宪法的人想到了所有劳苦大众，在为他们制定宪法。当时制定宪法的人想到的首先是维持他们的利益，这是一个新生的统治集团。宪法精神的大 众化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黑人还在为争取自身权利浴血奋战。直到今天，黑人还在奋战，虽然不常常浴血。

　　一 个举世瞩目的问题是：为什么宪法能延续二百年，而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记录。普莱维特和沃巴提供了一种解释：（１）宪法是一份政治文件，１７８０年存在的政 治冲突今天依然存在，只不过形式各异，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２）宪法保障的代议制、分权和有限政府在当时有足够的吸引力，今天也依然如故。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宪法自身的变化。如果宪法二百年中一成不变，很难想象它能维持到今天。宪法的变化特点是内容变，形式不变。宪法变化体现在很多方面， 如宪法条文的普遍性，最高法院对宪法的新解释，宪法没有列举的权利，宪法修正案等。关键是宪法变的依据和程序还是出于这部宪法，而不是其他。世上没有一成 不变的东西。今天美国人对宪法的解释早已大大异于二百年前，但大家宁愿说这就是二百年前的东西。因为今人说的话要叫人听从不容易，古人说的话要容易一些， 有时要容易得多。

　　关键的问题是，实际上没有人有力量改变这部宪法，维持它并解释它是唯一的出路。也许这是一条通则，如果还有某种力量可以改变宪法和政治制度，那这个社会在政治上和社会管理上就没有达到稳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