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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没收"禁书"，律师告海关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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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或许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在进入中国大陆时，在行李中夹带了几本香港机场购买的书籍、杂志、报章。这些“境外出版物”，在通过中国海关时，有时轻易蒙混而过，有时却被发现没收。对此，大家习以为常，即便被没收，也不是什么大事，不会去争。
但是有一位来自北京的朱元涛律师，却较起真来了。他喜欢读书，在香港《三联书店》花150元购买了一本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题目叫做《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的书籍，据说（我没有读过此书，只能“据说”了），此书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高华博士凝聚10年心血的结晶，是一本有关中共党史的学术著作。
朱律师认为《红太阳》是一本没有政治偏见的学术著作，他据理力争，希望说服海关，把书还给他。在交涉的过程中，朱律师发现机场海关的审查，基本上取决于一个海关官员的审读意见。而在与这位官员的多次接触交谈中，朱元涛了解到，这位有权裁决知识分子学术著作的命运的官员，并未受过任何文史哲类的教育，更无任何学术背景。
交涉无果后，朱律师决定起诉海关。2月24日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海关方面也郑重其事，请示上级。法庭上，被告作为证据提交的一份《印刷品审查表》，方才使朱元涛得悉《红太阳》一书的“罪名”有多严重。审查表上，对《红太 阳》一书的审查结论全文如下：“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从历史上看肃‘AB团’，福田反革命事件，均是毛泽东‘书记独裁’的后果。毛泽东在党内派别斗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攻击毛是：一个自尊心极强，报复心也极强的人。毛泽东心胸狭隘，一身‘山大王’气质。党的路线是经验——实用主义。毛泽东的思 想有因袭的成份，也有独创的方面。它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中国部分传统的混合物。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因此，“处理意见”是“建议没收”。“领导签字”则是“同意”。而被告提交法庭的另一份证据——海关总署监管司去年11月19日致北京海关的一个批复，则称“经商有关部门，同意你关对该书作没收处理 的意见”。这份批复被同时抄送了海关广东分署、天津、上海特派办和各直属海关，由此设立了对《红太阳》一书的范围广泛的防线。
北京二中院的判决，是朱律师败诉，而朱律师也从此背上了“走私违禁印刷品”的污名。朱律师不服，决定向北京市高院提出上诉：
9月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二审判决。法院认为：首都机场海关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缺乏对禁止进境事实认定的依据，其做法违背了行政执法“行为有据”的基本原则。据此，高院判朱律师胜诉，北京二中院的判决无效，海关给朱律师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应予撤销。
高院判决书中所谓“缺乏对禁止进境事实认定的依据”，具体是指什么？原来， 海关有一个“禁书黑名单”，海关没收《红太阳》时，该书不在“黑名单”内，这是高院判定海关执法缺乏依据的主要原因。如果大家以为《红太阳》这本书今后可以随意携带入境，那就错了。高院并没有判海关总署后来对北京海关（并抄送全国海关）的批复无效，也就是说，按照海关总署监管司的批复，《红太阳》现在已经被列入“禁书黑名单”内，如果再有人夹带入境，海关就有充份的“法律依据”予以没收。
《红太阳》一书是否应该列为“禁书”，海关总署是否有权划定哪些书属于“禁书”，本文不作评论。本文的着眼点在于北京高院能够判朱律师胜诉，判北京二中院及海关的决定无效，不能不说是“依法执政”的一种进步。如果大家都能向朱律师那样契而不舍，不怕麻烦，“法治”的观念一定能够深入人心。问题在于多数人都宁可向权力低头，谁有那闲工夫为了一本书去冒风险，惹麻烦？
但是有一位来自北京的朱元涛律师，却较起真来了。他喜欢读书，在香港《三联书店》花150元购买了一本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题目叫做《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的书籍，据说（我没有读过此书，只能“据说”了），此书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高华博士凝聚10年心血的结晶，是一本有关中共党史的学术著作。
朱律师认为《红太阳》是一本没有政治偏见的学术著作，他据理力争，希望说服海关，把书还给他。在交涉的过程中，朱律师发现机场海关的审查，基本上取决于一个海关官员的审读意见。而在与这位官员的多次接触交谈中，朱元涛了解到，这位有权裁决知识分子学术著作的命运的官员，并未受过任何文史哲类的教育，更无任何学术背景。
交涉无果后，朱律师决定起诉海关。2月24日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海关方面也郑重其事，请示上级。法庭上，被告作为证据提交的一份《印刷品审查表》，方才使朱元涛得悉《红太阳》一书的“罪名”有多严重。审查表上，对《红太 阳》一书的审查结论全文如下：“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从历史上看肃‘AB团’，福田反革命事件，均是毛泽东‘书记独裁’的后果。毛泽东在党内派别斗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攻击毛是：一个自尊心极强，报复心也极强的人。毛泽东心胸狭隘，一身‘山大王’气质。党的路线是经验——实用主义。毛泽东的思 想有因袭的成份，也有独创的方面。它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中国部分传统的混合物。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因此，“处理意见”是“建议没收”。“领导签字”则是“同意”。而被告提交法庭的另一份证据——海关总署监管司去年11月19日致北京海关的一个批复，则称“经商有关部门，同意你关对该书作没收处理 的意见”。这份批复被同时抄送了海关广东分署、天津、上海特派办和各直属海关，由此设立了对《红太阳》一书的范围广泛的防线。
北京二中院的判决，是朱律师败诉，而朱律师也从此背上了“走私违禁印刷品”的污名。朱律师不服，决定向北京市高院提出上诉：
9月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二审判决。法院认为：首都机场海关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缺乏对禁止进境事实认定的依据，其做法违背了行政执法“行为有据”的基本原则。据此，高院判朱律师胜诉，北京二中院的判决无效，海关给朱律师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应予撤销。
高院判决书中所谓“缺乏对禁止进境事实认定的依据”，具体是指什么？原来， 海关有一个“禁书黑名单”，海关没收《红太阳》时，该书不在“黑名单”内，这是高院判定海关执法缺乏依据的主要原因。如果大家以为《红太阳》这本书今后可以随意携带入境，那就错了。高院并没有判海关总署后来对北京海关（并抄送全国海关）的批复无效，也就是说，按照海关总署监管司的批复，《红太阳》现在已经被列入“禁书黑名单”内，如果再有人夹带入境，海关就有充份的“法律依据”予以没收。
《红太阳》一书是否应该列为“禁书”，海关总署是否有权划定哪些书属于“禁书”，本文不作评论。本文的着眼点在于北京高院能够判朱律师胜诉，判北京二中院及海关的决定无效，不能不说是“依法执政”的一种进步。如果大家都能向朱律师那样契而不舍，不怕麻烦，“法治”的观念一定能够深入人心。问题在于多数人都宁可向权力低头，谁有那闲工夫为了一本书去冒风险，惹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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