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

65岁？

文革爆发至今四十多年过去了，面对社会上 关于“宋要武”的传说我一直保持了沉默。一方面是因为传说不等于事实；另一方面我深知自己无论说什么都只会引起更大的波澜。想到文革中那么多人受到冤屈、 迫害，甚至致残、致死，和他们相比，我这又算得了什么，不说就不说了就不说了。近几年，为了搞清楚在那个年代、在那一天，在我们身边究竟发生了什么，许多 人站了出来，从不同的角度记述或讲出自己的经历和反思，渐渐复原出当年的真实面貌。作为当事人的我也问自己：在那些天我做了些什么？我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在寻找真相和反思自我的过程中我最终明白，再继续沉默，不仅是对历史不负责任，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那些因说了真话而直面社会质询和责难的校友们的伤 害。我应该讲了，哪怕风波再起，哪怕再次面对灵魂的拷问。我相信，这已不是四十年前。

一、关于两宗“罪行”

综 合各种文章和传说的内容，我的“罪行”大体归结为两宗：一是文革初期组织过红卫兵的杀人比赛，自己亲手杀了七八个人。二是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师大 女附中（简称“女附中”，现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下简称“实验中学”）部分学生游斗校领导发生了暴力行为，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不幸遇难。我 被认为是施行暴力的“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

第一宗罪名，早在1966年大串联期间就开始在各地传播并广泛流传、形成文 字见之于多种书刊杂志，比如某著名学者在其《自撰年谱》中就加以引用。但也有文章表述了不同的看法。2008年，原北京十一学校的一位老师撰文指出，他若 干年前所写文章中提到打死七八个人的学生，并不是宋彬彬。

第二宗罪名，虽然在80年代实验中学已经为我做过明确的组织结论，说宋彬彬在学校文革中没有打人和暴力行为，但此结论无人理会。90年代以来，在一些文革研究者的笔下，我成为“八五事件”的责任人。这个说法更被国内外多人援引而逐渐扩散。2002年美国出版的一本严肃的学术论文集中有一篇文章也持类似说法。我觉得不能再回避了，从此时起，我开始认真地回忆和整理我在文革初期的经历。

二、文革前后

1960至1966的中学六年，我都是在女附中度过的。上初中时大家都很单纯，除了上课，脑子里没有别的，就是玩，直到初中毕业我连入团申请书都没写过。

1963年我升入高中后，学校阶级斗争教育开 始明显加强。虽说有“讲成份但不唯成份”的阶级路线，但团内还是做了在发展工作中贯彻阶级路线的报告，要重点培养干部子弟。在团组织的帮助下，我高一入了 团。入团后，我觉得自己政治上比较幼稚，所以愿意和比我成熟的同学接近。那时我每天给刘进补习俄语，因为她一贯反对同学中的骄娇二气，反对干部子弟特殊 化，在早锻炼和劳动时特能吃苦，还敢于在课堂上提问题，所以我对她的印象很深。我觉得要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应该像她那样自觉锻炼。那时，我们 班组织过不少活动，像从学校步行去爬鹫峰，给革命母亲夏娘娘扫墓，请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讲革命故事，等等。我们每天学毛选，以古今中外的英雄人物为榜样，批判头脑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雷锋的很多话成了我们的口头语：“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还有王杰的“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等等。班里同学的思想也很活跃，大家常在政治课上提出各种问题展开讨论，不清楚就问老师，但课任老师经常回答不了，于是学校派教导处副主任梅老师教 我们班的政治课。

1966年春季开学后，报刊上的批判文章不断，给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那时我们高三年级已经学 完了全部高中课程，进入复习备考阶段，可我们无法静下心来学习，觉得不让“江山变色、国家变修”比高考更重要。1966年4月我入了党，学校16名学生党 员组成了学生党支部。当我们得知，1965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背景下，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发生学潮的消息时，都很羡慕，认为他们提前经受了阶级斗争大风大浪的考验，希望女附中也能有这样的机会。在学生 党支部会上，大家热烈讨论国际、国内形势，积极分析什么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表现，对我校在贯彻教育方针上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还和负责学生党支部的梅 老师展开讨论或辩论。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 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那天一早，高三的学生党员刘进、马德秀来学校找我（我是住校生）。刘进说：“现在党号了，咱们原来提的意见可以说出来了，你愿 意写大字报吗？”我想，这保卫党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的斗争，这些意见在支部也讨论过，因此当即表示同意。我们连草稿都没有打，三人边说边由刘进写在旧 报纸上。她签名后，我和马德秀也签了名。

6 月4日，由团中央干部组成的工作组正式进校。上午，工作组召开全校大会，传达了北京市委提出并得到中央批准的八条意见，强调要把全校师生团结在党团组织周 围，有序地开展文化革命，不要搞过激行为，让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参加文化大革命，把学校的运动深入下去。听到这些话，我心里踏实多了，觉得有党派来的工作 组，学校乱的局面就可以扭转过来了。工作组进校后，我们每天都忙忙碌碌的，但具体忙的是什么多已记不清。经过这几年的调查了解，忆起了一些，特别难得的是 一位同学还保留着当年的笔记，据此我整理出以下记述。

6月6日，在工作组的主持下成立了“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其中 学生代表会（简称“学代会”）主席是刘进，副主席4名，我是其中之一。我们分头负责，把工作组开展运动的要求布置给各年级的核心小组，年级再布置给各班的 核心小组。每天还要收集执行情况向工作组汇报，大家天天十几个小时地忙碌着，也不知道累。教师代表会只有两名老师，由他们负责组织老师的学习和写大字报。 不久，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学生都在本班教室按布置的计划来学习毛选和党报社论、写大字报，下午在校园看大字报。

6月17 日，学校贴出了第一张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学生立即分为保、反两派，聚在宿舍楼前展开大辩论。当时，我们学代会的同学都不同意她们这种作法，认为工作组是党 派来的，运动也在有序深入，对工作组有意见完全可以提出来，为什么非要贴大字报呢？6月21日、22日，工作组在大操场主持召开了两个半天的揭发批判会， 主要是批判以卞仲耘为首的校领导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会上，一位管过人事的老师揭发卞校长是假党员，激起了学生的愤怒。随后，校外人员袁某带着儿子和母亲在工作组没有允许的情况下哭喊着冲到台上控诉卞校 长有生活作风问题。她们边哭诉边揪打卞校长，会场一下子就失控了。几个原来站在台上拿木枪的高年级同学开始用木枪捅打卞校长，还不断有学生、老师跑到台上 喊口号质问、推打，卞校长当时就吐了。揭发出卞校长的这些问题让师生感到惊讶、气愤，但是出现打人的混乱局面，我觉得这不符合中央八条，即便是出于义愤也 是不应该的。6月27日，出现了第二张反工作组的大字报，这一次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6月底，工作组在全校公布了“卞仲耘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7月初，女附中被划为四类学校，卞仲耘和胡志涛两位校领导被划为四类干部。全校师生集中对卞、胡等校领导的所谓罪行“梳辫子”、深批深挖。工 作组除了具体安排运动进程外，还提出了“边学习、边议论、边揭发、边批判”的口号，学生按班级每天半天学习、半天揭批。一位同学当时的笔记记录了6月底传 达了李雪峰、胡克实的报告，布置的讨论题有“放手发动群众和加强领导的关系”、“文斗和武斗哪一个水平高”等等。

7 月20日前后，大部分同学去邢台军训；少部分从高年级各班抽调的同学参加对校领导和教职员工的集训；一部分所谓有问题的学生还被安排到郊区农村劳动。我参 加了集训。集训是按照“四清”的方式进行的，当时把所有教职员工都编成小组，先自己做准备，准备好就在小组发言，由学生主持小组会帮助他们，让他们早点 “洗澡、下楼”和争取重返讲台。

集训开始不久，传来了毛主席批评工作组的消息。7月29日，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李雪峰在会上宣布了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30日下午女附中工作组宣布撤出学校。那几天听的最多的话就是让学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还说革命就是 要“运”，要“动”，要靠自己。虽然我知道这是中央的部署，可撤了工作组的感觉就像找不到组织一样，我搞不明白自己怎样去“运动”，不明白工作组怎么就成 了阻碍文化革命运动的消防队，也不明白我们跟着工作组走怎么就犯了错误。

8月1日军训的同学返回学校时，校内外已出现血 统论的对联，校园里很乱。当时有不少干部子弟为对联叫好，认为是长了“红五类”的志气；但也有说这样刨个三代四代，咱们“红五类”也要变成混蛋的；更多的 同学因感到喘不过气来的压力而沉默。在辩论对联时，我觉得它不符合党的“重在表现”政策，不利于团结大多数，对这种霸道和咄咄逼人我很反感；但有不少人说 它客观上起到推进运动的作用，而且矫枉必须过正。在对联问题上，我是有困惑和有保留的，但我没有公开质疑。

工作组在校期间，少数反工作组的学生已游离于校外，并成立了自己的组织“红旗”。工作组撤离后，“红旗”的骨干学生回到学校。据初三和高三几位同学回忆，原来“红旗”的骨干学生于7月31日在食堂布告栏贴出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的大字报。党中央、毛主席肯定了反工作组是正确的，她们成了革命的左派，而我和原学代会的成员都跟着工作组犯了错误，成了“保守派”。对于下一步运动应该怎样搞，学校的形势会怎样发展，自己应该怎么办，我感到很迷茫。

8 月5日下午，发生了因本校学生的暴力行为导致卞校长死亡的严重事件。我事先不知道要游斗校领导，事后了解是高一部分学生发起的。那天下午，刘进、我和一些 同学聚在东二楼原工作组的办公室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几个初中学生跑来告诉我们有人在大操场打人了。刘进、我和几个原来学代会、核心小组的同学赶快跑到操 场，看到卞校长等五个校领导被学生押着游街，他们有的拿着簸箕，有的头上扣着纸篓，脸上身上都很脏。我们劝她们不要打人，她说，现在工作组撤了，“黑帮” 都神气了，今天让他们游游街有什么不对？！我们说，不是不让斗“黑帮”，但斗“黑帮”也不能打人呀，打人不符合党的政策。她们说话了，我们让围观的同学散 开后，就回东二楼了。后来，低年级同学又来告诉我们说后操场上打人了，刘进和我赶去，看见后操场聚了不少同学，校领导被人逼着挑土，筐装得很满，挑不动就 要挨骂挨打。刘进和我劝告那些监管校领导的学生，说劳动就是劳动，一定不要打人，筐那么大，他们的确抬不动。看她们没有表示异议，我们就离开了。

8 月5日傍晚，又听说卞校长躺在后操场，人快不行了。刘进、我和一些同学赶快跑到后操场，当时李松文老师也在场。刘进让工友打开了后门，大家一起用手推车把 卞校长推到邮电医院。起初大夫不敢救，说是“黑帮”分子不能救，于是我们和医护人员发生了争吵。刘进说必须抢救。据一位同学回忆，我当时说共产党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俘虏还要优待呢。据李松文老师近年回忆，医院要求出示学校证明，但当时不可能开具这样的证明，李老师问是否可以签名作证？医院同意了， 并说必须有老师的签名才行。于是李老师带头签名，并征得几位在场高年级学生（包括我和刘进）的同意，写下了6个学生的名字。李老师把签字的纸条交给大夫 后，医院才开始抢救。一个多小时后，卞校长抢救无效死亡。

近年来我听到一个说法，说我在事发后对卞校长的丈夫王先生说， 我从远处看到了卞校长躺在宿舍楼前。我不记得与王先生交谈过有关卞校长之死的事。我曾找了一些同学、老师询问，她们对此也没有印象。所以在这里我只能说， 我确实不记得有这次会面，也不记得在文革中与王先生有过其他个人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