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的真文人，往往也是一些真趣人。王世襄去世后，有人说，百年来最有趣的文化人之一去世了。他的去世，也标志着一种生活态度的远去。

　　“人生快事莫如趣”。林语堂在《论趣》一文中曾说，世人活着大多为名利所驱使，但是“还有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行为动机，叫做趣”。撇开满腹经纶的治世主张，能否成为有趣之人，或许是人活着的最高境界。有趣的人，常怀素心，无论命运如何捉弄，都可风清云淡；有趣之人，未必显达，却肯定倜傥脱俗，与众不同，登台放歌或舞文弄墨都是他们心境的挥洒；有趣的人，常常迷恋生活的细节，轻轻松松就完成对人生的观望，就像翻译家杨宪益送给王世襄的那句“蛐蛐蝈蝈虽细物，令人长忆旧京华”，烟火味中饱览生命里的大景观。
                  
    作为一个传统文化滋养的文化人，“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的身上，带有上世纪文人举重若轻的文化情结。王世襄的一生，值得今天每一个身陷碌碌尘世中的人们来回味咀嚼，这样，你总不至于在有钱之后，非要去吃一顿“天价饭”。王世襄的标杆性在于，他深谙为人和生活的志趣，而不至于像许多按世俗标准衡量的成功人那样，只能让多余的金钱让生活变得恶俗。
 
　　王世襄如何玩尽万象，成为当今罕见的通才杂家？王世襄生前的老友——著名文物专家罗哲文和广东著名收藏家王贵忱，讲述这个百年一遇的有趣之人。
王世襄为什么能玩成家？
 
　　收藏界有一种说法，“北有王世襄，南有王贵忱”。王世襄去世后，本报记者采访了著名收藏家王贵忱，王贵忱说：“我是不能够跟王世襄比的，我也会玩，但是没有他玩得那么深入，能玩出学问来。”
 
　　“王世襄的很多学问，最初都因为偶然，因为玩。”王贵忱回忆说，王世襄被世人所认为最大的成就就是对中国明清家具的研究，而这也源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年轻时候的王世襄好玩鹰、鸽子和照相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买来了一些明清家具，然后就喜欢上了这些东西，接着满大街去淘这些明清家具。”
 
　　王贵忱认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像王世襄一样，每玩一样东西都可以玩出学问的，很关键的因素，就是王世襄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学开始就能够接触到很多不同文化物什和形式。
 
　　优越的环境和年少好奇好动的性格，使王世襄特别喜欢和京城诸多玩家交游，展露出“燕市少年”的特有风貌，他成日养蛐蛐、种花草、养鱼鸟。尤其在他年幼时，兄长就过世了，而母亲觉得他是家中独苗，因而对其较为纵然，任他“不务正业”……王世襄说，他从小就对自己感兴趣的事，尤其上心，不但要玩，还要玩得有水平，于是，他花了很多心思来研究这些“业余爱好”，“玩也要认真玩，如果连玩都玩不好，还能做什么？”
       
著名文物专家罗哲文回忆说，王世襄每一样都玩得痴、玩得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的家具都很便宜，很多人都贱卖那些明清家具，王世襄在街上看到了，就买回来亲自背回家去，还经常大老远跑到附近的河北村县去买，因此收集了很多明清家具在家里研究，慢慢就成为了专家。”
 
　　“‘文革’后我跟王世襄一直有来往，他经常带我的小孩到西山上面逮蝈蝈，他自己也会用火在葫芦上烫花，这既是玩，同时也是一项手艺。他对自己玩的东西都有很浓的兴趣，也很广泛，但是他的‘玩’并非现在人们所理解的玩玩而已，而是深入去研究，就好像鸽子，他不但了解鸽子的种类，还了解每一种鸽子的特性。”罗哲文说，当今文博界，王世襄可以说是一流的专家，年高、资深，能够像王世襄那样既深入又广博的，很难找到第二个。
 
　　“王世襄的生活环境、经历、个人关系很多方面造就了他‘京城第一玩家’的地位。”罗哲文说。
 
王世襄是如何玩出学问的？
 
1、吃一道焖葱，香压群场
 
　　王世襄生前被称为“烹调圣手”，大美食家汪曾祺对王老十分推崇：“学人中真正精于烹调的，据我所知，当推北京王世襄。”而曾与王世襄芳嘉园邻居的郁风则回忆：“王世襄不但每天买菜是行家，哪家铺子能买到最好的作料也是行家。不但吃的品位高，做菜的手艺也是超一流。”
 
　　在北京文化圈中有个流传甚广的故事：王世襄常应好友之邀，骑着装备好原料与厨具的自行车，亲赴好友府上献艺。
 
　　虽然王世襄“食”的境界颇深，但是他的妻子袁荃猷竟然对做饭一窍不通。她剥蒜可以，剥葱却不行，一根葱被她层层剥光，最后手上什么东西也没有，反过来责备王世襄，说他不会买葱。汪曾祺在《学人谈吃》的序中曾经写道，王世襄和几位朋友在一家聚餐，规定每人备料去表演一个菜，王带了一把葱，做了焖葱这个菜，结果把所有的菜都压下去。


2、宠物“凡所应玩，无所不玩”
 
　　●养蛐蛐
 
　　王世襄年少时玩蛐蛐的种种经历和乐趣，使他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沧桑后，仍难以忘怀。1993年，王世襄著的《蟋蟀谱集成》，堪称是一部蟋蟀谱丛书大全。
 
　　王世襄是怎么玩蛐蛐的？从早秋开始，王世襄就对好蛐蛐一盆一盆地品题与欣赏，观察其动作，体会其秉性。中秋以后，天渐渐冷了，蛐蛐需要“搭晒”，王世襄就在清晨的阳光下，放好桌子，支上帘子，抱膝坐在旁边，侧耳聆听桌上蛐蛐罐内的动静：一个开始叫了，声音慢而涩，寒气尚未离开它的翅膀。另一罐也叫了，响亮一些了。渐渐都叫了，节奏也加快。一会儿又变了韵调，换成了求爱之曲。“从叫声，知道罐子的温度，撤掉虾须帘，换了一块较密的帘子遮上。这时我也感到血脉流畅，浑身都是舒适的。”王世襄把这些心得感悟写入《秋虫六忆》(忆捉、忆买、忆养、忆斗、忆器、忆友)中。
 
　　在王世襄看来，蛐蛐并不是为斗而养的，斗只是寻开心的一个过程，一个真正蛐蛐玩家的境界应该是：怡情养性。

    ●架大鹰
 
　　年轻时的王世襄，喜好架鹰逐兔。自高中到大学期间，他玩鹰约有七八年的时间。上燕京大学时，他住在东门外一个20多亩的园子中，出门就可以放鹰，一周可以去上两三次。他在读研究生的第二年，曾提笔写过一些捕鹰、驯鹰、放鹰的纪实性文章，并连续发表在当时北平的《华光》杂志。
 
　　●养狗猎獾
 
　　养狗猎獾也是王世襄青少年时期热衷的众多玩意儿的一项。养狗猎獾，又称“逛狗”，是清代京城八旗子弟中摔跤习武之辈的一种癖好，也可以说是一项玩乐享受的运动。王世襄养狗有七八年时间，除了训狗、逛獾，还特意把养狗家口中代代相传的《獾狗谱》笔录下来。
 
　　●鸽子
 
　　王世襄玩鸽子玩出了学问，著有《明代鸽经清宫鸽谱》、《北京鸽哨》。晚年的王世襄沉醉于鸽子研究，“除了别的，什么都不谈，就谈鸽子。”最后几年，他总是这样回答媒体记者的邀约采访。王世襄上小学时开始养鸽，就读燕京大学时，鸽舍随他搬迁，最后遣散鸽群，其间三养三辍，前后历时约30载，但搜求鸽哨则未曾中断。


3、手工挽救一项濒危民间技艺
 
　　因为养蛐蛐，要放置于葫芦内，因此在买蛐蛐的同时，王世襄又迷上了葫芦。1938年，王世襄在就读燕京大学期间，居然在燕京大学校园旁的菜园里，真的种上了自己的葫芦。后来他又专门在北京的朝阳区找了一块20亩的“自留地”，用来种葫芦。
 
　　范匏俗称“模子葫芦”。范匏的具体做法是当葫芦幼小时，将它放入有花纹的模具，秋天长成后取出，不仅形态悉如人意，花纹亦隆起宛若浮雕。这无疑是中国古代独有的一项巧夺天工的传统工艺。在大学种植葫芦的同时，王世襄也开始研究范匏。1939年以后，王世襄因母亲逝世而埋头学业，不再种植匏器。但他亲手制作的范匏却由虫贩子赵子臣借给天津的陈某种，所成之器则流往香港。多年后，在香港的古玩市场上，被好事者错当作清乾隆之物出售。
 
　　20世纪50年代，由于社会的急剧变革，徐水、天津已无人再种模子葫芦，范匏技艺濒临绝灭。1960年，王世襄有鉴于这一传统技艺的消亡，曾写过一篇《读匏器》的文章向社会呼吁，但终因有玩物丧志之嫌而没有被采纳。1979年，《谈匏器》一文在《故宫博物院刊》发表，立刻引起了有志者的反应。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京、津郊区的一些农民，恢复制作了一批又一批范匏佳作。在他的努力下，这项濒临灭绝的传统技艺得以绝处逢生。
       
4、音乐自称琴奴，研究《广陵散》
　　1953年，王世襄被调任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担任有关音乐史方面的研究。在这沉寂十几年的时光里，王世襄除了收集明式家具外，也开始真正专心研究中国音乐，并逐渐成为音乐方面的专家。他最看重的研究成果就是对古曲谱《广陵散》的研究，并在后来发表了专著《广陵散》(说明部分)，同时也编纂《中国古代音乐书目》、《信阳楚墓出土乐器调查》等。
 
　　王世襄妻子袁荃猷无论在王老身处顺境或是逆境，她始终都是其支持者，因此夫妇两人感情至深。袁荃猷14岁师从汪孟舒学琴，后又经古琴国手管平先生亲授，琴艺更精。袁荃猷弹琴时，王世襄常伴左右，如此近60年，王世襄更自称“琴奴”，直到2003年袁荃猷病故。多年来，王世襄和夫人珍藏了一把唐代古琴“大圣遗音”，2003年袁荃猷去世后，王世襄将这把古琴以891万元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