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自建城以来经历过了许多个朝代的变迁,自古以来北京话有过若干变化。笔者根据已故满学家金启孮先生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整理成文。
400年前的北京话:吴语据史料记载,明代之前的北京话并非现代之“京腔”。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从意大利来的传教士利马窦曾用罗马拼音记录了大量的当时的北京话,这些记录至今尚保存着。从利的记录中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当时的北京话是有大量入声字并且没有zh、ch、sh等翘舌音的语言。这说明了当时的北京话不是现在的北京话,也不是现在的普通话,因为无论北京话还是普通话都不具备这些特征。同时也说明了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历史都超不过400年,400年前的北京话(吴语)是明朝的官话。
北京出现第二语言:满语满人入关进驻北京后,为了小区的安全等政治因素,满人把紫禁城周围10里之内的汉人全部赶走而专属满人居住,这个范围称为北京的内城,而10里之外称为外城。于是,北京城出现了两个社群:满人社群和汉人社群,这是阶级、语言和居住地域等都十分分明的两个社群,北京城也就出现了两种语言:明朝官话和满语。任何语言都是跟人群一体的,当时北京的两种语言的地域差别是:内城说满话,外城说明朝官话。 清代的对外行文(公文)也全部是满、蒙、汉三种文字。皇帝具有说满、蒙、汉三种语言的能力,即见满大臣说满语,见汉大臣说汉语,见蒙古王公说蒙语,几乎到光绪以前都是这样。清初时,很多外城的汉人也会满语,但不在汉人内部使用。
满语的分化:满式汉语由于满语是一种北方民族的语言,由于受生活地域制约,满语有其局限性。可以说,满语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语言,不论它的发音、词汇以及语法等都十分的原始和不太成熟。即使在北京,满语也难以满足日常生活使用的需要,北京的动植物、建筑、日常用品等很多东西都是满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这些东西用满语都很难描述和交流。在满人和汉人之间是这样,在满人跟满人之间也同样无法把日常生活所碰到的东西表达清楚,至于象汉人的建筑工程用语、艺术语言、医学及其它科技用语等高级语言使用则更加无法表达,当时的形势是满语在北京面临无法交流的危机。满人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却不得不面对要使用语言的生活政治现实。小至为了自己日常生活的表达,大至为了统治中国的政治需要,满人都迫切需要一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周围生活的语言。改造满语已经是来不及了,满人除了学习和模仿汉语之外别无他法,因此,套用北京汉人的语言(包括词汇和语音)成了唯一的选择,于是第三种北京话出现了——满人学讲的“满式汉语”。 “满式汉语”出现后,满文只在政府衙门中办公使用,民间则逐渐使用这种“满式汉语”。
北京话的雏形:内城北京话(mandarin)
北京城里的一棵小树、厨房里的一件工具,用满语都无法表达。因为满族人的祖先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植物,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工具,这就是当时统治中国的满族人所遇到的严酷的语言现实。满语要继续说下去,除了直接使用北京外城汉人的语言的词汇和模仿他们的语音之外再也没有第二种可能。北京内城的满人开始了他们艰难的模仿汉语的历程。但是满语与汉语相比,首先,入声字一下子就全丢了。随着使用人口的增加,这种汉语成了清朝统治阶级的“共同语言”——这就是早期的普通话(英语把这种语言称为mandarin)。
内城北京话的发展:现代北京话“内城话”形成后,随着大清政权在地域上的延伸,操着“内城话”的八旗贵族也就从北京的皇家内城走向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于是各地的第一行政长官的口音又成了当地的标准口音。并在当地的上流社会向平民社会不断地渗透壮大,最终使“内城话”成为现代北京话,进而成为当代中国的“普通话”的标准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