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很荣幸拿到话筒来问提首个问题，也是抛砖引玉。今天看到国际大事有这样两个趋势，一方面是随着中东茉莉花革命到现在的浪潮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英国伦敦发生骚乱之后，在德国、以色列也爆发不同程度的游行，很多人觉得这可能是全球化浪潮带来的一个影响，或者说是全球化的恶浪。各位老师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准备好接受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影响吗？

梁文道：他大概是说，现在很多人说2010到2011之间全世界发生各种类型的骚乱、群体事件，乃至于革命。像伦敦的骚乱，或者像北非跟中欧地区的各种内战、革命等等。这样一些形式的事件好象也是全球化的结果或者它的一部分，这个假如可以称之为全球化的恶浪的话，这个东西会不会影响到中国？中国准备好迎接这样的状况吗？

资中筠：所有的骚乱原因都是内因，不是因为别人骚乱了所以自己也赶快骚乱。每一个国家，比如挪威这么和平的国家忽然发生这么大的暴力事件，其原因是他们特有的原因，像北欧这些国家主要是白人，他们享受了很高的福利，过的很好。但是外来的移民冲散了，生活水平可能会降低。不仅是挪威，法国等等都有这个问题，他们原来制定的政策是建立在非常低的生育率的基础上，比如他们都不爱生孩子，战后拼命鼓励生，所以生两个孩子、生三个孩子开始有补助，即便这样他们也不生。阿拉伯移民或者其他移民去了之后，他们的风俗是一家可以生好多孩子，但是他们也要享受同样的福利待遇，因为不能有种族歧视，说你生三个孩子以上就不给补助。其结果好多人可以不工作，光靠生孩子拿补助，生活还比工作的人好。这样的话，那些原来的住民就觉得非常不平，当然种族主义的情绪在西方从来都有，再加上各种各样的原因就发生了。挪威发生的事情是极端的事例，但是它们发生之后有一个好处，忽然使得大多数挪威人觉得种族主义这个事情非常糟糕的，反而觉得不能听其发展下去，如果发展下去会到极端的情况。英国又是另外一个原因。每一个国家有不同的原因发生群体的暴乱事件，但是有一样东西是可以传染的，就是采取的形式。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很危险的，老搞爆炸。这是可以传染的。本来中国人不知道可以这么干，原来外国人可以这么干，我有什么不平要发泄的时候，本来可以用刀子捅，现在发现可以用爆炸了。这个非常危险，现在确实到处搞恐怖主义活动，它是有一定传染性的。但是要抵制这种事情，这是没法抵制的，你用什么形式来发泄不平。但是最重要的是在自己的社会里铲除这个不平等根源，至少想办法加以缓解。这个不平如果太厉害的话，无论在哪个社会，不管是冷兵器时代、热兵器时代或者原子时代，他可以用他所想象得到的手段来发泄。所以最重要的根源在于有没有不平之气。

贺卫方：有时候不仅是方式能够传染，某种时段对人类现状普遍不满的思潮的时候，会发生世界性的传染。比如说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徘徊那段时间，那个时候好象一下子全世界许多地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都感觉到这种制度难以忍受，必须把它推翻建设一个新的制度。这个思潮传染到许多地方，以至于到1950年代美国还是表达了对这些思潮极度的恐惧。在这个思潮的影响下，有些国家真的把政府推翻了，比如俄罗斯推翻了，蒙古推翻了，中华民国推翻了，要建立新时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思潮？这种思潮是不是给人类指引了真正更加健康的社会制度建设思路？还是像哈耶克讲的，这样一种东西往往是把我们带到地狱里。十九世纪初期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引发全世界范围内普遍的动荡，而这种动荡有时候有一种互相的感染力，美国人都申请移民，在1917年十月革命。俄罗苏联驻美国的办公室，每天收到好多来自美国各地的来信，要求移民到苏联，因为他们不能忍受资本主义。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值得关注，我只补充这一点。

观众：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大家好。当我们面对打开的问题，打开一定会带来很多问题，无论是对外打开还是对内打开，我各位老师的见解都是非常独到，我认为在打开的过程中，其实每个人都在为它做贡献，每个人都伴随着个人的自我价值相结合。比如当海啸来临，当地震来临，当各种各样天灾人祸来临，人们怎么取舍？有人欢喜，有人忧，这与个人价值密切相关。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悲哀的人面临人类灾难的时候可能会欢呼，觉得那个国家欺负我，我就应该高兴，他遇到问题我很高兴。但是也有庆幸的人，无论谁发生灾难我们都伸出援助之手。我们各国领导人，他们也提出了一系列有建设性的思想，比如说和谐社会，就是对全世界人的包容，比如说我们的普世价值，在任何一个地方这也是我们人类共同的心愿。对这一点我非常坚信，我相信人类文明注定是越来越闪耀的锁芯。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遇到问题的时候，都能够对自己的价值有所判断，有取有舍，弃其糟粕，选其精华。谢谢大家。

梁文道：我是佛教徒，我比较相信无常，说不定一眨眼慧星打下来人类灭亡，所以不一定是永恒的或者越来越灿烂。

提问：很荣幸参加这个活动。今天的题目是“打开”，但是大家对打开更希望的是从我们自身，从中国寻找一些改变。我有这样一个问题，更多的只是知识分子之间讨论一下而已，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现在的讨论变化成真正改变中国的力量？是渐进式的改革？我感觉真正占有资源占有利益的人，不想把资源分给其他的人，这是很矛盾的现实。请问各位认为中国的这种改变会以怎样的方式进行？

熊培云：今天这个词叫“打开”，其实回顾我们的历史是充满了打，但是没有开，打完以后闭上了。我觉得你有点着急，你想中国哪一天突然解放了，其实你没必要那么着急。你刚才说今天讨论更多的是知识分子和学生之间的交流，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过去30年有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不是说现在大家开得起车，不是说现在修了很好的公路、盖起很好的大楼。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或者最大的改变是中国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而这种观念的变化其实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根据我们的经验、根据我们的讨论、根据互联网的开放程度、我们在上面的参与慢慢形成的。而我们现在的社会如果还处于封闭社会或者半封闭社会，这是一个现状，这个现状是过去造成的，不是我们今天造成的。我们今天能改变大家的观念，其实是面向将来。我们不是说今天坐在这里就改变了什么，但是如果大家有一个好的观念，大家通过讨论形成一个好的观念，中国会有一个好的未来，我们是在种因，而不是求果，我们先把自己改造好，中国就会有好的未来。

白岩松：小伙子，不要陷害这样一个学术沙龙。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你要反思你自己，为什么有很多其实没那么敏感的东西你那么敏感。我一直认为这个时代得有二三十年、三四十年是一个脱敏的过程，就是让很多过去认为敏感的东西慢慢变得没那么敏感和很正常，所以小伙子，你真得琢磨琢磨。第三，我们大家一起聚在这有什么用？是不是只有上书房的老师才有用？上书房的老师给未来皇帝上课的，他是不是有用？上书房的老师从哪来的？我觉得真正有用的恰恰是这样看似无用的事，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多做点无用的事，认识点有趣的人，而不是只认识有用的人，只去做跟官、名、利有用的事。就像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未来成为一个决策者，也许，也许今天就有了也许。所以所做的一切都是一个缓慢的推动。最后一句话，为什么一定在你的脑海中有那么强烈的革命的概念呢？我们告别革命已久了。我最近很担心的事情，孙子重新走上了爷爷那条路。我们可以做孙子，但是我们得做新时代的孙子，不能又回到爷爷那个时代。我看到很多80后或者90后文风又回到爷爷的路上，我真的害怕你的骨子里有更强烈的革命概念。刚才说西亚那边闹事，埃及、挪威、伦敦闹事，在我看来证明一点，什么事都不能搞极端。前面的那些折腾是因为太专制了，太不民主了，所以开始折腾。挪威、伦敦等很多国家出现新的问题时，恐怕全世界会在今年开始未来有很大的问题，多元化走到哪是尽头。挪威也好，伦敦也好，当它不得不接受价值必须多元化，我前几天去伦敦专门去看了一遍，很重要的因素是，伦敦现在已经找不到几个正宗的伦敦人了。这种工作压力和各方面的东西导致年轻人被边缘化，站在街边没有工作。这次伦敦闹事的主体，他感觉被边缘化，看不到希望，很多东西都被别人占了。挪威的哥们也是说讨厌多元化，要回到单纯。所以全世界会思考多元化尽头在哪里，所以什么事都不能太极端，我希望咱们一块告慰伦敦。

张信刚：我想补助几句话。我们首先要认识现代科技的改变影响了交通，任何社会的动乱都跟现在的科技、跟电脑、跟手机离不开关系。第二，信息的来往更有关系。固然一个社会的骚乱它的基本原因可能出自于内部，像挪威的情况，他们不熟悉从南欧或者北非去的穆斯林，对他们有偏见等等。刚刚也提到阿拉伯，他们当然有很强烈的内幕因素，比如他儿子女儿都是富甲天下的人，但是也不能否认有外面的人，不能说所有事情都是内部原因。我们在电视上天天看到利比亚的打仗就是北约的飞机先爆炸，没有抵抗反对派才进去，这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是假如沙特阿拉伯发生同样的事情，北约国家会拿同样手段去对付吗？外面的因素还是有的，国际因素是非常复杂多变的，因此我觉得人类的进步不是那么简单看一个事情表面就可以的。刚刚白岩松说的话我非常赞成，人类的进步其实往往是不同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公开或者不公开对话之后取得的大家都不满意但是都可以接受的结果，这样才能向前。假如有一方不满意采取极端手段的话，那么大家都会至少退出几步。最后一点，拿阿拉伯来说，它起头了，怎么结束，到底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夏还是变成阿拉伯之冬？我们不知道，我希望阿拉伯人民找到他们的智慧，一方面驱逐原来的独裁者或者家天下的人，一方面找出合乎他们本身社会文化传统的轨道的道路继续进行。也就是说每个社会有它的基因，不能否认，也有它的免疫力，我希望在中国社会里面能够渐渐建立起足够的免疫力和警惕性，让极端的力量不要发生，而让进步的、健康的、正面的、向前走的力量慢慢发挥出来。

提问：我想问一下贺卫方老师，您刚才说您是教法律的，您说的是美国的法律制度，我曾经听人说过，这个人就是马云，他说美国的法律制度建立在宗教性的契约精神的基础上，有了宗教文化那种契约精神，才有美国人法律制度，那种契约的感觉。但是您说中国人学美国的法律制度或者说这种普世价值的话，您觉得它的障碍会不会特别大？或者说中国是不是先进行底层的一种宗教的，一种类似于向神看齐的基础来建立我们的法学制度呢？

贺卫方：巨大的问题。不是特别的准确，当然你可以看到整个西方的宪政发展过程中，宗教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那套非常复杂的神学体系，它也超越于我们人的精神世界之外的东西。包括它对于原罪的界定，包括上个阶层的人人平等，包括罗马教庭发展的法律体系，它本身的存在带来世俗权利的制约。你说的神圣的契约精神，的确可以算是西方宪政包括美国宪政得以发展的根源性的因素所在。但是不应该仅仅看到精神层面的东西，也应该看到社会组织结构的差异，多元化社会产生以后，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之间利益博弈过程，产生某种对规则迫切的需要。近代以来的市场化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对教育规则安全的需要和对于政府权力的某种警惕。所有这些情形都触动人们之间良好的宪政体系，如果按照美国一位宪法学家的观点，你这个观点他是不赞成的，他甚至觉得就是那帮商人们、大资本家博弈出来的结果。但是利益方面应该考虑到，而不应该仅仅只看到精神层面的。

提问：各位老师好，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打开，我们要考虑到打开的后果以及我们国家面对打开以后采取的措施。打开的结果，除了我们正常的沟通交流更加便利以外，打开还会引出一种恐慌。刚才贺老师说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欧洲国家曾经说共产主义的幽灵漂浮在上空，会不会现在我们国家除了当局者还有民众也会带来恐慌，因此不断带来的维稳经费，我们社会学老师告诉我们说去年达到5000亿人民币，全民实现医保每人每年交300多块钱，也就是说全国13亿人只需要4000亿元就可以，维稳经费超出了给全民实现医保的费用。我们应该怎样面对这种开放中的恐慌？这样的维稳真的是必要吗？花这么多经费进行的维稳真的有效果吗？

熊培云：为什么有这个结果是可以说的，维稳经费特别高，医保不全面或者没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政府在运作方式上或者做事方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只允许政府监督人民，不许人民监督政府。维稳就是花在政府监督人民上面的。

贺卫方：我补充一句。有时候人们之所以发生骚乱，之所以需要那么多维稳力量，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非常公正的让老百姓得以信服的可以让真相大白于天下，比如贵州那个女孩如何投河自杀，为什么最后老百姓愤怒到把公安局大楼烧了。我们如果有及时的公众的平台，大家以信服的方式，如果我们的庭审直播，能把一些焦点的问题直播出来，把所有的真相告诉大家，其实这个社会没有多少事情让大家必须上街，必须把楼烧了。包括动车组事件，我们呼吁一种公正的、更加透明的平台，包括温家宝总理也做过这样的呼吁，但是现在有没有公开听证会？西方国家做这样调查的时候一定有公开听证会，让我们能够看到原因到底是什么，而不是人为的暗箱操作，最后老百姓不服气。

资中筠：关于维稳问题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每一个社会都有不平则鸣的一面，没有一个社会真的是和谐的。这个和谐只是一个理想、希望。如果作为口号的话，应该要求不是和谐社会，而是公平正义的社会。因为每个团体都有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平则鸣。现在我们维稳的概念非常错误，造成恶性循环。维稳的手段本身或者不择手段的维稳就是造成不稳的根源，你有不稳了，你去维稳，一维更不稳，又造出很多不平来。比如上访，这跟我们的政绩观有关系，我们的政绩观出了问题，对于官员的奖惩，什么叫做政绩没搞清楚。比如有那么多上访的人来，我们的政绩观是什么？你这个地方的政府上访的人越多，你这个人政绩就越差，也不去问他为什么上访，这些问题根源解决了没有，而只是说不要有那么多人来上访，结果采取的办法只有拼命把他们抓回来，雇好多人用暴力把他们抓回来，结果又造成更多的人有怨气，不稳。还造成腐败，他们要贿赂信访办的人，去减少登记上访人数，以便造成他的政绩的假象。所以政绩观本身这个奖惩制度是错的。温总理接见过上访的人，也只是象征意义，应该承认上访的人是有他的合理诉求的，既然他能够接见上访人，为什么人大代表不能接见上访人？每当两会要开的时候，先把上访的人都赶走，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悖论。我认为应该给人大代表留出一两天时间专门接见号称他所代表的（因为他不是真的代表），他为什么不能拿一天出来接见那个省的上访的人，而是相反的把他们都赶走？这个赶走的结果是造成更大的不稳。所以维稳的手段非常有问题的，维稳手段之所以有问题跟我们的政绩观有问题，就是在考察每一个官员的时候，一个是GDP，考察GDP造成拆迁，不许人上访其结果是进一步抓上访的人，这是很大的根源。至于说哪个国家都有一批这样的人，就看怎么解决的问题。

熊培云：我补充一下，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数据，中国的军费好象还不如维稳费。军费是以国外军事力量为假想敌，维稳军费在中国变成民众被假想敌，从政绩观来说的确是非常糟糕的，而且维稳费用这么高，有些人讲中国是不是会发生内战。我们的记者不去阿富汗，不去伊拉克，是因为我们在中国报道就可以了。有各方面的原因。

葛兆光：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总在想我们做历史研究的时候，老想着地下埋了很久很久的古尸，一旦它开始接触到空气，确实会出现很大的问题，这个时候考古的人为了保护这个东西，要有很多方法来保护。同样中国打开以后，也许那个黑屋子住久人，接触到很多外来的东西以后，这个屋子有新鲜的空气出来，这个时候不是需要把门再关上，再放到黑洞洞的古坟里面去，而是说给一个宽松的、透明的舆论环境，这样你就不至于为一些事情觉得大惊小怪、大惊失色，这个时候需要花钱去维稳。第二，你要给人安全和信服的制度保证，这个时候你就不会用外在的压力去压住情绪的波动。第三，使你的国家变得更好，使你的生活变得更好，我们保护古尸和保护被关押很久的病人一样，我有一个亲身的经历，我1998年在日本教书的时候，日本发生过一件事情，有一个女孩子被关在黑屋子里十年，她被解救出来以后，不能赶快给她吃药，而是一边吃药一边让自己的身体变得健康。

梁文道：为什么我们的维稳经费那么大？会不会有一帮左派的人的概念拿来做解释，左派以前批评美国，美国这个国家有一个危险，会被军火工业综合体绑架，比如国防的政策、外交政策可能会受制于某些军火行业。其实不止是军火商，像美国海外基地的建设、那些承包商、军用品的供需，比如军人的粮食，我见过美军的粮食，一包三餐40多块美金一份，这些都是有利可图的身份。光是为了这些有利可图的生意，会不会导致美国需要不停的找战争的对象或者维持某种高度武装的紧张感？我发现中国好象也开始被一种维稳工业综合体绑架，它是工业，其实产业化。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假设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镇，这个镇平常相安无事，我是政府书记，天下大和，顶多几个人出来投诉说家里断水断电，别无他事。结果我听说有一个维稳经费，我们这稳的很，那我拿不到经费，我怎么拿到经费，我需要有维稳经费，比如我看到有人说老停水停电，我可以把他列为维稳对象，成立一个维稳办，维稳办有人，我今年有维稳办明天不能撤了，于是我要帮助维稳办发明维稳对象，我找到之后要找到底问题在哪里，比如看看他的网络，他老上美国的网，老上BBC，虽然合法能上去，但是他老那么上，还是有一点嫌疑，这个嫌疑在哪我不敢肯定，所以我需要更多的人手追踪它，这就是所谓的维稳的产业化。我最近认识一个很大的国企老板，他说他们公司内部都成立了维稳办，我说那是什么构成？他说一把手是维稳办主任，他说没事干。我就教他说你让员工罢工，说薪水要加薪，拿一笔钱搞维稳，这笔钱到了以后私底下分。所以创收变成中国官僚很重要的事，今年有一个报道，湖南抢婴儿卖孤儿的事件，最震惊的是，我看到新世纪杂志的记者采访当地政府和计生办官员的时候，官员居然说这么一句话，没办法，我们做计生办也要创收。

提问：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打开，可是大家不觉得很好笑吗？就在刚才，门外的大门对我们这些人仅仅的封闭着，它给我们的承诺是，如果我们领到了通票就会一定让我们进来，我是从上海来的，我尊重他们，我相信他们对我的承诺，既然梁先生在开场前出去维稳，我也要向您投诉，请您承诺之前对我们的承诺。

梁文道：我刚才出去的时候，坦白讲我不知道今天进场流程怎么样，票是怎么发，我都不知道。但是我刚才出去的时候我知道的消息是要告诉外面排队的朋友，假如你们今天进不来，我刚才的承诺是，你拿今天的门票，明天、后天我们会保证先让你进来。

提问：之前主办方给我们的承诺是，我们之前已经拿到通票，刚才我问附近的管理人员，他还是没有办法给我承诺说下一场保证我能进来，他还是说我下一场如果来的早才能进来。请问发这个票的意义何在呢？

梁文道：我不太知道。

提问：您刚才代表他们出去维稳。

梁文道：我没有代表任何人，我自己去向我见到的还在排队的朋友道歉，说你们进不来我也没有办法，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如果在门外还没有办法进来，或者今天进不来的朋友，我们会给他一个票，那个票是明天跟后天都可以用的，我刚才说的就是这样。

提问：我非常同意白岩松老师说的大家妥协的概念，我们的维稳办可能未来一两年之内都不会取消，如果大家要妥协的话，可不可以在座的各位老师每人给他们未来的工作提一句建议。

白岩松：第一个我说的原话是，谈判是双方妥协的艺术，缺一个都不行。你给我变成了就是妥协，谁妥协？双方妥协艺术意味着一种分寸和底线，这是不一样的，而且是一个平等的谈判，被误读就糟糕了。第二，我相信未来所谓维稳办会慢慢减少，如果社会都达到很理性的方式，双方都理性，当然稳定就会在动态当中形成。就用我这个逻辑，双方妥协的艺术，我觉得首先需要的是从社会的管理方式，从媒体的信息披露方式，从信息公开的方式等等，都应该有巨大的进步，在民主、自由等等很多方面。就像我刚才为什么没有接维稳的这个话语，干新闻的人永远不能未经证实的数字立即做出判断。我觉得需要人大代表、我们的政府通过全面数据确定维稳经费到底是什么。其实比它数字高的是公款吃喝，但是你已经不在意了。所以大比例是社会管理，也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建立我们内心的理性。中国人习惯于抱怨别人，很少反省自己，社会的进步绝不是我们抱怨别人进步了便可以实现的，更何况你也是别人当中的一个。我经常会去想我呢，我们的理想如何建立呢？比如在互联网上我们都是民主的捍卫者，生活中却是暴君，这可以吗？所以怎样通过社会的进步达成让大比例的社会管理创新、决策者、政策法律等等都能够按我们期待的去进步，我们也推动它，另一方面留点小小的空间反省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也进步，形成特别好的理性，比如你捍卫常识、你建立理性，你能够寻找欣慰就OK了。

提问：我从新疆来，我是新疆伊犁人。我现在在东部上学，大家看我长的像汉族人，但我身上有一半的少数民族血统，我比较符合今天这个主题“打开”。我的爷爷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他是回族人，我的父亲也是，我的奶奶、我的母亲都是汉族人，我现在的户籍上也写的汉族人，我就是一个打开的典型。我的问题是，我刚才看到场上各位老师对当今负面形象做出批评的时候，在场的各位疯狂的鼓掌起哄，不知道各位老师对这点如何看？第二，在网络上有些人批评一些左派文革余孽，而批评他们的人也是文革余孽，文革是我们民族的创伤，各位老师对文革余孽怎么看？我的看法是这两帮人都是文革余孽。教科书告诉我说文革是由领导人错误发动而引起的，我的想法是，不仅仅是领导人绑架民众，民间也绑架了领导人。

张信刚：我平常对这方面很少说话，也知道不多。但是我今天来到这里，第一次参加理想国文化沙龙，我的总感受是相当受鼓舞的。这么多人在一个空气并不十分流通的很封闭的空间，能够理性的探讨问题，唯一让我觉得不是特别理性或者沉着的就是一些过分的掌声和欢呼声，但是我相信在台上没有一个人是为了寻求这个掌声或者欢呼声而来的，我们是真的为了建造一个更比较美好，我的理解是更理想的未来以及未来社会。今天有这么多人在假日的时候能够来，我觉得我的参与是非常值得的。新疆来的这位年轻同学，你所说的问题是比较复杂也很难在短期内一句话就说清的，但是你之所以提出来，这本身是非常理性的行为，值得我的赞许。

葛兆光：我之所以来参加理想国的活动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现在总是想一个词，叫做理想已经遍体鳞伤。所以用理想国这个词，我非常的感动。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是学历史的，公众的舆论，尤其是士大夫知识分子的舆论，对于这个社会会有很大的促进，曾经有一个回忆录叫《这个世界会好》，我看了这个书，这个很悲观的话语反而让我有希望，这个世界会不会好？这个世界要好，可能我们目前只能靠微弱的公众舆论去推动，我并不指望某些领导人脑袋一拍就把这个世界变掉了。所以我们决不是因为这些掌声，说实在话我们平常也没有那么多掌声，我是在学校教书的。讲到文革的问题，你说的很对，我们不能把文革看成是上层的文革跟下层的文革，上层人是坏的、是错误的引导文革，而下层的人好象是出于纯洁的革命理想去参与文革，我们大家都应该对文革这件事情承担责任，我是经过文革这个时间段的，我知道所有的人其实都在虚幻的理念的控制下去参与了一场浩劫式的运动。

贺卫方：我只是说判断某些论坛，有一个最简单的检测标准，文革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理性，刘少奇到底是不是叛徒，我们需要有一个合理的考察历史，把证据拿出来，但是当时完全没有。非理性表现出特别狂热的歌颂，每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结束的时候都是国际歌，每天早上唱着《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毛泽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我们完全是分裂的状态，没有所谓的论证，把证据摆出来，被打成反革命、被枪毙的人都是该犯一向思想反动，多次诋毁伟大领袖的言论。好多人都是这么被杀的，所以文革是完全没有理性可言的一场。你现在看哪个论坛可以更多的讲道理，或者哪些人可以更多的讲道理，我自己感觉到他们不会写出来好好讲道理，比如我的同事孔庆东教授，现在每次提到我就说那个汉奸法学家，我说你得讲道理，你没有道理可言。

熊培云：我是带着一颗自由交流的心来的，我站在这台上看着下面在座的坐在光明处，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自由交流的状态。说到文革，刚才贺老师说的那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我、贺老师还有文道兄我们都已经被绞死了。“余孽”这个词我认为太重，但这种气息有，这种情况下用他的态度来对他我们就失败了，或者我们做错了，我们要做的只是自由的交流，并不是说一定要战胜谁、打败谁，或者说我们心态本身不和他比坏，他用一种很恶劣的态度对我，但我们不愿意用恶劣的态度来对他，只有大家都慢慢的理性去辩论、去平等交流、去带动更多的人，我们的确可以慢慢告别那个时代。中山大学的老师说过一句话，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各自告别文革的时间，我想这个时代慢慢告别文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慢慢来改变它。

资中筠：刚才说什么时候告别文革，我觉得我这个年龄的人也曾经有过非常迷信，当然因为处境不一样，不可能处于去打人，不被打就不错了。但是从我自己的思想来讲，我告别文革是在很晚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我原来尝试的感觉跟最高级别不一样，那错一定在我，那个时候全民都有这种思想。所以造神运动，如果没有人膜拜的话，这个神造不起来。所以我觉得启蒙是非常重要的。从文革到现在，相当多的人自己启蒙，或者被启蒙，或者互相启蒙，今天再造一个神出来，能够膜拜的人很少，但是也不排除还是会有人，这个可能性也存在。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我们今天在讨论的也是平民心讨论，大家心平气和，并没有百分之百谁是对的，百分之百谁是错的。而且错的本身不是说事实认定错了，就先扣一个帽子。比如说汉奸，中国人最容易给人口的帽子就是汉奸，我最尊敬的一位学者茅于轼先生，他被扣过无数个汉奸的帽子，还有有人说他写了一篇文章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替他起草的。不管文革也好，或者文革之前也好，只要扣一个政治帽子，你就打入了十八层地狱，你不可以再用理性来辩。刚才有人问为什么我们在这讨论，我也非常赞同，千万不要用“革命”这一词，我们不是要革命，这个革命是没有用的，在人们思想没有启蒙之前，你做什么都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所需要的，我把它叫涟漪效应，一个石头扔下去，慢慢这个效应就会出来，这个理性之光会传播开来，慢慢就会有人来思考。康德说过启蒙就是人们用自己的理性来考虑问题，独立的思考。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不管是互相交流也好，打开也好，都是一种启蒙的作用。

白岩松：其实在回答这位新疆伊犁的年轻朋友的问题过程当中，最后变成每人说一番话，我回答问题时候要坦白，在座所有文革余孽可能就是我，因为我1968年出生，文革是66年开始发动的，我孕育于文革期间，并且诞生在文革期间，而且刚刚生下不久跟我妈一起被关进我牛棚，一关将近半年，所以我是文革余孽。可是另一方面来说，我们每个人谁不是呢？在你血液当中你可以是90后，但是或多或少都有哪些影子，历史总是以各种各样方式卷土重来，但是你总要去制止一下。我们现在的确面临一个问题，我们都是原告，仔细一想，我们这个时代是不是又在重复文革的某些东西？有没有可能？有。我们现在都是原告，这个错了、那个错了等等，别忘了我们也都是被告，放了染色剂馒头的人兴高采烈的出门，用卖馒头挣的钱买猪肉回家，哪想到让人放瘦肉精。卖含瘦肉精猪肉的钱拿钱买几袋奶粉，已经被让放了三聚氰氨，我们是原告，但同时我们也是被告。如果能更多的考虑这一点的话，可能进步会更多。从我的角度来说，我特别想交流或者一直在说的事情就是，民主谁都喜欢，但是你要把你自己当成未来民主实施当中的一份子。比如你不同意别人说话的内容，但是你要坚决维护他说话的权利，哪怕是错的，哪怕是可笑的，他也有这个权利。像贺老师好，可能就好在这一点，他不会掐住孔老师的脖子。有时候可笑和荒谬也在印证着某种正直和尊严，所以他的存在也是有价值的。我希望将来的社会有正确的声音，有理性的声音，但是也包容那些不正确、不理性的声音，因为那就是一个民主社会该有的样子。

梁文道：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你如果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所谓的左派内部是由许许多多不同的差异跟分歧，而那些差异跟分歧并不是不重要。我们十多年前发明出来的左派自由派和新左派自由派这样简单的二元对立早已经不能充分的描述今天思想学术跟文化界的光，有时候应该把这些东西先拿掉，再慢慢去想里面的问题。说到掌声的问题，如果有人说什么话，大家反映很强烈，多半是因为跟大家有共鸣。这个共鸣有时候想起来很悲哀，比如最近中国出版了一套书，我预计它将会成为畅销书，就是朱镕基的那本书。我那天在香港看到有一个发布会，朱镕基先生拿起他的著作，他强调说我这套书没别的，他意思是说只有三个字，就是“说真话”，然后大家鼓掌，有共鸣。但是你想想看这是多么悲哀的场面，一个前国家领导人出书告诉大家说，我没说别的，我只是说真话，大家都很高兴。越想越荒谬，随便哪个地方的领导人，日本的、韩国的，说我没别的，就是跟大家说真话，我想大家会吓的跟傻子似的。就好象你回去跟你老婆，跟你老公说，我以后跟你说真话，他也不可能马上鼓掌。我最近收到《南方都市报》的评论集，那个书名叫做《说真话》，他们也是讲一大堆标榜要说真话。这个国家一天到晚在讲说真话，隔远一点看，在另外一个国家或者在外星看，地球上有这么一个国家一天到晚要说真话，然后他们还鼓掌。

我们今天非常感激大家来参与活动，也非常感谢台上六位非常重要的嘉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