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鄧小平史詩》感受

李潔非

    首先，真誠地祝賀《鄧小平史詩》的出版和今天座談會的舉行。

    ［《作家報》王正鵬主編專稿］

    我想，這部作品在政治上重要的、突出的、顯而易見的意義，是人所共知的，也得到了大家的深刻認識。作為一個文學研究者，我想著重從文學的角度，來談一些粗淺的理解。

    我們知道，這是一部詩體作品。很不湊巧也很慚愧，我對詩歌素無研究，多年來，我所從事的工作，是小說批評、文藝的觀念與思潮研究，以及文學史研究。因此，我知道自己很難談出特別在行的見解，也缺乏從文體角度和文本層面對它進行細緻解讀的能力。

    但好在我還有一個可以切入的角度，這就是史詩。
    史詩不單單是一個藝術門類，比這一點更重要的是，它還是一個藝術的美學的範疇。二十多年前，當我的興趣集中在戲劇上時—我們知道：西方文學的起源和第一座高峰是古希臘悲劇，而古希臘悲劇來自於荷馬史詩—不可避免地花費了時間，去搞清楚史詩是一個怎樣的概念，以及它的本質精神。

    與此同時，眾所周知的一個現象是，中國文學的傳統中，沒有史詩。所謂“沒有”，不單指史詩體裁、史詩形式的創作，尤其指史詩的精神 — 這是我想著重強調的東西，在中國，首先是沒有史詩的精 神意識，其次、然後才是沒有史詩的創作。換句話說，我們需要把史詩首先看成一種精神形態，次而才把它看作一種文學的體裁。

    為什麼中國古代沒有史詩？我們只須透視一個史詩的精神特質，便一目了然。史詩有三大精神特性。第一，是英雄性；第二，是浪漫性；第三，是主體性或曰自主的生命意識與生命熱情。這三個特性其實是渾然一體的，彼此具有內在一致性，把它們分開來說，是出於凸顯其不同側面的需要，嚴格地說，是不應該也不能分開的。實際上它們來自於並且共同表達著這樣一種人格：勇敢地、自覺地挑戰命運和自我，不懼險阻為崇高理想獻身、並且把這種獻身過程體驗為美，在不屈的奮鬥中釋放自我意識、獲得自我解放，同時以個體生命的莊嚴和高貴的存在，去揭示歷史的必然性。

    中國文學是不是從來沒有史詩因素？不是的。周代是一個分水嶺。周以前，肯定是有的，大家讀一讀《尚書》裏的《盤庚》， 或《詩經》大雅裏的《公劉》， 可以找到跟荷馬史詩、《舊約》很相像的精神氣質。但周以後漸形消失了。為什麼？主要是以土地為本位的農業文明太發達的緣故。對土地的依賴和農業生產方式的特性，引起了一系列的變化，社會的、倫理的、精神氣質的，等等。總的來說，周以後中國人文精神，脫離了英雄性，也脫離了浪漫性和主體性，制度對個體的淹沒、規約對自由意識的約束，愈益嚴重，其合理的結果則是儒家禮教秩序實現了長達幾千多年的精神統治。整個有史的中國古典文學，有英雄沒有英英性、有傳奇沒有浪漫性、有個體現實沒有主體性。本真的、覺悟的、袒露的生命意識被群體化的道德倫理意識厚厚的包裹了起來，從而失去了叩擊歷史、自然和命運的能量。這是史詩精神消失的根本原因。許多歷史人物，玄奘、嶽飛等等，都是英雄人物，但我們很難從他們身上感受到史詩精神的衝擊。

    這種情形，一直到宗法社會、宗法制度崩解，才發生改變。19世紀末20世紀初，突然間中國重新變成一個活潑的空間，解放的力量源源不斷地釋放出米，衝擊著一切。也正由此時起，出現了一批又一批確確實實具有英雄性的英雄人物。他們身上，不僅僅有超眾拔俗、令人景仰的壯舉，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有一種革命性，有一種自覺求真理求解放的浪漫性。這是古代英雄豪傑無法同日而語的。在這些人物中間，鄧小平無疑是個中翹楚。我們閱讀臧修臣同志的這部作品，從小平同志光輝燦爛、不尋常的一生，處處可以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史詩力量，這種力量既屬於時代，屬於黨的歷史，同樣，它屬於小平同志個人，直接來自于他的非凡品格和個性，來自他偉大、迭宕起伏、極具傳奇色彩和戲劇性的經歷。

因此，我突然意識到，這的確是一個偉人的史詩時代，是產生史詩、創造史詩並天然地適合以史詩來表現的時代。我認為臧修臣同志能夠寫出《鄧小平史詩》這樣的作品，絕非偶然，既是詩人自己才華所鑄成，更是時代的饋贈。這樣的生活，這樣的現實，這樣勇於創造、直面挑戰、開天闢地的個性，是他史詩創作的堅實基礎。總上，這一百年來，中國歷史表現出了強烈的史詩性，中國的文學也處在難得的適合產生史詩作品的條件中，臧修臣同志大力致力於史詩的創作，準確捕捉了時代的精神特質，也把握住了文學的一個重要和正確的方向。祝詩人的史詩創作結出更多更豐碩的成果。

［注］李潔非：筆名若水。文學批評、文學理論，歷任新華社《瞭望》雜誌社編輯，中國藝術研究院《文藝研究》編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學博士研究生導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