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了个“希特勒”

　　　   ――感悟艺术和谐美

　　  　         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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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弱智＋扭曲＋病态＋反道德＋反人类＋丧心病狂……”

　――一个活脱脱的“希特勒”！却是某人对当前创票房价最高纪录的一部国产影片的评论，刊登在某报上。

当代文学界自是不甘寂寞，“垃圾”、“不懂外语”、“最浅薄”诸说也新鲜出炉。更有甚者，“横眉冷对千夫指”，把投枪和匕首从北山头掷向南山头，从南山头掷向北山头，呼呼作响，电光石火，其中还夹杂着“国骂”，好生热闹；虽未成大势，却也能嗅出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气味。

冷不丁，后屁股?进个利器，心里哪能受用，自然要绝地反击。于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莫衷一是。而孰是孰非，评判起来确实有些拉杂。愚见，不妨暂时抛开具体事例，笼统探讨探讨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美学标准，或许能和和稀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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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表明，万事万物由矛盾构成，而矛盾无论怎样激荡，怎样冲撞，都为了和、归结为和――和谐；和谐贯穿于万事万物发展的全过程。孔子也说，表露喜怒哀乐要有节度，别过了也别不及了，这就是和，天下最可通达的道路。先哲以自己的世界观阐明对人、自然、社会及其相互间和谐的美好的向往，恰恰道出了作为人类意识形态的美，美的最高形式――艺术美的本质特征。中华民族的祖先从未放弃创造美，提炼美，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遗产，开启了进入美学理论宝库的大门。

艺术包括许多门类，如音乐、绘画、雕塑、诗歌、小说、戏剧、影视等，好的艺术通常有以下三个要素：一，与客观规律契合的真理性和主观情感的真挚性；二，仁爱和善良及其派生的情操；三，恰当独特的表现形式和风格。简言之，真、善、形及其相互间的和谐统一就是艺术美。习惯的“美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的表述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对的；但考虑真、善也是美，美的内容，这种表述就难以避开把美仅仅定位在形式和风格，从而造成逻辑混乱之嫌了。在艺术创作中，如果真、善、形都能平等参与，找到恰当位置；积极参与，展示各自优势；相互包容，不取排斥对抗手段；融合成一个和谐整体，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发生，才是艺术美的通途，才是艺术美自身；作用于人的感官才能愉悦，从中受到启迪，提升精神境界和认知能力。达・芬奇热爱和平与正义，饱蘸真挚情感的画笔历经数年画出了《蒙娜丽莎・佐贡多夫人像》（油画），人物典雅、恬静、深邃、爱意融融，画面柔美恬淡，自然天成，运用了三角形构图法，透视法，晕染法，解剖学以及调动人物情绪等技巧，为后世树立了和谐美的丰碑。欣赏罗中立的《父亲》（油画）仿佛看到了历尽苦难苍桑的近现代中国，勤劳、压抑、坚韧、饥渴然而向往美好生活的人民，使人联想起中国复兴事业的历史必然。《父亲》形式之于内容做到了和谐统一，虽然出于年轻人之手，但起点高，人们好像触摸到了一颗怦怦跃动的心。

真理是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能否把握这个规律由人对客观事物总的看法即世界观决定。我们要求的世界观是科学的，不能与客观事物相背离。艺术品表现真理性不同于理论著作，而是艺术形象与真理的契合――这种意义的真理性。

儒家典藉《中庸》写道：“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对世界观的道作了细分，至今仍焕发出理论的光辉，对理解、规范艺术美的真理性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博，博大，真理的普遍性，涵盖事物共同特征，“万物覆焉”。厚，厚重，真理有分量，绝非无足轻重，“万物载焉”。高，高大，真理如日月星辰，须仰视，敬畏，要积极向上，不可颓废。明，明晰，揭开真理朦胧的面纱。悠，悠长，真理有维度，在空间上可以扩展。久，久远，真理在过去、现在、将来形成一个链条，在时间上可以延伸。

艺术美的真除了要有与客观规律相契合的真理性，还包括艺术家主观情感的真挚性。这种情感：一，亲身体验过的；二，创作中迸发的情感串；三，独特，极具个性；四，充沛，非轻描淡写；五，高尚，站在时代高峰并可以与人沟通。六，核心是爱，博大而深沉的爱。好的艺术品无不是艺术家真挚情感炽烈燃烧冶炼出来的，这样的艺术品才有感染力，才能引发共鸣，才是人们乐于接受的精神产品。

电影《秋菊打官司》的主创张艺谋在电影拍摄中真地“艺谋”了，靠近艺术美的真理性了。该片表现出的人对自由的追求，对仁爱和善良的追求，对法律权威的追求都是真理性的追求，而且这个真理性在秋菊的“肚子”里孕育，很有寓意。它反映了中国老百姓的普遍愿望，如此地明晰，高大，厚重，悠长而久远。在《秋菊打官司》中浓墨重彩勾勒出了秋菊的仁爱和善良，勇敢和坚韧。这是对人的美好情操的讴歌，感动了作者，也感动了观众。电影取写实手法，黄土高原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大碗面让人流哈剌子，乐曲是那么高亢深情，色彩是那么协调明亮……表现手法独具匠心，个性突出，无斧凿痕迹，仿佛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这部电影为中国和世界电影的巅峰之作，不仅在电影史上而且在艺术史上必将享有崇高的地位。

真理性并非政治性。有的政治具有真理性，有的政治不具真理性、恰在否定之列。真理性不意味回到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岐路，服务对象不分民族、等级，而是人，泛指的人。

真理性并非越大越好。事物有大有小，大有大的真理，小有小的真理，本质上看是否符合事物发展规律。《老人与海》表现的事情不大，只局限在劳动者的坚韧和希望上，却具有真理性。梵高创作油画《向日葵》，舍弃细节，色块凸显，渲染热烈。它告诉我们，一簇花的美丽在于色彩的适度强调和烘托，摆布的错落有致；这是大自然的浓缩，燃烧的生命。两个层次的真理。小的和大的。

仁爱和善良是美好道德情操的母体，其它如诚信，勇敢，坚韧，正直，节俭，清廉，敬业，孝，悌，忠等都是派生的。孔子的“仁”和亚里士多德的“善”为同等意义的概念，总结人类与恨与不善斗争经验、提出也已两千五百多年，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人类关系通向和谐彼岸的灯塔。仁爱和善良不仅是道德的核心，也是法律的基石。“善”在好的艺术品中是最不可或缺的内容；艺术品表现恨，不善，丑，恶，人格的扭曲，其实正是为了宏扬“善”――艺术之高尚道德情操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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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处在伟大民族复兴初期，文艺复兴任重道远。所谓文艺复兴，其实质首先是针对人的本性的，以人为本的；要仁爱，要善良，要自由，要民主，激发无穷的创造精神；继承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发扬光大，拥抱未来。“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经过半个多世纪极其痛苦的磨难，如今终于逐步具备了文艺复兴的条件并逐步实行。非专业者与专业者组成了蔚为壮观的艺术军团，推出了浩如烟海的作品；纪实性文学因为现实传奇故事感人至深、层出不穷而独领风骚，以至有人感叹：当前的艺术低于生活！

可是，在这个艺术园地里不难发现，真花、假花相杂，中国和世界的各种思潮、流派都在寻找和争夺生存空间。由于世界观、美的追求、道德理想、个人情感的差异，对继承文化成果的不同认知，社会价值取向的悬殊，所以对艺术美标准的理解也就千差万别，出现有失偏颇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

崇尚皇权。从故纸堆里省时省力挖掘、斧凿、编造帝王“丰功伟业”，闲情逸事，一时间充斥影视屏幕，对帝王权势的至高无尚、好大喜功、奢靡腐败以及在历史上的作用极尽美化、夸张、渲染之能事。不明了帝王有时与人民利益一致，从根本上是对立的；帝王有时可以推动历史进步，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帝王有时可以提倡廉政，却是贪得无厌，无可救药的；帝王存在于历史瞬间，人民是万岁万万岁的。崇尚皇权违背了历史真实，也就违背了艺术真实。抽掉优秀文化内涵、以人为本的思想，在追求视觉冲击的背后塞进伪历史，人性丑的货色，并不能构建民族文化大厦。崇尚皇权就意味着藐视民权，人民的民主权力，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杂音。

崇尚暴力。在许多“艺术品”里经常可以看到刀光剑影、枪林弹雨、你死我活的厮杀场面，人头落地，利剑穿胸，血水迸溅，群死群亡，从陆地杀到水里杀到天上，无异于动物最残忍最血腥的生存竞争。人世间确有暴力，揭露这种暴力是艺术无可厚非的责任，问题在于尺度和出发点，而炫耀暴力、为暴力张目并以此为美，也是一种暴力――文化暴力。文化暴力、暴力文化的“自由乐园”正在吞食暴力的苦果。面对汹涌浊流的侵袭，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预判。须知，儿童从懂事时就开始接受文化暴力的潜移默化的熏陶，邪恶加冷血，后果该多么严重！暴力之于黄赌毒更可怕。

崇尚情欲粗野。情欲是人的重要情感和需求，艺术表现情欲毋庸置疑。但是，美好的情欲缓解与丑陋的情欲粗野不可同日而语。挖空心思描写性体验，仿佛创作者就是一条淫棍，语不惊人死不休，对人的本性作扭曲引导，只能为人所不齿。

崇尚“小我”。表现个体身历的和熟悉的表象，抒发和寄托真实情感经常为创作者首选。可是，并不等于放弃个体情感对外界的关注。这种关注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间接的，隐蔽的，含蓄的。无论怎样都要想到自己与人群、社会、自然息息相关，从中得到的恩惠，要怀有感恩之情，关注其前途和命运。这大约就是“大我”。大我的普遍性寓于小我的特殊性中。诚然，表现大题材并非人人都能做到，更不应有此苛求。但是，如果囿于自我狭小情感圈子，小家碧玉似地咿咿呀呀自我陶醉，时而哭天抹泪，时而破涕为笑；小农似地弯腰曲背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打转，不看天空，不看山外世界，使小我与大我形成巨大反差，恐怕就要失去应有的美学价值。必须指出，仅为利益集团服务也要列入小我的范畴，因为这是放大了的小我。

众所周知，艺术产生于劳动，自从有了作为产品交换手段的金钱，就与金钱发生了若即若离的关系：艺术需要金钱支持，金钱难以驾驭艺术。虽然现代社会两者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但严肃的艺术与金钱始终保持着距离。人类的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有相同点，又有本质区别，而艺术与教育等公共事业却很类似。金钱一旦驾驭艺术，使艺术家如商人那样追逐利润最大化，从而放弃对艺术美的追求，将把艺术带入岐途。况且，商人同样讲产品质量，讲诚信；艺术家不应漠视艺术的特殊性。凡塑造人的灵魂，推动人类自身成长的领域，首先崇拜的是人，而不是金钱。艺术家的功利观是建立在追求艺术美最大化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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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老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如今大众传媒日益发达，社会生活随之发生翻天复地变化，无论坏事好事都能迅速传到千里万里，使人们作出了生活丰富多彩、目不暇接的评判。比如，一对穷困的老年夫妇为给一个面部严重缺损的女儿治病“剜心割肉”，原来这个女儿是拾荒捡回的。比如，一位中年妇人决意归还丈夫去世留下的三百万元向民工的欠款，还要抚养幼子，孝敬公婆。比如，企业家的父亲向当税务官员的儿子发放“廉政工资”，儿子在十年间偷偷资助十几个贫困学生，家庭矛盾交织。这样的事例俯拾皆是。可以这样说，当今正处在仁爱和善良最光辉灿烂的时期，先哲思想播下新种子并将收获最丰的时期。而我们的艺术是那么渺小，苍白；虽然艺术不都是快餐，好的不朽的艺术是需要沉淀，站远了看，时间磨砺的。一百多年来中国发生了那么多大事件――生活丰富得流油，生活以其巨大的生命力奔腾咆哮――可惜并没有引起艺术家足够关注。有个奇怪现象，似乎不跟着西方某种趋向跑就不可能踏上好莱坞星光大道，诺贝尔文学领奖台。殊不知艺术家的道路就是“我奶奶”颠轿的，秋菊坐小拖拉机摇晃的黄土路。离开沃土滋养，高尚人格熏陶，扬短避长，舍本逐末，反映了艺术家的迷惘。民族文化浸透了艺术家的肺脾，已经形成定式，特长，若轻易改变哪怕尝试也难有成功范例。没了根就丢了自我。其实，艺术高于生活是有条件的，生活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富矿。即使曹雪芹和托尔斯泰所处年代的社会生活也同样丰富多彩，只是人们对那时的生活知知甚少，生活带有不同特点罢了；只是作家撷取一两朵小花加以修剪，聚合，提炼，栽培罢了。假如曹雪芹和托尔斯泰妄自菲薄，从自己的沃土挪开，互换角色，也会毫无作为。

为了对生活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有个整体的准确的把握，扭转对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的“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一命题产生误解从而漠视生活的倾向，不妨提出这样的命题：生活决定艺术，艺术高于生活。“生活决定艺术”较之“艺术高于生活”的提法，没有了“高于”相比较，使艺术与生活的概念相互到位，得到了平衡，不再倚高倚低。艺术高于生活具有相对真理性，生活决定艺术也具有相对真理性，如果非要说孰高孰低，同样可以说“生活高于艺术”；艺术所反映的生活永远没有生活本身那么丰富，深刻，富于创造精神。诚然，艺术的源泉不仅仅是社会生活，还应包括自然界；艺术的真正源泉是表象，人和人以外的世界。过去，把艺术高于生活绝对化，人为拔高，假大空，对提高艺术水准无益，这个教训切切记住。遗憾，现在改头换面，出现了另一种拔高的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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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批评无非为了繁荣艺术创作。当前善意中肯的批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批评者草草浏览一下他人作品，丢几个眉眼，并不能提高作品品质。艺术市场运作的“托儿”混淆视听，尤为恶劣。艺术批评可以很温和，也可以很尖锐，“无情”，但用投枪和匕首专意伤害他人，或者听到批评就暴跳如雷、非大战几百回合杀他个片甲不留方解心头之恨，都是有害的。

艺术批评家和艺术创作家是艺术这只大鸟翱翔的两个翅膀。艺术批评的目的在于研究艺术规律，提高艺术理论水平；客观公正科学地评价艺术作品，提高创作质量；引导欣赏者提高欣赏力，得到艺术品传达的艺术美，推动艺术事业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当前艺术批评未能引起重视，似乎可有可无，以至呈混乱局面。艺术批评家的专业化，扩充队伍为当务之急。艺术批评家和艺术创作家一样应有自己的组织，组织的行为准则。两者遵循的艺术标准是一致的，这个标准就是艺术和谐美。

几千年来，中国的小生产如同汪洋大海，里边布满了数不清的岛礁，岛礁相对孤立，从而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产生了政治上、军事上、思想上的或者相互渗透的山头主义及其扩大。山头主义具有相应的积极意义，但在总体上必然成为制约社会进步的消极力量。山头主义在文化上不分学派，突出表现是“老子天下第一”的文人相轻。文人相轻很普遍，一般隐藏在内心，而其极端表现就是向朋友投掷投枪和匕首；仅仅发泄私愤还算罢了，如果同某种政治挂钩，攻讦朋友，“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就要不得了。

艺术家是艺术和谐美、艺术家群体和谐美的实行者和倡导者。

和谐是出发点，归宿，也是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