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超禁忌文学(随笔)
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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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对诺贝尔文学评奖委员会2012年颁奖词的粗略看法,主要意思——赞赏实为贬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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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十几年光景,汉语作家竟有两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第一位高行健,在其生长的本土就像根本没那么一回事,是好是歹无从评判。第二位莫言,颁奖领奖着实热闹一番,这显示,体制内的中国作家登上了世界文学的“最高殿堂”。一九四二年以来,中国现代文学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如今,终于出了口“恶气”,似乎世界文学看到了东方的一道曙光!
遗憾,这道曙光却有些阴暗,光怪陆离。
且看诺奖颁奖词:“莫言是个诗人,他扯下程式化的宣传画,使个人从茫茫无名大众中突出出来。 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他有技巧的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
这是统率全篇的总括,毋庸置疑的“权威”:莫言文学的根本在于攻击和揭露,剑指“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并且运用了有技巧的嘲笑和讽刺的方法,从而把某种生活阴暗面当作某种政治的或民族的象征。这样,颁奖词的其它论述也就像斯堪地那维亚山格利特峰的冰水俯冲而下了。
无独有偶。中国曾经盛行政治文学,可是政治文学的理念并没有作古,在西方文学“圣殿”就能找到同僚,说话一点也不拐弯抹角。
诚然,文学离不开政治,假如一位作家漠视民族的国家的和人类的命运便失去了文学存在的意义。政治不单指“攻击”“揭露”,更要在对抗中求得和谐。但是,文学本身毕竟不是政治,文学是要按照自身的特性和规律运行的。
读东西方经典文学不难发现,文学、尤其长篇小说不是写历史和政治的,而是写人、写人性、写人性美的。例如,提到《红楼梦》眼前就会浮现贾宝玉和林黛玉,怎样追求爱情自由;提到《罪与罚》眼前就会浮现拉斯柯尼科夫,怎样在困苦中作人性挣扎。成功的长篇小说大抵以塑造典型人物确立在文学界的地位。写历史和政治是历史家和政治家的任务,史诗般的文学是文学家个人情感的表现;历史和政治是书中人物赖以存在的形象化、典型化的场景,是人物性格塑造和攀升的外在条件。所以通常说文学是人学,人性学。本来不是文学的任务硬要借题发挥以售其奸,不知道要推行何种政治理念!打个橡木盒子把文学装进去,贴上政治标签,供奉在云端,让人顶礼膜拜,是国际强权政治在文学上的变种。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个长期、复杂、艰难的过程,各民族各国家千差万别,各个文化形态的分工不同,历史家和政治家代替不了文学家,同样文学家也代替不了历史家和政治家,所以某种政治理念绝不应该越俎代庖,给文学事业的发展添乱。世界文学不应存在赏赐封建领地的帝王。世界文学理应拓展平等自由的空间,在自己的轨道上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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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由于一条错误文艺路线的长期统治积重难返,或者在路途上踟躇,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鲜花和杂草并生,东西方文化碰撞,因此创作和批评的思想还很混乱,假如诺奖再胡乱插一杠子,人们在咧嘴乐的同时就有些皱眉头了。
颁奖词对于莫言的文学强调了政治属性的一面,莫言并不太冤枉。莫言也承认,他的小说里有着“丰富的政治”。此外,莫言的小说又是写人和人性的,对于这个情况诺奖评委却轻描淡写,更没有对书中哪怕一个主要人物的性格作出剖析,从而突出人物对于小说不可或缺的意义。情同一顶帽子,该带在头上却先盖肩膀,比T型台走秀的女郎还要拙劣。
莫言通过讲故事写人和人性确很出色。诺奖评委不在乎讲不讲故事,而是关心揭露人性丑,人性丑折射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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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没让诺奖评委失望,确实着力“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且看网上文章介绍,关于《丰乳肥臀》的:
书中关于男女淫乱关系的描写,不仅触目皆是,而且到了反常的程度。其中有姑姑怂恿自己的丈夫与侄女通奸的;有侄女向姑父“借种”、向姑父说“肥水不落外人田”的;有来弟因汉奸丈夫死后为消除性饥渴而戏弄七岁弟弟金童的;有金童受不住诱惑抓住自己六姐乳房加以搓揉的;有舅舅硬要摸外甥女乳房的;有母亲为女儿偷情发出浪叫而在门外放哨、敲盆加以掩护的;有母亲为儿子拉皮条的;有沙枣花脱下衣裙赤条条仰面朝天躺在地毯上大叫表哥来试试她是不是处女的。
还有更糟污的描写:领弟被哑巴强奸后,部队要枪毙哑巴时,她竟然跑去“握住了哑巴双腿间那个造了孽的家伙,对众人哧哧地笑起来”,“厚唇上浮着贪婪的,但极其自然健康的欲望。”
解放了,大栏镇在县里指示下搞起了“寡妇改嫁运动”,把所有的寡妇集中起来,“像分配母鸡一样”把寡妇随意地配给了镇上的光棍汉。一个年轻寡妇不愿配给腿生着毒疮的瘸子,一女干部就对她说:“腿流脓怕什么?只要鸡巴不流脓就行啦!”
上官想弟(四姐)解放前自卖当了妓女,60年代把卖身一二十年得来的金银首饰全藏在琵琶里,带着回到了故乡,还没到家就被公社一干部抢去了琵琶。她大骂:“光天化日之下,动了抢了,日本鬼子也没有像你们这样!”而后又把她拉出来斗争,审问她这些金银玉器是怎样剥削来的,公社书记竟把她打成脑震荡,最后在外伤和梅毒的折磨下凄楚地死去。
诺奖评委大人,从小说标题到细节描写,过足瘾了吧?!在你们心目中这绝是不指北欧的高级灵掌类,而是中国高密东北乡农民,“给象征赋于了形象”!象征了什么?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不难想见,该多么吸引深眼窝里蓝色的眼球!
这个蓝色的眼球看到了:“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对莫言来说,这代表着消费、无节制、废物、肉体上的享受以及无法描述的欲望,只有他才能超越禁忌试图描述。”“他对于中国过去一百年的描述中,没有跳舞的独角兽和少女。但是他描述的猪圈生活让我们觉得非常熟悉。”(诺奖颁奖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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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通过手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其文艺思想熟烂于心,自然会争辩:“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么!”事实上,讲故事先讲自己,讲了自己讲爹娘,讲了爹娘讲七大姑八姨,三叔二大爷,乡里乡亲,有的连名姓都是真实的,只是讲来讲去“提高”了,即使遭到丑化者抗议也在所不惜,反正已经印书发行,名利双收了。《讲话》发明人可能操湖南腔怒骂:“我主张高大全,为工农兵服务,你怎能死眉杵眼,把痞子写得比痞子还痞子!”
莫言会说:“我是按照你老人家的文艺思想做的呀!”作家协会的某人会说:“这是对高大全的反动,继承中的创造,文学的政绩工程!”
《讲话》发明人在冥冥中转怒为喜:“倒也是,想不到我的讲话发生了这样的奇效!好好好,你的文学在世界上打了个漂亮仗!”
莫言生长在诺奖评委所认定的“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过着“猪圈生活”的时代,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打下了相应阴暗而深刻的烙印;既然信守“艺术源于生活”的理念,就不可避免一头扎进“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大肆渲染。加之民间窥丑取乐、愤世嫉俗积习的影响,莫言对阴暗一面素材的积累越发丰富,因此写起阴暗一面来得心应手。手热了,兴起了,顺风顺水,一发而不可收。这时,什么人性美,人性丑对人性美的衬托,已经统通不在话下。素材堆积没顶,阴暗无边,昏头胀脑,必然失去取舍力。如此,《丰乳肥臀》等大功告成。而且关于人类初级需求的描写正好投合媚俗的行市,何乐而不为。歪打正着,竟然得了茅奖得诺奖,万幸。
莫言坚守“艺术源于生活”的阵地,但是从不忘记“艺术高于生活”,为了高于生活充分发挥了想象力。比如妈妈在生产队吃豆子,回家吐出,养活了婆婆和孩子,这完全是想象的结果。而基调是描写阴暗,仍然离不开机械唯物主义在文学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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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揭露阴暗并非采取自然主义的态度。契诃夫的小说《变色龙》描写巡官奥楚蔑洛夫“变色”的奴才本性,抨击了沙皇专制制度。不可否认,揭丑、讽刺是文学的一个功能。对百年中国现代史诺奖评委描绘成“猪圈生活”,赋于莫言文学偏执的意义并极力放大,这样,就产生了猪圈文学,或称之为超禁忌文学。特征是:一,描写没有真理、常识和同情的世界;二,热衷人的动物本能;三,藐视人的尊严和自身价值的实现;四,道德与非道德颠倒,美与丑颠倒;五,以素材真实代替艺术真实;六,兜售私政。
当然,一本超禁忌文学作品不一定具备上述全部形态,大多属于超禁忌的倾向。作家的创作自由不能没有禁忌,大凡古今中外好的文学都是在关注人性自我完善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框架下进行的。超禁忌文学仅为“猪圈文学”的较文雅的称呼罢了。
中国农民绝非诺奖评委赞赏的莫言笔下的形象。他们是中华文明的创造者,民族的脊梁,具备仁爱、善良、和谐及其一切派生的美德,越是艰难困苦越能迸发出人性的光辉。他们也有弱点,但并非主流,需要善意批评。而打击和揭露,嘲笑和讽刺,无视事实,以偏概全,把农民形容成圈里的一窝猪……就令人发指了。再则,假如把丑陋的信号无数遍地重复和扩展,使人们误以为实质的丑陋,就由善意批评变成恶意讥讽了。相同的素材如果换一个净化了的理念去处理可能产生相反的结果,虽然丢掉一些噱头,读者将发现性格复合而攀升的人物,世界艺术人物长廊里增添了新的成员。塑造艺术人物最见工夫,热衷超禁忌文学最容易做到,假如纷纷效法,形成一股超禁忌文学潮流就会出现许多莫言,超莫言。那才是文学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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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切不可迷信“圣殿权威”。
文学交流不应放弃自主评价。
东西方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前提是平等。
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尚须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