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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最暗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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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最暗文学
抱峰
（一）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对莫言的小说作了总括,定了基调——“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注1）这可能是一种“创新”文学门类,暂且简化为最暗文学。莫言不置可否，说自己是讲故事的，写人性的，文学奖是发给个人的。似欣喜,似无奈。
莫言在斯德哥尔摩的演讲却很出彩。他说，看他的小说会“发现丰富的政治”,但要“少关心一点政治”,因为政治没有文学美好，政治教人打架，文学教人恋爱。（注2）一下子把听众打进闷葫芦：“发现丰富的政治”还是“少关心一点政治”？既然“政治教人打架”为什么还要在小说里表现得那么“丰富”？
得奖不容易，得了奖也不容易。又是“丰富”又是“少一点关心”地，这个劲儿真不好拿捏。
说到底还是没离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首先，可能源于政治的创痛。按“政治教人打架”的说法反观历史和现实，倒也是，政治真地不美好，甚至让人深恶痛绝。中国人曾经生活在“政治就是阶级斗争”的年代，更加不齿提及。莫言的表白大约与获奖非同寻常的缘由有关。
（二）
那末，政治到底是什么？
目前，政治一词在国内外还没有公认的定义，只是你画你的圈我描我的圆。本人也冒昧提出个说法，政治么,政治是各利益主体的根本利益集中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存在机制和活动。（而无论何种说法都没有让人关心或不关心的意思。）
政治可以分若干类别，例如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清明政治与昏庸政治，廉洁政治与腐败政治，平民政治与贵族政治，战争政治与和平政治，大国政治与小国政治，穷国政治与富国政治等，所以，不分青红皂白地笼统地贬损政治否定政治实在缺乏事实和理论依据。如果不存偏见，就会承认：有打架的政治就一定会有不打架的政治。社会成员无不生活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中，维护着利益主体及其个人的根本利益，或者从中受益，或者从中受害。政治充满权谋，也不乏刚阿，政治冷酷，也温暖怡人，政治噬血成性，也热爱保护生命，倘若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信守政治教人打架的成见，势必由政治偏见滑落到文学偏见，严重者造成文学创作的变态，变了态还要振振有词。
矛盾斗争性不可能是脱离统一体和同一性、也不可能是割裂矛盾特殊性和普遍性的无条件的绝对的存在。（《矛盾论》关于矛盾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的悖论）这告诉世人，不打架的政治在哲学上是可以存在的，或者说是与打架政治并存的。人类的任务是反对对抗政治，建设和谐政治。和谐与对抗作为一对范畴在矛盾中占居重要地位，并非只存在绝对的对抗。政治无论打架或不打架都是文学生长离不开的大环境，在大环境里，作家依靠感悟、感情开拓着文学创作的源泉。如果因为政治教人打架云云就放弃政治与文学关系的探索，便不能深入开掘文学矿藏。须知，上佳的文学必然与特殊的政治有着这样那样的关联。对政治把握得越好，文学的立意就越独道，题材就越广阔，创造艺术人物就越多，人物就越鲜活持重。政治自身原本就是文学的一个重要素材，文学类别。政治与文学相辅相成，政治往往处于主导地位。放眼19世纪、至今无以企及的世界文学的群峰，就不难明白上述道理。
当然也有反证。“9•18”事变以后的鲁迅看不到民族矛盾的上升，仍然坚持阶级斗争的老套，抨击上海刚刚兴起的民族主义文学，甚至连这样的诗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一座长城”——都极尽讥讽之能事。鲁迅说民族主义文学是“小勇士”凑起来的，是不拿枪的为国民政府效力的“巡警”，是“流尸文学”，“与流氓政府同在”，不一而足；端屎盔子连屎带尿搂头盖脸泼向同行。（注3）鲁迅不讲政治吗？讲的是阶级政治。投枪和匕首是用来对付同胞的。（虽然后来曾表示要参加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文学统一战线，也没有任何作为。）这告诉我们，一个作家无论多么有才能，如果离开民族最大的政治就会失去文学的崇高地位。
政治主要集中于一个民族一定时期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依据主要矛盾确立的战略目标。这个目标凝聚了全民族的根本利益，团结全民族共同奋斗。作家责无旁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农民因“家庭联产承包”重新得到了曾经被剥夺的土地，民族复兴大业从这里起步，波澜壮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三农”（农民、农村、农业）问题仍然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最严重的问题，最大的政治。莫言先生生活和写作在这样的年代和环境里，虽然可以不必直写改革开放的题材，但是，由于对政治有着偏颇的认识，造成文学感觉迟钝变形，倘若要求他对农民的根本命运予以热情关注，揭示民族复兴大业中的美好人性和高尚情操，民族的精神力量和创造智慧——恐怕有点强人所难了。特定历史时期造就的中国作家其先天不足显而易见，束缚他们的禁痼需要挣脱，而这必定是个长期痛苦的过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是有出息作家的圣经；“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所谓打架政治假内行的臆造，机械唯物主义和政治功利主义的产物。（注4）如果继续蒙蒙懂懂，不从艺术观上清理这样的文艺路线，中国文学永远也不会实现突破。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而头脑转弯并非三天两早晨所能奏效。我们可爱的作家非常勤奋，但是“埋头拉车也要抬头看路”。这是一条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联姻之路。如果走在这条路上感到春风荡漾，那就是政治环境。
回避、远离民族的大目标大政治，必然实行另一种政治，正中某些人下怀。
（三）
诺奖颁奖词字斟句酌地说，莫言“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他有技巧的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这又使人想起了鲁迅，鲁迅笔下的农民是麻木猥琐完全失去人的尊严的一群，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又狂又残又灰暗又极端，这，同样 “给象征赋予了形象”。事实上，如果是位深刻洞察社会政治大模样的作家，必然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获得更大的驰骋空间，不仅能够鞭挞人性的丑恶，而且必能颂扬人性的美好，人性深刻的内涵，淬火的人性，大写的人性，恒久的人性；哪怕面对黑暗的政治。认为黑暗中的人也是黑的——这种逻辑难以成立。必须严重强调：政治黑暗不等于人性黑暗；政治不安定不等于人性美多变。或处于动乱或处于变革中的中国农民其人性的光辉绝对不可以被忽视。我们不无理由地呼喊——文学作贱卑微人物的时代必将过去！吮吸血污津津有味的作家，不管多么红极一时，终将被历史的主人遗忘。这一点，对任何作家都有警示意义。切不可把“国民性”定格在麻木猥琐失去人的尊严的阿Q们王胡们身上，也不可定格在中国传统文化“世界末日”下的狂人们孔乙己们身上。为此，作家就必须懂政治。不当政治家也力争当政治思想家。艺术这样无情地表述：脱离民族大政治，脱离人性光辉，脱离人性主流，无论写得怎样逼真也是不真实的！必须警惕阿Q们王胡们、狂人们孔乙己们在现代中国文学土地上滋生后代！当然，冒出几个孽种供人赏析倒也正常。
中华民族的儿女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经历过和平发展时期，更经历过战乱饥荒的时期，但无论怎样艰难困苦，从未放弃过对中华文明的创造。仁爱善良、乐观智慧、勤劳勇敢等等优秀品格和人性越在民族危难时刻越发地光彩照人，为全世界瞩目和尊敬。这是主流。而我们的少数作家很缺乏民族自醒意识，走着亮臃肿为宝贝吸引廉价眼球的文学投机之路，以所谓改造“国民性”、歪曲民族形象哗众取宠。这样便自觉不自觉地落入文学恶性循环的怪圈，包括与国外文学“权威”的循环，也包括国内的循环。
而把莫言他放在祭坛上让人随意涂抹和包装，嘴里念念有词，下边顶礼膜拜，总让人感到悲凉。也许莫言并不像诺奖评委描绘得那样。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中国人在世界上得奖，得了奖别太犯傻。
文学没有理由拒绝揭露社会阴暗面。揭露阴暗是为了光明，陪衬光明。阴暗与光明的关系就是丑与美的关系。事实上我们的现代文学并没有做到位，原因也和政治有关。擅长讽刺的某些艺术如相声、小品等更不可萎缩。但是，在作品中以揭露阴暗面为能事，在数量上形成一个固执的倾向，就难以摆脱违背人性本质之嫌了，作品也就变成另外的本质了。
莫言——姑且当作莫言——揭露人类最阴暗面是怎样做的呢?颁奖词说得再清楚不过了：“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关键在攻击，包含目标和手段一应俱全。用词之严厉使人联想起苏联红军攻击德国法西斯的帝国大厦，不过那是武装的，这是文化的。难怪所谓揭露阴暗面前加了个“最”，这是最的真谛。那末，既然揭露最阴暗面，按照一般美学常识应该陪衬最光明面了，而最光明面在哪里？其实，欧美某些文学“权威”一直在玩政治，一点也没有“少关心一点政治”。只要有缝隙，某种政治就钻进去，在里边坐窝，装神弄鬼。
长篇小说如果不能创造至少一两个以上独特而鲜活的人物艺术形象，实在没有可夸耀的。小说好不好，首先不是看阴暗面揭露得怎样，而是看书中人物塑造得怎样，在世界艺术长廊的艺术雕像里找没找到相应的位置。
遗憾，“揭露最阴暗面”成了某种政治需要。莫言小说并没有“少关心一点政治”，而是表现出了“丰富的政治”，“教人打架的政治”。假如局外人的争论仅仅停留在关心政治与否、政治丰富与否的层面，刚好进入了别人精心设计的路线图，到达迷宫的中心而安之若素，似乎找到了文学新品种——最暗的文学。
（四）
最经典的“打架”政治是仁爱、善良、和谐与仇恨、邪恶、对抗之间的激烈斗争，人性冲突和自省特别强烈，这正是文学可遇不可求的发展机遇。写十年浩劫的文学作品艰难破土并形成一定氛围是可以预期的，但是，这样的文学绝不意味着伤痕文学的极端——最暗文学大行其道。
在中国的民族复兴中文学也跃跃欲试。以汉语文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学力图“走向世界”。这条道路由三色石铺就：关心民族最大的政治，关注民族的人性美，关照思想的穿透。
（后记：本文主要参照莫言讲演和诺奖颁奖词，努力把握最暗文学的实质。）
注1：瑞典文学院诺奖委员会主席瓦斯特伯格：“莫言是个诗人，他扯下程式化的宣传画，使个人从茫茫无名大众中突出出来。 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他有技巧的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
注2: 2012年12月10日莫言在斯德哥尔摩演讲抄录:“你们可以在我的小说里发现丰富的政治。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高明的读者就会发现，文学远远的比政治要美好。政治是教人打架，勾心斗角，这是政治要达到的目的。文学是教人恋爱，很多不恋爱的人看了小说之后会恋爱，所以我建议大家都关心一点教人恋爱的文学，少关心一点打架的政治。”
注3：鲁迅《“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1931年10月23日《文学导报》，1932年编入《二心集》
注4：参照抱峰《源头活水——道心言文》等
（2012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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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老师是引导我看着我走每一步的，为我花了大量时间，要研究从哪里切入，阅读我的作品，给予鼓励提携，树立标杆加以较正，所以感到幸运。在当今社会里，人性的光辉随处可见，我为我们的民族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