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人向来没有江郎那样的“五色笔”,只提一支单色秃笔划拉些粗陋的文字。
《雪落轩辕台》第五十一章原题是《弱女柔肩担道义 铮铮男儿泪沾襟》,主要写:面对百里玉妆的生与死,孙韶华或为人或为鬼的思想冲突,几个大男人束手无策的焦急痛苦。但是,这次修改遇到了不曾有过的情况:所搭的框架根本装不下人物性格的扩展!怎样扭转?必须重写,重写吧,没了激情,没了信心,加上酷暑煎熬,于是产生了莫名的恐慌。戳穿了,连那支单色秃笔也没毛了!
不久赶上伦敦奥运会,就没黑天白日地追着看,也算个营生,可是孙韶华的影子总挥之不去。熬到奥运会偃旗息鼓,余波消逝,仍一片茫然,抓耳挠腮。又过了许久,突然想:这篇小说对中国的帝王情结、个人崇拜点染得不够,问题至关重要,便计划让孙韶华充当这方面的角色,稍后作了必要准备。准备来准备去又改变了主意:这不陷入了中国传统长篇小说模式定型的老套么!
中国传统长篇小说人物并列者众多,各自的故事较少穿插,多靠行为故事演绎,缺乏自我矛盾、心理描写、起伏跌宕,往往一种性格特征贯穿始终,少发展不飞跃。创造的艺术人物,说典型也典型,说生动也生动,却犯了忽视社会人以及万事万物的复杂性以至多变性的大忌。如果书中人物好就好到底,坏就坏透腔,怪就怪得无以复加,红了绿了一个颜色,主要人物性格应该升发却不见了下文,本来还有好戏却草草收场,因而人们很难获得教益的超越。事实上,这反倒容易偷懒,只要循着事先设定的路线,选取少有变化的种种罗列,甚至人物不分主次、以多取胜就行了。
中国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如林黛玉的多愁善感、王熙凤的泼辣刁钻、诸葛亮的足智多谋、李魁的鲁莽斗狠等等大体上为一种性格的重复和强化;人们津津乐道这些人物,万古相传,反衬出不啻为有效的被认可的创作方法。历史纪实性的长篇小说有情可原,而纯牌的创作小说《红楼梦》处处因习,贾宝玉、林黛玉过早退出了尚有好戏大戏可演的人生舞台,不能不留下久远的遗憾。如果从人的社会性分析,从长篇小说区别于其它文学样式的巨大库容分析,考虑到人类认识世界能力的不断进步,考虑到中国与世界艺术理念的碰撞与融合,另辟蹊径也就在所难免了。学习古人,不苛求古人,今人不应墨守成规,无所作为。
客观地说,这个美学思想在写百里玉妆时自自觉不自觉地得以贯彻,所以才有了爱而不敢爱、重生与轻生的复杂性格的反复强化和阶段性攀升,飞跃。那末,为什么对书中另一个重要人物孙韶华的描写就邯郸学步,把她当作极端政治的典型,其性格没有质的、部分质的飞跃呢?
所以依习惯思维再次设定:小说中的孙韶华或者顺着极端路线走到底,走出彩,或者蜕变成极端政治的觉醒者,叛逆者。这,似乎开窍了,可是仍然四顾茫茫,难以决断,恐慌再次袭扰萎蘼的神经。
掐指头算,耗去一个半月了。耗的什么?有限的生命。急,急不得,不急,耗不起。
“别再强迫孙韶华了,让她走自己的路吧。”万般无奈向自己说。这样,顺着她,领着她,拿出吃奶的劲儿完成了八千多字的重写稿,舍弃了那几个大男人的后续故事。
写是写出来了,后怕也接踵而至:本应较深入开掘的人物性格几乎因江郎才尽马虎成篇!
后怕也是恐慌,大约欲体验写作苦乐的疯傻者都与恐慌结缘。
后怕、恐慌过后,完成重写稿过后,思路渐有起色,或者说明晰多了:必须承认,中国传统长篇小说人物的模式定型、即单一人物性格在一个阶梯上的重复、强化,塑造的人物形象给人们的印象特别强烈,所以是一个长篇小说成功的创作方法,是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贡献;绝不能以西方古典名著加以否定。在世界长篇小说人物艺术长廊里,林黛玉等等林林总总的各色人物群像同样占踞多个席位,光彩夺目。中国的做法和西方的做法并存才是正理。写作时该怎样就怎样;进而使两者恰当融合,伺其情况吸收各自的长处,才有可能逐步接近理想境界。文学创造层出不穷。
打个比方。我家门前的枣树是土生土长的品种,根深干粗,特别适合当地的土壤和气候。长出的枣却偏小偏酸,就保留几个枝杈,砍去其余枝杈,嫁接了几种甜枣接穗。树冠蹿得很快,开的花混合了奇异的芳香,果实挂满枝头,有的红了,有的湛绿,吸引了许多孩童。自然树上的枣日渐减少,落了一地青叶。但当初的选择没错。不失根本,眼光向外,求新求变,为嫁接效应。
第五十一章新题:《蘑菇云起“我怕谁” 金水桥上看虚无》。是骡子是马,仰赖他人慧眼。
这里又冒出个问题:江郎为什么才尽?依我的想法,是因为认为自己太有才了,抛弃了知识的积累,不断的进取,敏锐的感悟。鄙人无才,仍很糊涂,热切得到救援。
唉,又一个凉秋,“世无千般好,但看一月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