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是无声的寂野，灰灰地躺在夜雨过后的冻地上，显得无奈且无聊。仿佛听得见红海的悸动，也看得到天幕下的火光。离得那么远，又被拉得如此近。没法去感受模糊的记象，那些人为的荒诞，史上太多，还不曾断过。鱼有七秒的记忆，人呢？估计也就十四秒，多出来的全都是臆想出来的“超能”，复在一系列不断重复的无知残暴中，鬼魅般欢舞，同时在镜子里嘲弄人的“自以为是”。一切的扯淡、谎言、狡辩与凶恶变得都那么有理有据的时候，那就比鱼也强不了多少了。人类整体的记忆，就那么差，如何依次来“自我救赎”？其实也是个“伪命题”，且而论之的话，“无可救药”才是“正理”。

我当然可以并且能够和人“谈政治”，从五千年的一根长长的木棍说起。那根木棍，古希腊人用过，蒙古人用过，如今蒙藏地区许多游牧地区的人们依旧还用着。当下，衣冠堂皇的政客们是否知道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阔谈政论的人儿是否知道。我所知道的大约是，他们，都以为他们已经“触类旁通”了。于是，世界被他们搞得成天乱哄哄，把我要的清净弄得多少有点尴尬。

事实上，所谓的、已被严重扭曲的政治在蒸汽机及自然科学抵达的新界地，起了一道分水岭。新古典主义的政治穿上了新衣，愈加赤裸地四处扩张。其可用来论证的结果是，与工业革命同时进步的所谓政治种种，竟也远远不能用来解决与人命运有关的本质问题。一番番的道理后，错误依旧，因为比鱼还差的记忆除了更差还跑错了方向。

人说，地球只能承载不超过90亿人口的极量，那又怎样？有人开始“政论”说，那会被自然调节。假如这也是个“正论”，那么天灾可以不由人地对人实行减裁，自以为是的人们为了自身利益发动的战争可以用炮火对那个高傲的自我，用足劲道和方法实行“自我减裁“；或者用”知之为不知“，”不知为知之“的”二元法“，制定出一套套吵闹的宣讲和不断提升了的、叫人无法承担的生活经济压力对人类整体实行”自我节育“。哪个方法更好呢？或者说，你又如何选择呢？问我，我可以非常直简地告诉你，我不操那闲心的。我也无需具备那样去做的自信，因为在那以前我已挥手告别了你，为你可有的一切疑问，画上句号。

以上其实是昨晚和朋友粗茶淡饭小杯九后的一段可有可无的插曲。说了就说了，之后随手就一撩，不再去聊那个无知无趣的话题了。把无趣留给无趣的人用去作无趣的戏演也是一种偶尔可有的有趣，对我来说就那样。

昨日傍晚时分还在开车，朋友来了短讯，说是特想权杖了，叫我们过去一次。本来可以回家路上顺道弯去的，可女人事多，又要回家换衣服、看儿子、理房间，这个那个的就那么烦。最后到了朋友那，肚子开始叫咕咕。叫她电话上问朋友讨饭吃的呢，她说不好意思。就一顿便饭啊，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们这档子人，谁会把一顿饭看成一件事？她不行，最后是带了家里的葱油饼过去，顺带就着桌上的上海烤麸、毛豆尖椒炒肉丝、油煎带鱼也就吃饱了个大概。

朋友的太太平时住在女儿家，今天过来就为碰权杖。也说《繁花》了，一面说着一面大笑，笑《繁花》里诸多太多捏出来的“荒腔走板 不着调”。这里还可多一次地调侃一回，倒不是对王家卫的不公，对“爷叔”的不敬，对“宝总及他人”的否定，我们只说作为地道老上海人十分清楚的事实种种。

前一篇文字里说过，我这位朋友才是九十年代风云乍起的先锋人物之一。从上海第一波六人组开始的邮票交换到经营、从第一波第二波认购证到地摊倒卖，后来开了胭脂店直到带有包厢的酒楼，再到打桩、购房、出国。那样的人，经历了几乎所有的“时代机遇浪潮“，也引领了层层波涌。之后才有后来在香港买进鸡公杯的那位和那个大名鼎鼎的“杨百万”。他认识小东京的老板娘，最早穿起了三件套，最早在沪广国宾馆包下套间，和港澳台的人儿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他，至今还保留着当年花六万买下的上海第一批出笼的“大砖头“。当年，一天一次赚个一百上千就很不错了，算是”日进斗金“，几千万？那叫扯淡。我们也说到一个细节，比如上海人当时有点腔调的人，掏钱是从西装内插带里掏皮夹子的，而且用的是长方形的进口皮夹子，我也是。至于我二伯之类的，从来付钱不用点的，出手是都是数号的，他从来不用两种钱：折过用过的钱，数目不相符的各类钱。我二伯直到九十年代，钱是一刀刀连号的。用钱不计数，只看号的。第一张是一号为尾数，要付两千就看后面的二十号，抽出来付就是了。第二天，口袋里的钱全部重新整理成连号的新钱。就那个吊样。我没那么讲究，但是，钱在我手里的，起码是整齐不乱的，不带皱褶和正反面错乱的。是一种习惯。

我们这四人都是地道的老上海，平均开来我家住在边缘地的大学校园，住的是当年沪江大学里最漂亮的那栋大洋楼；权杖住在虹口长阳路的西式弄堂里的独门专户里；我朋友则住在富民路。富民路我是非常非常熟悉的，我舅公住那里的“古柏公寓”，对面我大姐住在那里，她的父亲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所以，当我看见抖音里有人说看了《繁花》里四大美女“吵架”时，非常亲切和感动，因为像极了她小时候非常熟悉的生长环境里的种种情形我就纳闷了，我们四人一起，挤破脑袋也想不出上海的哪里有类似成天的“叽哩咋啦“和涨破脑袋的吵闹声。我在上海的朋友可谓占据了上海滩的东南西北，造访过太多次，也没听过见过那类”死不要脸“的吵闹。那根本就不是上海人的常态。难道我漏了些我没去过见识过的”死角“？不得而知，深怀疑惑。

再说我朋友嘴里上海的九十年代（我已出国，不在上海了），出手动辄几十万的人少之又少。因为当时可以买房了，一套两居室要只要三五万。晚上吃个豪华的饭，朋友几人也很难花出去三五千。况且，也不会去什么乍浦路，黄河路，说得难听些，都是些跑单帮（如《繁花》里的淘淘更贴近实际）、开“瓦楞”（摆地摊）、刮带鱼、卖咸菜的低层次“有钱人”去的地方。记得当年带着女友逛大街，一次走到了七重天，说想上去看一看，哪知下面打桩模子和各色杂人挤破了头地要往上拱。没记错的话，当时上去顶楼，开销大致是四十一位，有舞厅和少许零食供应。问我上得去否，我当然能上去，打个电话就行。上面上海电视台常有人员在那里搞节目，打个电话就能去。不需要排队或订位。但是还是劝她不要去，因为上面几乎都是当时所谓的“流氓”。我爱去哪里呢？我爱去华侨俱乐部，高雅、清净、无吵闹；还有就是去“小华亭”。小华亭曾经一度是上海最为顶尖的对外开放的高档餐馆。 小华亭当时地处淮海路马当路附近，边上有个我常去吃饭的康乐酒家。小华亭事实上是当时正在筹建的五星级宾馆华亭宾馆的“实习地”。不大的店面一到晚上真叫是挤不进。可我去只要玻璃门上敲几下，就能随时进入，桌子也会立即腾出给我，因为华亭人员培训的总经理是我很好的哥们。

也算是回忆。当年身在外事系统，我们的工作及通行证比任何记者证还要牛。同时，上海的各大涉外单位如宾馆、友谊商店、港口和机场，凭着我们手里的工作证可以自由进出。在各大宾馆我有大量的朋友，在华亭、希尔顿、西郊等宾馆我都可以有自己的房间，只要我事先通知朋友就行。宾馆外事接待事物再忙如接待国外总统级首脑，我都不担心我的住房，还保管晚上朋友会送来夜宵点心和水果。话说回头，我很少打此类电话去麻烦朋友的。即便在甲肝流行的时候，我在外面用餐也很少去麻烦国际饭店、和平饭店包括诸如友谊酒家、八角亭（工展内部）和奥林匹克餐厅里做总经理的朋友们的。我不爱叨扰人，除非万不得已。

闲话一则的还有，八十年代一波最早的万元户，好多集中在华亭路，但是，华亭路上的众多老板熟悉知道后，都管我们叫“爷叔”。没别的其它意思，只是说，他们知道比他们更牛的人是谁。

我要回家泡浴了。该和朋友说再见了。他还是不让走，先是倒上红酒说，更进一杯，之后又说再抽一根烟再走，然后又拖我去看一大堆的“古董”说，随便你拿，估计是多到放不下了，那就叫权杖去挑，结果是，权杖集体打包全要了。开始头痛那些个玩意儿都往哪放。这不，今天还叫我过去用车拉，不知除了个玻璃金属立柜还有啥。

另一个疯子也从佛州返来了，要我们今天过去。顺便把脉好的雪茄送过去，喝个茶我就要回家休息休息了。我喜欢呆在自己家里。所谓，金窝银窝不如狗窝，回家心才定。

下周要过年了，过去在曼哈顿也就外面搓一顿，完后去舞厅一干众人瞎闹腾。如今还是喜欢静，吃饭也就那回事，不再那么在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