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要求实行真正民主选举的呼声很高。但中国是一个社会化程度很低，组织化程度却很高，充斥着领导的国家。如国家领导，省县领导，以至于乡村领导。如果选举，不管是虚假的选举，还是真正的选举，是选一个领导。民主与领导，这两个概念，我总感觉很难凑合在一起，它们之间，究竟相容，还是不相容？

一，美国总统领导人民，还是人民领导总统？

一九九八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参观西安兵马俑的时候，与青年朋友交流。一位中国青年说“祝愿总统先生领导美国人民取得更大成绩”，克林顿纠正他说：“不是我领导美国人民，而是美国人民领导我”（原话记不清，大意如此）。总统领导人民，还是人民领导总统？在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心中，有着截然相反的认识。它反映了两国制度带来的人们认识上的差异。

何谓领导？搜百度的定义：“领导是领导者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而运用权力向其下属施加影响力的一种行为或行为过程”。这个定义很学究，却也很准确。它包含如下要素：A，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有领导者必有被领导者，有下属一定有上级。B，组织和组织目标。没有组织不可能有领导者，没有组织目标，则没有组织行为，当然不可能有领导行为。C，领导过程。领导的具体过程就是被领导者服从领导者意志的过程，服从不但有行为，有时候还包括思想。D，权力，领导者领导被领导者，必须借助权力，权力来源于某种契约，或规定，或暴力。

显然，按照这个定义，美国总统或许是美国政府的领导（还只是国家级政府，并不包括地方政府），却一定不是美国人民的领导。他能领导苹果公司吗？他能领导花旗银行吗？他能领导律师和任何一个自由工作者吗？不能。这些私有企业与个体劳动者，都是独立决策，行为自由，无组织无上级的社会个体（企业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中，也属社会个体），何来领导？只要不违犯法律，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游。乔布斯怎么去发明创新，是用不着奥巴马去领导，去指挥，去“指引前进方向的”。说总统是人民的领导，并不符合事实和逻辑。以总统作推论，它们的洲长，市长当然也不是人民的领导。

但说美国人民领导总统，也不准确。总统要按人民的意志行事，并不等于人民是总统的上级。民主选举总统使总统必须体察民意，但民意来自大量的社会个体，而且社会个体的想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完全一致，大量的往往意志并不一致的社会个体怎么可能成为向总统发号施令的上级哩？所以总统体察民意，是一个独立思维的过程，他在国家公共事务的处理过程中，需要吸纳民众的愿望，意见，而吸纳民众的那些愿望，那些意见，总统完全可以独立判断。总统由民众选举产生，确实可以逼迫总统按大多数人的意志行事，但这只是一种制度效应，并不是具体的领导和强制。

为什么总统不领导人民，人民也不领导总统？因为美国“公私分明”，公权只处理公共事务，并不领导社会。不能侵害个人权利，代行个人事务。国家设立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公平的裁决社会个体之间的权利利益纠纷，国家是裁判员的角色，裁判员不是领导，你见过那个裁判员是运动员的领导？二是社会存在与大家都有关的公共事务，比如城市的公共道路，国家的外交事务，个人无法处理，需要建立一个政府来处理。但政府只限于处理公共事务。受民众委托处理公共事务显然也不是民众的领导。而不论裁判也好，处理公共事务也好，一方面，具体的裁判处理过程是官员决策，没有具体的上司与领导。在专制体制下，怎么样裁判处理完全由官员决定，但在民主体制下，裁判处理的规则则要由民主决定，体现民众的意志。

如果美国总统是人民的领导，人民的行为甚至思想就必须服从总统的意志，而民主的目的和效应虽然不是要总统成为人民的下属，却一定是要总统在处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中，遵从大多数人的意志，所以领导与民主之间存在悖论。

二，中国是一个充斥“领导”的国家

我们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有“党领导人民实行民族复兴，国家富强”，有“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更具体一点，有“领导精神”，“领导视察”，“领导讲话”，等等。这些出现频率很高的话语，说明中国是一个充斥“领导”的国家。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的“领导”？

首先，党是领导党而不是执政党，领导与执政，差别区大。领导是用他的思想，方法，决策，并通过权力强制指挥社会，改造社会。执政则不同，它首先承认社会自我发展，政府执政只是解决社会可能存在的某些问题，并不强制领导社会。领导党往往把党对理想社会的设想（比如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转变为以强制力为基础的国家意志，并通过强制力推行这种意志，从而妨碍社会的自然发展。所以在中国，有“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争执。怎么样来引领改造社会，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课题。美国则没有这种争执。他们是在走私有经济（资本主义）的路，但他们的这个路不是政府规定叫走的，而是社会本身自然发展形成的，他们的政府也没有规定不准走公有制的路，美国不是也有人尝试搞“共产主义”式的公有制吗？没有人去制止。他们对如何执政也有争执，比如社会福利的高与低，却没有人想去指挥社会，领导社会。他们的宪政，民主，自由，不是一种“模式”或“道路”，而是保护社会自我发展的制度。社会走什么路，政府不决定，而由社会自由的去走。所以，当党成为领导党时，党的意志通过国家强制力的推行，必然使社会不能自我发展而置于党的意志领导之下，并按照党的意志发展。贯彻党的意志的官员也就成了领导。

其次，公有制经济，计划经济，或管制无处不在的经济，是一种有领导的经济。政府成为经济发展主体是这一领导性经济的主要特色。所谓“发展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关键在领导，在领导班子”等，这些理论和话语，都建立在经济发展主体是政府的前提之下。过去政府经济发展的目标是粮食产量多少多少，钢铁产量多少多少，现在则是GDP多少多少。政府成为经济发展主体，为了实现经济目标，就会通过权力调动资源，指挥人民，由此必然侵害个人的经济权利和发展权利，而使人民成为被领导者。经济则失去自我或自由发展的特征而由政府来领导。在私有与自由的经济中，也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如凯恩斯主义，但只限于修补市场经济的缺陷，并不谋求对经济活动的领导与指挥。所以凯恩斯主义干预经济的手段只限于宏观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微观经济活动仍是自由和自发的。中国经济发展则是以行政命令指挥微观经济活动为主导，经济活动当然也就产生大量领导。

再次，政府对社会的管制，导致对社会组织的领导，比如工青妇组织，慈善组织，以及一些民间社团，文化团体等，为了对其实行控制，政府压制社会组织的自由组建，即便是真正民间组建的团体，也要有主管上级，即必须要有领导。这种管制有多重目的。一是政府领导社会的需要。社会组织是社会均衡机制的体现。比如工会组织是对抗资本权力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是对抗生产者的。社会组织的发达说明社会均衡机制的健全。当政府成为整个社会所有活动的领导者时，社会组织对抗的是政府，为了保证政府对社会的绝对领导，必然谋求对社会组织的控制。二是维护政权的需要。专制政权的维护以前主要依靠武力和政治控制。现代专制政权的维护，则增加了控制经济，控制思想，控制社会的手段。政府领导经济或可说是为了经济更快发展（能不能带来经济更快发展另论），但其中何尝不包含有统治者维护专制政权的用意？更不用提控制思想文化和社会组织了，明显是维护专制政权的手段。而控制实际上也是一种领导。

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领导无所不在的国家中，而且逃无可逃。在私有经济和强社会的国家中，我们可以通过择业，迁徙，建立社团，抗议罢工等方式来对抗某种领导（比如企业中资本的领导）。但在权力大一统的国家中，我们没有选择自由，我们只能接受领导。

三，领导与民主不相容

 

领导理念与民主理念不相容。领导是代民作主，民主是人民作主。领导过程是推行领导意志的过程，民主过程则是集中民众意志的过程。领导是官员创造历史，民主却是人民创造历史。领导讲求统一，包括行为与思想的统一，民主则是思想行为的多元化多样化。所以领导与民主从根本上说是对抗，不相容的。

 

领导与自由不相容。有领导则无自由。我们看到，作家写文章有领导，主题要体现领导意志（如歌颂），方法要体现主题要求（如高大全），作家成为文字工具，有何自由？农民种田有领导，种什么，怎么种，何时开工，何时休息，由队长，大队长指挥，农民只是卖力气，那来自由？科研人员有领导，研究什么，是由计划或领导意志规定，无法按照个人兴趣，特长，自由的想象，自由的向各个方向探索而不受条框的约束，如何自由？当领导向各个领域推进之时，也是人民在各个领域失去自由之时。所以赵丹一看到人民日报的社论有“加强领导”的话语，立刻就感到失望和忧虑。我国在建国初期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极权时代，个人除了在个别领域（如婚烟）有自由之外，在绝大部分的政治经济生活领域，包括思想领域，都只有上级和领导，而无权利和自由。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首先是每个人自已的事自已作主。如婚姻自主，迁徙自主，信仰自主等。而在经济领域，个人用何种方式发展是个人的事，按照个人利益和偏好选择自已的经济行为也是个人的事，个人的事当然应该自已作主。自主就是自由，这是民主内涵中的主要部分。如果自已的事自已都不能作主，还谈什么人民当家作主？所以有领导无自由，即无民主。

 

领导（者）与公仆不相容。有人说，非民主选举的体制，是官员不能成为人民公仆的根本原因，只要一实行民主选举，官员要拼命讨好民众，原先作为统治者的官员，也就变成了“人民的勤务员”。这在私有经济体制，官员只是维护社会秩序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在公有经济与社会有领导的体制中，官员体制性的就是人民的领导。领导与公仆相差甚远，领导是教育你，指挥你，管制你，决定着你的行为，收入，职业，户口，包括思想和思维方法，是你的领导，即便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一个官员，他还是领导，所以也不会变成服务你，帮助你，听命于你。你见过那个生产组织的高管，在生产活动中，是他下属工人的公仆？当社会演变为一个组织时，政府和官员就是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民就是官员的下属。也许在选举的时候，官员要讨好民众，但体制给他的工作就是指挥你管制你，即指挥管制人民，通过选举如何能使他变成人民的公仆？正如一群奴隶，把人身权都交给了奴隶主，在人身权没有获得解放之前，通过选举产生的奴隶主还是奴隶主，怎么可能变成仆人？

 

领导与自治不相容。当国家成为一个组织时，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是这一组织运行的必然要求。所以领导还与地方自治相矛盾。有专家学者提出，中国实行民主选举的路径可由基层开始，逐渐向上延伸，这在私有经济与社会无领导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在公有经济与社会有领导的情况下，政府的组织结构是金字塔型，下级政府服从上级政府，是国家成为组织后能够有效运行的条件。地方政府通过选举带来的对选民负责，与国家是一个组织，下级政府必须服从上级政府相悖。我们看到，乌坎实行了真正的民主选举，村干部要对村民负责，而村干部却又是政府领导与控制经济和社会的领导末端，必须对上负责，两者明显矛盾。所以，乌坎的民主很难是真正的民主。同时我们也看到，香港实行高度自治，虽然中央政府不谋求对香港经济社会实行领导，却企图谋求政治思想文化的领导，结果遇到香港民众的抵制。显然，领导与自治不相容。

 

民主并不只是选举，它包含广泛的内容。比如自已的事自已作主，即自由，也是民主的内涵。所以实行民主，是一场广泛的社会变革。同时即便单纯实行民主选举，也需要创造很多条件，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去除领导。而去除领导，本身既是民众的解放，是民主化的过程。也是实行民主选举的前提。

 

四，改革先把领导改掉

我国的改革，实际上就是从增加人民权利，减少领导开始。比如实行农村承包制，使农业生产有了个私生产的特征。农民可以决定怎么样生产，产品由个人所有并可以上市交易。个人经济行为有自由，可以选择从事农业，商业，或去打工。没有了生产队长，大队长的指挥和管制，当然也就基本上没有了领导。现在的村干部，已大体不符合领导的特征（如果实行土地私有化，村干部更不是领导）。国企改革是要使国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本意就是要取消企业的上级，减少政府的领导（但在国有制条件下，能不能真正减少政府领导，恐怕很难实现）。发展个私经济，更是发展一种没有领导的经济。个人可以自由投资，自由发展，自主决策，自已领导自已，私有经济本质上就是一种没有领导的经济（但在政府管制，准入门坎大多的政策环境中，难以达到无领导）。显然，改革的实质意义与正确方向就是减少领导。

有人说，改革是伟大的事业。但我一点也看不出伟大。如果我们建国初期不去搞社会主义，不搞公有制，不搞集体经济制度，不搞社会管制，不搞城乡二元化，或者说，政府不去做领导。我们现在的很多改革还需要吗？比如农村承包制，比如国企改革，比如鼓励个私经济发展，比如户籍制度改革等。当初我们不搞社会主义，我们可能是一个专制国家，可能没有民主选举，却一定是一个有社会，有自由，无领导的国家。我们现在的改革实际上是在纠错，把因为社会主义而把社会变成组织的过程，又逆转为一定程度上恢复社会的过程。我们正在还原社会。而社会在建国初期是存在的，由于我们无知，我们曾经消灭社会，现在又还原社会，有何伟大可言？

而且这种还原还处于蹒跚前进之中，进进退退，摇晃不定。表面上看，是意识形态之争（如姓社社资之争），是经济效率之争（如中国模式之争），实际上是要领导还是不要领导之争。虽然我们的改革实际上减少了一些领导，但我们只是为了减少一些对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压制，是调动政府与人民两个积极性来发展经济的需要，是领导方式方法的一种变革，是“改善领导”。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需要减少领导直至取消领导。理论界提出党要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但这一说法很模糊，并非一语中的。现代政治，现代民主，对党的要求是执政，而不是领导。所以改革的根本是改领导党为执政党。

学界对改革的另一说法是实行“大社会，小政府”。这一说法同样不准确。社会分工日益发达，市场交换不断扩大，要求政府职能扩大。比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个体之间的联系，更紧密，更广泛，维护个体利益之间的平衡，即经济秩序，比之自给自足的小生产社会，要复杂得多，广泛得多。当然要求政府扩大职能。再比如，现代文明程度的提高，人道主义的实行要求政府保护弱势群体，修补因市场经济带来失业的缺陷等，这也导致政府职能的扩大。所以改革的目标说是实行“小政府”，也不尽准确。如果扩大政府职能只是扩大执政职能，并不谋求政府成为领导，政府职能的增加并不能说是“大政府，小社会”，只要政府不成为领导，社会就是强大的。把政府的领导职能改掉，正是我们改革的关键。

当体制存在领导时，民主选举就会发生变异。领导意味着权力，领导的事情越多，权力越大。权力可能产生利益（甚至一定产生利益，阿克顿的名言：权力带来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争夺权力就会白热化。权力越大，利益越大，争夺越激烈。参与权力竞争的目的，就会从执政理念的实现变异为争夺利益。而使民主选举的目的异化。同时，领导拥有调动各种资源与指挥管制民众的权力，权力就不仅会变成欺压民众，谋取私利的工具，还会成为争夺权力的工具。那些掌控权力的人，就会运用权力来保住自已的权力，或争夺更大的权力。不管在专制体制下，还是实行民主选举，谁调动资源与管制民众的权力大，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获胜的机率就更高。比如，薄熙来搞的重庆模式，表面上看，是一种执政理念。实际上，他利用掌控资源和管制人民的权力，收买学者，操控舆论，压制不同声音，制造虚假政绩，目的是上位，如果选举，也确有可能上位。所以，当一个体制存在领导时，自由公正的选举很难实现。在未取消领导之前，实行民主选举，出现混乱的可能性特别大。民主选举则会被异化。

显然，通过去除领导，做强社会，再实行民主选举，是有序与稳妥的民主化过程。但现在政府迟迟不愿放弃领导，放弃权力，或只有通过选举或革命才能逼其放弃权力。但这种选举可能产生混乱甚至暴力。中国政治前景堪忧。

延伸阅读：

1，胥志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不相容  

2，胥志义：精英与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