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解放后，修青专程回了家乡一趟，找到了留守在老家的大姐。大姐见到久违的二弟风风光光的进了村，真是又喜又悲，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修青诉说起家里的状况。由于修青的哥哥水仁和弟弟伟成都参加了东江纵队打游击，母亲也是东江游击队的积极支持者，当东江纵队撤退后，一家人被本村的坏人出卖，受到了国民党的追捕，母亲只好与儿子们一起逃到香港避难。刚到香港时，生活非常困难，母亲带着同村女子去讨救济粥渡日。修青的哥哥水仁和大弟弟水旺是牙医，在亲戚的帮助下开了一间牙科诊所，生活才略有改善。听到母亲和兄弟的艰辛遭遇，修青的心里就像刀割般的疼痛，但很庆幸一家人还是平平安安。随即，修青告别了村里的父老乡亲，赶回了广州工作，

1949年10月16日，解放军进军全国的步伐在罗湖、沙头角一线停止。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共产党内部负责对外贸易和港澳工作的潘汉年和廖承志提出对香港暂时维持现状不变的问题，建议军队不宜进驻香港，理由是：美国执行杜勒斯的封锁政策，上海、天津、青岛等港口城市与国外的贸易往来几乎断绝，如再收回香港，则这惟一通向国际社会的贸易渠道将会被封闭。共和国初建，急需的军事物资和惟一的外汇收入渠道也必然断绝。对于香港而言，也必将成为死港。因此，在一定时期保留香港自由港的地位，由英国人暂时管辖乃是上策。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抵深圳澳港边界。具有战略眼光的共和国领袖严令禁止野战军跨过深圳河。为避免无谓的纠纷，严禁四野部队驻防边境线上，而另派保安部队一面维持边界治安，一面监视英方行动。

新中国成立了，香港怎么办？毛泽东针对党内少数人的急躁情绪提出：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们还有用处。在会见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毛说我们现在不谈香港问题。言外之意就是应保持香港的现状。而周恩来也曾明确表述：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原则来衡量、来作决定的。我们在全国解放以前己决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中，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当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对香港实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政策，默许英国继续统治香港；为了充分发挥这个政策的效力，中国政府长时间故意不表明关于香港前途的主张，甚至不强求英国承认中国对香港的主权。

 中共中央华南局在接管广东企业公司遗留的工业资产时，需要派员到香港的分公司接管一笔上百万元的外汇现金。上级把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了修青，嘱咐他要小心行事，香港还在英国人的手里，千万不要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修青郑重地接下了党组织的任务，装扮成一个普通的商人，通过香港地下党的安排，他在夜间乘坐上一艘小艇在深圳上了船，顺利的偷渡到了香港。修青在香港办理了公司的交接手续，按照组织上的指示，他买了一个手提箱，穿上西装，结上领带，走进了香港的南洋商业银行，提取了一皮箱的港币现金。这次到香港，是寻找家人的难得机会，他早已在脑子里策划好，拿了钱后就叫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按照乡下大姐所说的地址，找到了哥哥水仁在湾仔开设的一间小牙科诊所。当这个帅气的“商人”站在哥哥水仁面前时，他根本认不出这就是自己早年出洋的弟弟，那时弟弟才是个十一，二岁的小不点。当修青用客家话向他表明自己的小名就是水洪时，哥哥呆愣地站在那里，他简直就不敢相信这是梦境还是现实。等他清醒确认之后，才把这个弟弟紧紧地拥抱在自己的怀里。

大哥急忙把修青带到前铺后居的家中，修青一眼就看见了自己熟悉慈祥的母亲，十几年不见，母亲苍老瘦弱了很多，头发花白，满脸的忧伤，她用视力模糊的双眼注视着这位不速之客。修青冲上前去，抱住母亲痛哭，说：“阿姆，我是水洪啊！我回来了-------我总算有命回来看你-------。”他向母亲跪下，请求她原谅自己多年的不孝。母亲被意想不到的惊喜冲击得泣不成声，这就是十来岁就跟随着父亲漂洋过海的儿子吗？这就是从马来西亚跑回中国打日本鬼子的儿子吗？十几年来，母亲无时无刻都在想他，可是又更怕想起他，想知道他的音讯，又怕得到的是噩耗，只是每日以泪洗面，眼睛都快哭瞎了。现在，这个让母亲牵肠挂肚的儿子居然还活生生地站在自己面前，可是自己却看不出水洪还有小时候的模样了，儿子已经从一个稚嫩的少年长成了一个30岁的堂堂男子汉。母亲用颤抖不已的双手抚摸着他那乌黑的头发，不停地端详着心爱儿子的脸庞，看着水洪健康的体格和精神奕奕的容貌，心里有多么感激上天的佑护啊！她悲喜交加，用梗咽的哭声哼唱着客家人特有的唏嘘感叹，诉说着离别后的思念；诉说着打日本时期的苦难；诉说着被国民党的迫害；诉说着与丈夫分隔海洋的无奈-------。修青再次沉浸在妈妈温暖的关怀和浓烈的母爱中，十几年来对母亲，对家思念的痛苦都被母亲的双手抚平了。

母亲得知水洪已经结婚还有了两个女儿，心里甚是欣慰。亲人们团聚有说不完的话，修青向他们简略讲述了抗战和解放战争的经历；哥哥和弟弟也向修青讲述了在家乡参加了东江纵队的经历。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侵占了广州，东江下游和广州地区沦为敌占区。在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向内地推进时国民党守军溃逃，在广东的中共党组织在各地组织群众起来保卫国土，抗击敌人。建立起由曾生、王作尧等领导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宝惠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和增城人民抗日自卫队等人民抗日武装。12月初又决定成立东江特委。 1943年12月2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番号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为“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东江纵队是留在广东坚持敌后斗争的少数中国武装。广东东莞市大岭山镇大王岭村是东江纵队抗日根据地的发祥地，东莞东江纵队也活动在大岭山的第三大队队部、会议室、交通站、操场、医务所、中山书院，大家团结报社、粮食加工场、以及大岭山抗日民主政权连平联乡办事处等地方。大岭山的人民特别仇恨日本鬼子到村里烧杀抢掠，强奸妇女。老乡们坚定不移地支援抗战游击队，母亲和村民都积极送子参军，她与当地的群众为游击队送去了粮食和鸡蛋等物品。此根据地是东江纵队的重要活动地之一，是华南敌后抗战的重要战场。当年大岭山军民痛击日寇最著名的一场战役就是百花洞战斗。

广东历史上就有下南洋的传统，更是著名的侨乡。抗战爆发后，许多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纷纷通过募捐、义演、义卖、献金等方式支援敌后抗日武装。约有1500多名华侨子弟和港澳青年先后回来投身抗战，东纵中大名鼎鼎的文森队、吉隆坡队等都是以华侨原住地命名。其中的许多人后来在东江纵队里担任了重要指挥员。泰国华侨钟若潮后来担任大队政委，新婚才三天就英勇牺牲，东江纵队在抗战牺牲的烈士就有5508个烈士。东江纵队与海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华南敌后抗日武装可以在香港沦陷后随即成立港九大队，渗透在香港、九龙一带抗战。精干的港九大队炸毁了日军占领的启德机场，活捉了日本南支派遣军高级特务头子东条正之，把港九地区变成了日军眼中的“治安之癌”。这支队伍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从日本人眼皮底下的从香港营救出八百多名爱国民主人士，其中包括何香凝、柳亚子、胡蝶等各界精英，以及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省港大营救”轰动全国，被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港九大队还将上百名国际人士安全护送到大后方。当美空军克尔上尉等遭到数千敌人的搜捕时，却被东江纵队成功救出美军飞行员8人。配合盟军开展情报工作，开辟了著名的“飞行员安全通道”。这一传奇故事甚至被列入美军十四航空队的教材。 在中国的抗战历史中，这支特殊的部队东江纵队立下了辉煌战绩。

自东江纵队撤退后，留守的东江纵队同志们受到了国民党的迫害，有不少人逃亡到香港避难。母亲虽然自己的生活很困难，但凡认识的人她都热情接待，有粥吃粥，有饭吃饭，同甘共苦，她受到了很多同志的称赞。修青为自己有这样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母亲而感到骄傲！母亲告诉修青，他父亲一直留在南洋做工，把辛辛苦苦赚来的苦力钱寄回家。可是近年来，父亲杳无音信，不知是死是活，寄去南洋的书信也石沉大海。修青是多么想念自己的严父，他老人家孤身一人在海外该是多么艰难，万一他病倒无人照顾怎么办。兄弟们商量后，准备在香港、大马、新加坡等地的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期待父亲能够看到或听到儿子们在找寻他的消息。离开香港前，母亲千叮嘱万吩咐，一定要儿子将儿媳妇和两个孙女带来见面。修青坚定的对着恋恋不舍地拉着自己不放手的母亲说：“阿姆，等你儿媳和孙女从上海回到我的身边，我一定会接你回广州城住，一定会给你和父亲一个最好的家！”。

1950年春节前夕，秀堂接到了丈夫托人捎来的信件。信中的内容充满对妻子和女儿的思念之情，他告诉妻子在香港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母亲和家人，希望秀堂向组织提出申请到广州工作，争取早日到广州团聚。秀堂与丈夫分离了几个月后才第一次接到他的消息，她立即把这个喜讯告诉了在上海总工会工人干部学习班当教员的七妹辉增。回家后，她对大女儿小米兴奋地说：“爸爸来信了，他特别想念小米和小麦，我们很快就去广州见爸爸，还要见爷爷奶奶！”小米好奇地问：“我们还有爷爷奶奶吗？我以前怎么不知道呢？”她高兴得拍起了巴掌，对着小朗弟弟大声地说：“我有爷爷奶奶啦！我要去广州见爸爸啦！”第二天，秀堂就向党组织递交了申请书。很快，她的申请就批准了。二女儿小麦经过医院一段时间的专业治疗后，身体恢复得很好，体内的肺部病变已经愈合并吸收良好，医生估计在２年内可以钙化。经过检验后，医生告诉秀堂再过二个星期，小麦就可以出院了。秀堂心里的大石头这才落地，小麦出院后，大家就可以一起去广州了。秀堂在这段日子里的工作更忙，几乎每天加班加点，回家的时间更少，她要争取尽快把手头的工作交接给其他的同志。

有一天，小米和小郎在院子里玩耍，只看见远处的天上有很多飞机，飞了一会儿就扔下了几枚炸弹，巨大的响声吓坏了他们。孩子们亲眼目睹了飞机投弹的情景，恐惧被深深铭刻在幼小的心中。这一天是1950年2月6日中午，台湾的国民党空军出动了飞机17架，分四批轮番轰炸上海市区，主要针对的目标是上海杨树浦发电厂、闸北水电公司、沪南水电公司等设施。在几次轰炸中，计投掷炸弹六十余枚，炸毁房屋一千多间，市民伤亡人数达一千三百余人，市区80％的工厂被迫停产。轰炸的当天，市长陈毅立即召开了市政府紧急会议，按照指令开足了所有发电机组满负荷运行，将电力及时输送到市区和浦东部分地区。上海电力公司馈电处安排了有限电力的分配，维持了重要用户和重要路段路灯的供电。电厂工人日夜抢修，仅42小时即恢复送电，确保了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稳定。上海市动员市民捐血捐物，辉增把她自己唯一的金戒指也给捐了。秀堂又是忙得几天几夜未归，小米在停电的日子里，更加思念妈妈，更加感到害怕，更加紧紧地依偎在七阿姨的怀里。

在新中国反对国外封锁斗争的紧张之际，国民党台湾当局曾多次出动飞机对大陆沿海城市狂轰滥炸。上海各电厂成为攻击的主要目标，多次遭到袭击。1949年10月8日中午，飞机轮番向电厂投掷炸弹36枚， 3台循环水泵均被淹没，部分厂房和设备被击中，储油罐被炸后流失燃油180余吨，迫使全厂停止发电。10月10日，又有数架飞机飞临江湾机场一带投弹轰炸，将埋设在该地区的33千伏电缆炸断。10月31日下午，飞机再次在吴淞地区狂轰滥炸，造成蕴藻浜以北的吴淞、宝山、杨行等地区全部断电。1950年2月6日轰炸了上海几间电厂后，2月20日中午，空袭紧急警报又在电厂上空响起，随之3批国民党台湾当局的飞机先后飞临厂区上空，共投弹20余枚。从1949年7月7日到1950年2月21日的半年多时间里，位于江湾军用机场附近的闸北水电公司电厂先后遭到蒋军飞机12次投弹轰炸。    在空袭的面前，电厂工人突击抢修被炸坏的电力设施，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发电生产，以最大的努力使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电厂职工同仇敌忾投入紧急抢修，在持续半年多的反轰炸斗争中，闸北水电公司电厂的广大职工不顾个人安危，夜以继日地积极抢修设备，为全市人民送上光和热。当时，共产党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非常明确和坚定，上海工人翻身后的阶级意识、光荣感、责任感也非常强烈，两者结合形成了一股无坚不摧、无敌不克的巨大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曲就成为了50年代的最强音。

陈毅市长在死难者追悼会上讲话

“二六”轰炸中闸北水电公司被炸情景

2月下旬，秀堂从医院把小麦接回家了。小米已经很久没有到见到妹妹，她高兴地看见妹妹总算出院了,可是妹妹的脸色变得灰灰的，两只眼睛肿得像金鱼眼。母亲在总工会的工作也交接完了，她专门留在在家里照顾着小麦，每天亲手煮营养餐给她补养身体。辉增每天上班东奔西跑，还要照顾家里，累得够呛。有一天，她得了急性阑尾炎，被送进了医院开刀。秀堂和弟弟任干急忙赶到医院看望七妹，看见七妹累得日渐消瘦的脸颊，做姐姐的很是于心不忍。当时，辉增的生活很困难，公有制的薪金很少，如果秀堂离开上海后，单靠她的薪金根本无法请保姆照顾家里的三个小孩。七妹在总工会工作，妹夫在虹口教书，两人的工作地点都离天宝路的家很远。以后的日子该怎么办呢？秀堂很替七妹着急发愁。任干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说自己的老丈人在扬州的行署工作，可以让他想办法将辉增一家迁到扬州中学教书，夫妇两人在同一间学校工作，可以兼顾家里的孩子，一举两得。秀堂和辉增一听，也觉得是一个上策。辉增出院后就决定举家离开上海，在任干的联系下，辉增和她丈夫都到扬州中学教书，孩子还可以放在托儿所。秀堂看见七妹的工作和生活有了着落，总算可以安心整理自己的行装了。

3月间，秀堂带着两个女儿和行李登上了南下到广州的火车。辉增和任干一直把姐姐送到月台，七妹是一个很容易动感情的女人，一路上眼泪流个不停。她多么舍不得离开亲爱的秀堂姐，多么舍不得离开那两个可爱的小丫头。秀堂一直强忍住眼泪，尽量不去正眼看七妹的眼睛。可是临别的一刻，两姐妹还是依依不舍地紧紧拥抱在一起，泪水像决了堤似地倾泻而下。秀堂哽咽着对七妹说:“放心吧，一到广州我就会给你写信，只要有机会我一定到扬州看你！你一定要保重身体！你一定要好好工作！”辉增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流着眼泪，不停地点着头。任干向姐姐伸出手，他们有力摇晃着紧握的双手，无言胜有声。火车的笛声拉响了，秀堂和两个女儿都扒在车窗口，她们向着亲人们挥手道别。小米边哭边喊：“七阿姨、二舅舅、你们要到广州来看我和妹妹呀！”小麦也伸出小手，用半咸不淡的上海话喊道：“再会----再会！”秀堂强忍着眼泪，在心里默默地说着：“再见了——我的亲人，再见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