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纪念延安中央党校学员任秀堂和叶修青的成长历程（十三）
十九 红旗飘扬上海滩
上海老照片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不久，“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又响彻了大江南北。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关内的各个战场上，向国民党部队发起了猛烈的进攻。5月12号，第三野战军发起了上海战役。身经百战的陈毅将军，遇到了他军旅生涯中的最特殊的一个战役：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既要解放上海，又要保存这座中国最大城市的建筑、工厂、电力、交通等设施。而陈毅所面对的又是这样的情况：蒋介石亲自督阵的20万守军；遍布市区内外的3000个美式碉堡，4000个钢筋水泥永备工事，一万多野战卫星工事，2万多颗地雷。面对着国民党军城防司令汤恩伯吹嘘 “比斯大林格勒还强固33％”的阵地。陈毅将军形象地把这场战役比喻为“瓷器店里打老鼠”。 不打坏瓷器又要打到老鼠，那只有将老鼠调出来打。
上海战役一开始，在粟裕将军指挥下，采用了双层钳形攻击的方法合圉敌人，三野采取各种策略，将市区的守敌调到了外围，从而逐步歼灭，创造了战争的奇迹。随后，解放军采取多路“快速跃进，勇猛穿插，迂回包围”的战术，从西、南两侧，向市区突进，将敌人分割包围在街巷之中。5月24日，地下党组织了全市人民保安队达6万人，并设立市和区的指挥部，统一建制，统一臂章，防止破坏，迎接解放。当日午夜1点，三路解放军一起胜利汇合，并向上海市区守敌发起总攻。人民保安队全体出动，接应解放军入城。5月25日，人民保安队为解放军作响导，协助解放军解除残敌武装，并向苏州河以北的闸北、沪东进军。英联船厂人民保安队迫使2800名残敌缴械投降，收缴的武器装满4卡车。当天，人民保安队总部进驻了外滩的海关大楼。是日，市区苏州河以南全部解放。
解放军进入上海，在街头露宿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将红旗插在了上海滩的高楼大厦上，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苏州河以南的上海市区宣告解放。这一天，解放军战士进驻了上海，为了不惊扰上海市民，他们不住民房，露宿街头。当清晨起床后的百姓们发现了睡卧在地上的指战员们，无不为之动容。中午，面对吴淞口依然顽抗的国民党守军，解放军为了不影响全市的生产生活，在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改用政治攻势，从内部瓦解敌人。敌军很快缴械投降。上海战役历时15天，歼敌153,000人，整个大城市基本上完好无损的解放了。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后，严格执行党的城市政策，避免惊扰市民，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赢得了广大市民的衷心爱戴。解放当天，上海市人民解放军的军管会正式成立，陈毅任主任，粟裕任副主任。第二天，上海市人民政府也宣告成立。
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之一。上海总工会诞生于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国民党军队查封。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下令采取应变措施，拆迁工厂，搬运物资，破坏设备。中共上海局决定充分发动群众，发展统一战线，开展反搬迁、反破坏、反屠杀、保护工厂企业、机关学校。各工厂企业建立了以中共地下党员、工协会员为骨干的纠察队，值班巡逻。4月间，上海铁路人工纠察队近1000人，保护了10余座仓库的器材物资完好无损；上海航联会组织纠察队，护船护厂护港；海关职工实行武装护关；电讯局、无线电台、电话公司等职工保证线路畅通、机器安全、生命安全；金融业职工保护行产，保护金库；工商各业职工积极护厂护店；电力公司、煤气公司、自来水公司和法电、英电、公交公司职工的护厂队，日夜值班守护，炮火声中水电煤不断，车辆照开。工人纠察队成功保护了工厂企业，迎接了上海解放的那一天。
5月31日，第一任市长陈毅参加了上海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那天下午，敲锣打鼓欢送职工代表参加大会的队伍接连不断，代表上海100多万工人的各业职工代表2300多人入场大光明电影院会场。陈毅第一次在上海的群众大会上讲话，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说：“上海的工人老大哥、老大姐们! 我们归队来了!”一句话说得许多人热泪盈眶，掌声、欢呼声骤然响起，久久地在大厅里回荡。陈毅一再告诫大家要正视困难，切不可高枕无忧：“不要以为解放了，今后就是一帆风顺，大吉大利，帝国主义从此老实，老天爷从此不闹灾荒，我们自己也从此不犯错误。那不可能。前途光明，但道路还会是曲折的。还要准备勒紧裤带，甚至要准备流血牺牲!”大会通过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宣布上海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会议历时3小时闭幕。上海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了24年的艰苦斗争，终于站了起来。
7月间，修青和秀堂随着东北解放军的干部队伍坐上了火车，几经周转后终于到达了上海车站。原来在东北军事工业总工会女工部担任任女工部长的任秀堂，身揣着上级党组织的调令，准备前往上海总工会接受新的任务。修青经过上级的批准，先护送妻子和两个女儿安全到达上海，然后再赶往广东接受新的任务。当一家人带着行李走出火车站的一刻，眼前人群熙攘的景象让小米和小麦看得愣住了，这两个小女儿一直随着父母亲生活在东北的兵工厂，工厂设在稀有人烟的农村。她们哪里见过这么多的高楼，这么多的人群，这么多的车辆。小米紧紧地抓住母亲的手，紧张得有点儿发抖；小麦也躲进了父亲的怀里，慌张地紧抱着父亲的脖子。母亲朝着女儿微笑着，安慰她们不要害怕。可是自己的脸上却按耐不住兴奋的神色，她带领着家人匆匆的往前赶。当走到街口处，她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地址，并招来了两部三轮车，憨厚的车夫们看见身穿着解放军制服的夫妇，就七手八脚的帮忙把行李和孩子放进了车内。两辆三轮车在车夫的踩动下，一前一后，一晃一悠地行进在宽敞的街道上。小米和母亲同坐在一辆车子里，这个小姑娘十分舒适的坐在摇晃的车上，她非常好奇三轮车为什么与自己坐过的马车不一样，怎么一点儿也不颠簸呀。当三轮车骑到了市中心，两排的楼房越来越高，天空越变越窄。小米抬头吃惊地望着一栋紧接一栋的高楼大厦，看着高耸不到头的楼顶。不好啦！那些压抑的摩天大楼在她的眼前不停地晃动，哎呀！她的小脑袋开始发晕了。秀堂紧紧地搂住晕车的女儿，嘴角露出微笑，心想：这个小家伙，没几天功夫就从山沟沟里一下跳到了十里洋场的花花世界，不晕才怪呐。
一路上，车夫不断地介绍着上海刚解放后的变化，秀堂饶有兴趣地倾听着，不时发问着一些关心的事情。车子走了好长的一段路，总算把他们送到了天宝路的一座两层楼的旧仓库门前，这就是秀堂的七妹任辉增的家。1940年间，她曾与秀堂姐在江西重逢，并在国民党19集团军宣传抗日。秀堂所在的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共形势的险境，应党组织的要求紧急撤离去桂林。为了减轻国民党军部的注意，辉增被安排留守，有待日后再与秀堂姐相聚。由于兵慌马乱的战争时期，她却从此与秀堂姐失去了联系，姐妹俩整整有9个年头年没有见面。就在两个月前，她接到秀堂寄到华忻坊70号老家的信，得知秀堂姐要随解放军部队到上海，她喜极而泣，随即将自己的新住址捎去了东北珲春。车夫们自豪的载送着解放军的一家子到达了目的地，三轮车还未停稳，他们就热情的朝房子喊开了：“有解放军客人来了，快来人开门呀！”闻声从二楼的窗户里探出了几个大大小小的脑袋，欢呼雀跃。大门打开了，从门里冲出了一个动作敏捷的纤瘦女人，她激动得几乎喘不上气来。秀堂看见了失散多年的七妹就在眼前，却梗咽得说不出话来。她们相互对望了好一会儿，不约而同的大声呼唤着对方的小名，激动地冲上前去紧紧拥抱，抱头痛哭。多少年的寻找，多少年的煎熬，多少年的等待，姐妹俩终于在上海重逢了！
话说七妹辉增在上海劳动妇女服务团撤离后就到了国民党51师演剧队。期间她只收到了秀堂姐报平安的一封信，后来军部有人悄悄告诉她，秀堂的来信和电报都被人扣下了。自此她与秀堂姐失去了联系，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42年的国民党反共高潮愈演愈烈，辉增毅然离开了51师演剧队，从江西步行到浙江丽水去寻找党组织。她按照秀堂姐之前的嘱咐，找到了原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党员秦秋谷后，才得知秀堂姐去了延安。她计划与秦秋谷一起等待机会去解放区，就先报名参加了丽水师营区抗日救亡宣传队，一方面解决食宿问题，另方面利用演剧队作掩护。不久，她就被人怀疑是共产党。为了预防不测，秦秋谷让她回上海等待她的消息。后因秦被国民党特务监视，也逃离了温州，失去了联系 。辉增寻找党组织的愿望急切，她怀着一丝希望与未婚夫郑贤舟同行去南昌，要找秀堂姐嘱咐中说的另一个党的联系人。由于他们没有通行证，刚到江西赣州就被警察局关押了一个月，后来警察局同意交保才释放了他们。他们在茫茫的人海中不断寻觅党组织，历经了无数艰辛。一天，辉增在街上看见了原同一组织的党员殷素琴和一位男人同行，她急切地上前打招呼，殷却扭头躲避走了。顿时辉增的心里凉透了，她多年寻找党组织联系人的希望已经彻底破灭。她与郑贤舟在赣州结了婚，抗战胜利后他们回到了上海，家就安在离国民党海军鱼雷仓库不远的天宝路，依靠做手工活维持生计，但辉增的内心始终相信，总有一天我会见到秀堂姐……我的党小组长。
上海解放前夕，解放军兵临城下，上海工人们都在开展“反破坏、反迁移、护厂护店”的斗争，辉增夫妇俩也想为上海解放做些有益的工作。他们的家离国民党海军鱼雷仓库很近，从家里的窗口就可以看见鱼雷仓库的情景。于是，他们决定日夜观察仓库里的动静。有一天，他们终于监视到了国民党士兵在鱼雷仓库里慌慌张张转移仓库物资的情景。上海刚解放，他俩冒雨找了两三天，终于在上海新亚酒楼找到了解放军主管海军事务的军代表，向他们反映了鱼雷仓库的事情。军代表听了他们的汇报后，派了几名解放军到他们家里了解情况，只用了几天的功夫，解放军就在鱼雷仓库的地底下挖出了大量的军用物资。一天，海军司令部派了两位同志到家里，对辉增夫妇说：“你们立了功，政府要奖励你们。”他们认为是应该做的，不肯接受奖励。解放军同志坚持地说：“立功者受奖是党的政策，你们为上海解放作出的功劳，一定要接受。”当时，站在一旁的弟弟任干也劝他们接受下来。任辉增和郑贤舟立功受奖的事迹在上海的《解放日报》上刊登了。他们为上海的解放做了一点有益的工作，还得到了党的充分肯定，让辉增感到万分的欣慰和激动。
秀堂第一次见到了七妹的丈夫郑贤舟，他长得粗眉大眼，仪表堂堂，憨厚诚实，善良热情。辉增夫妇当时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大儿子5岁，名叫小郎，长得俊俏乖巧；二女儿3岁，名叫秋秋，长得美丽可爱。辉增也是头一回看见了南方人的姐夫叶修青，个子不高，精力充沛，性格开朗活跃，好奇好动。秀堂姐的两个女儿，一胖一瘦，一白一黑。小米比小郎大1岁，小麦与秋秋同年。辉增看见小麦一直带着一个大口罩，就心疼得要命，孩子这么小就被病魔折磨得遭了罪。秀堂向七妹简单陈述了小女儿的肺结核病情，并准备联系大医院为她治病。虽然小麦的肺结核病已受到控制，但还是怕会传染给别人。于是，姐妹俩商量后，就把楼下的一个房间单独给小麦住，将小小年纪的女儿在家里实行隔离，也实属无奈之举。幸好小麦乖巧听话，长时间的养病隔离措施，竟让她的性格变得格外的独立。辉增考虑到小米已到上学的年龄，决定过几天让她与小郎一起上小学，学堂离家不远，走过两条小田埂就可到。小米听说可以上学，兴奋得满屋乱窜，她带领着七阿姨的两个小弟妹又唱又跳，尽情发挥她在珲春时当小孩儿头的才干。饭后，秀堂姐妹俩在一起有说不完的知心话，辉增急切的向党小组长秀堂姐汇报了自己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十年的坎坷经历，秀堂姐安慰她说，像你这样与党失去联系的人很多，由于时间太长了，要恢复党的组织关系不容易，但也不要着急，总是可以恢复的。交谈中，辉增才知道秀堂姐1940年底去重庆后，曾向邓颖超大姐请示过她的情况，邓大姐同意秀堂通知她一起去延安。遗憾的是她一直未能收到秀堂姐的信，又与党组织长期失去联系。辉增感叹自己在没有党组织的日子里，命运变得更加坎坷不平。
辉增告诉秀堂姐，父亲和宁波继母在抗战胜利后已经从重庆回到了上海。父亲任彩宏年轻时曾在监狱里作过狱卒，他为人侠肝义胆。有一次，一个上海商人因冤屈入狱，他在深表同情之际，还在狱中照顾了他。这个商人出狱后非常感谢他，并把他带到了上海谋生。他进了英商开办的电机厂当学徒，凭着聪明好学刻苦耐劳，很快就成为了一个手艺高超的工人，月薪高达七十块大洋。当时上海的电机技师很吃香，他们被人称为“外国铜匠”。后来有一个朋友要开电机厂，就极力邀请他帮忙经营。他看重的是华商自己开办的工厂，就十分仗义的应允了，毅然辞去了英商发电厂的高薪职务。这个朋友除了支付给他薪金外，还口头承诺给他拥有工厂的干股。虽然他们之间的约定没有用文字签订下来，但他基于对朋友的信任，倾注全力为华商建立了一间发电厂，还越做越好，越做越大，成为了颇有名气的“上海华生电机厂”。他的顶尖技术成为行内的抢手技工，一些厂费尽心机想用高薪挖他过档，他却没有二心过。回上海后，他安排已婚的大儿子任寿山的一家子住在华忻坊70号的正门楼上下；小儿子任建民夫妇也住进了华忻坊老家的后门楼上下，父亲和继母就在离厂房不远的区域租了一处房子，他每天风雨无阻的去工厂上班。
秀堂得知日夜想念的父亲就在上海，她急不可待的要连夜赶去父亲的家里探望。在七妹的领路下，修青拉着小米也紧随着妻子上路了。当老父亲看到心爱的女儿秀堂带着女婿和孙女走进门的一刻，他激动得老泪纵横。自从秀堂离开重庆后，父女两已有7年未见。他除了得知秀堂在延安结婚的消息外，还托人给女儿捎去了一些钱币。由于国统区钱币严重贬值，秀堂收到这些钱后仅够买了些面条和红糖。那时父亲的心里没有一天踏实，每天都在国民党的报章上寻找有关清剿共产党的消息，揣测着共产党的形式和去向，十分担心女儿的坎坷命运。未曾料到，共产党居然在抗战胜利后的短短几年里，兵贵神速地取得了全中国的胜利。他惊喜地看到眼前的秀堂满脸沧桑，意气风发，英姿飒爽地回到了上海。当少年老成的女婿向岳父致敬，小孙女甜甜地叫了一声“外公”后，他抹去了脸上的一把眼泪，乐呵呵地抱起了胖胖的外孙女小米，慈祥地抚摸着她的脑袋瓜。然后喜形于色的冲着宁波妻子喊着：“快上好酒来！多做一些下酒菜，我要和女儿女婿喝个痛快！哈哈-------”。父亲红光满面的一杯接一杯痛饮着香浓的黄酒，嘴里嘟噜着发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他讲的都是近期发生在上海的新鲜事，问的都是共产党新政权的主张到底是什么？新中国将会变成什么模样呢？修青很喜欢老岳父耿直豪迈的性格，这个女婿不厌其烦地解释着他的疑问，他说共产党就是要解放穷苦大众和工人阶级，要建设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老岳父听着听着入了神，心中充满了新的期待，那就是工人阶级和穷苦人民所梦寐以求的国家！夜深了，当岳父得知女婿后天就要赶去广州接受任务时，他的心中万般不舍，当即约好明天晚上到华忻坊70号老家里，让秀堂的一家子与亲戚们见面聚餐，也好为女婿洗尘和送行。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那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
秀堂参加抗日战争后南征北战，随后又跟着共产党闯北走南，十二年后重返故乡上海。她以主人翁的姿态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一种共产党员顶天立地的自豪感涌上了心头，她的心情甜酸苦辣，激情澎湃，默默发誓：要为上海的工人们和父老乡亲们争气；要带领着工人阶级跟着共产党干革命；要让穷苦的工人兄弟姐妹们过上美好幸福的日子；要让全世界看到中国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要让革命的红旗永远飘扬在新中国的天空上。
这一天，辉增找来了一个嬢嬢在家照顾有病的小麦，这孩子甚少耍蛮哭闹，每天在房子里自娱自乐。黄昏，辉增全家拖儿携女与修青父女坐上了有轨电车，小米一路上见识了叮叮当当的大电车，兴奋得眼睛不够使唤。他们在临青路下车后步入了华忻坊的大弄堂。秀堂的父亲自年轻就来到上海谋生，在此一住就是几十年，她的兄弟姐妹都是在这里出生、成长、读书、做工。秀堂的生母很早就生病去世，大哥任寿山在电车上做售票员，大嫂年轻能干，挑起了长嫂为母的担子。小弟娶了一个心灵手巧的纱厂女工，弟妇每天忙着看管纱锭机，今天特地请了假在家。为了招待远道回家的秀堂一家子，妯娌俩花费心思做了一大桌可口的本帮菜。大堂屋的四仙桌上摆满了瓜子、榛子、云片糕、绿豆糕、花生糖、五香蚕豆------，这些五颜六色的甜点引得乡下来的小米直咽口水，她和小郎贪心地抓了一把又一把。外公和舅舅们看着可爱的孩子们开心极了，大家都叫他们多吃一点儿。小米觉得上海太好了，可以吃到这么多的糖，她不禁想起那次将妈妈给妹妹治病的糖块吃掉了，还挨了一顿好打。她跑到父亲面前，将捧在手中的糖果交给爸爸，说：“这些糖我舍不得吃，我都带回家给妹妹治病吧！”修青看着可爱懂事的女儿，心里有说不出的温暖。岳父热情的让女婿修青坐在四仙桌旁，大家边喝茶边聊天，等待着秀堂回家。
邻居们早已挤满了门口凑热闹，叽叽喳喳地议论不休，说起秀堂的生母在世时是一个菩萨心肠的好人，一向乐于助人。谁有急难救助，她总是豪爽地掏口袋借钱给人家。如果口袋没钱，她也会去当铺当自家的衣物再把钱借出，受过她恩惠的人不在少数。当她过世时，前来为她送殡的人络绎不绝。秀堂秉承了母亲的血脉，有求必应，慷慨解囊帮助了不少的穷姐妹们。杨树浦华忻坊是一条工人集居的大弄堂，是上海所谓的“下只角”的狭窄弄堂，模式一样的两层楼房排列在两侧，里面又杂又乱，密密麻麻住满了在日本纱厂做工的工人。当初秀堂参加了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去淞沪抗战的消息就轰动了杨树浦一带。大家都夸奖秀堂的生母生了一个女中豪杰，就像花木兰从军一般让人敬佩。现在听说秀堂要回家，大家都想亲眼目睹久违的抗战女兵和解放军女干部的风采。不久，弄堂口想起了一阵喧闹声，一群纺织女工熙熙攘攘地簇拥着秀堂往家里走来。就像欢迎凯旋的女英雄。秀堂热得满脸通红，她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的姐妹工友们和邻居们在迎接自己。走到家门口时，秀堂停下了脚步，她向大家挥了挥手，大声地说：“大家好！抗战胜利了，上海解放了，我也终于回家了！你们的热情我心领了，先让我与家人见面，我很快就出来与大家相聚！”话音一落，秀堂精神抖擞地向围观的群众敬了一个军礼，大家以热烈的掌声回应了她。
上海杨浦区的弄堂
亲人们见面时的亲热劲就不用说了，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餐桌正中摆放了一个锡制的暖锅，火红的焦炭将锅里的汤水烧得直冒泡泡，大家围着桌子旁吃着香喷喷的蛋饺。嫂子和弟媳在楼梯底下狭小的灶坯间，忙乎着全家人丰盛的饭菜。小米和小郎在窄窄陡陡的木楼梯上攀爬，脸贴着阶梯登上了小阁楼，这就是当年秀堂藏匿了一个遭受日本工头追捕的罢工女工的地方，时间一晃就是十几年。饭桌上，大家最遗憾的就是大弟任干没能回家团聚一堂。话题说起了大弟任干，他从小就耳闻目睹了洋人和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压迫，心中早已滋生了对剥削阶级的仇恨，对穷苦劳动人民的同情。在秀堂姐和辉增姐的影响下，他年纪很小就帮助姐姐们站岗放哨，张贴标语，为工人罢工运动做了一些事情。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飞机轰炸上海，老百姓纷纷逃难，许多工厂外迁，任干和小弟建民也随父亲迁厂到武汉。他在武汉遇到秀堂姐后便离开了父亲，参加了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1938年4月，他在湖北党训班加入了共产党，同年参加了“新安旅行团”，在武汉、桂林、长沙等地从事抗日宣传，走上了唤醒民众，呼吁团结一致抵抗侵略的征途。自从他患了重病后，秀堂姐就到桂林带他回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所处的国民党19集团军中休养，并安排他参加了无线电报班的学习。一般人学无线电技术需要3个月，他只用了3个星期就学会了，服务团的女兵直夸他聪明。秀堂姐随劳动妇女服务团撤到桂林后，任干则留在在74军受训。没多久，他收藏的一本进步书籍被人发现了，国民党怀疑他是共产党。任干得知消息后，就机灵的提前逃脱了。皖南事变后，他找到了新四军一师，从事文化宣传工作，担任了文工团团长。上海解放后，他随解放军部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城，一师文工团也进驻了南京，参与见证了解放上海、南京的胜利时刻。自1940年开始，任干以笔为枪，开始写作和发表他的作品。他经历过多年的抗战和解放战争后，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以及对战争的残酷性都有深刻的体会，他成为了从事文学创造的革命作家。上海华忻坊70号的工人家庭里，同时产生了两个解放军干部。这可是华忻坊弄堂里的大喜讯，左邻右舍都为此感到无比的骄傲。
入夜后的弄堂里，各家各户都在自己的门前摆开了躺椅竹凳乘凉，巷子里到处响起了拍蚊子的扇子声，左邻右舍七嘴八舌地闲聊着秀堂家的喜事。漆黑的夜晚，唯有华忻坊70号的灯火特别明亮，暖意浓浓的亲情都围绕在秀堂一家的身上。修青虽然听不懂上海话，但却深感家人们的亲密无间。晚饭后，灶坯间就成了浴室，弟媳为小孩们在大澡盆里洗去了一天的汗水。她拿出了这两天赶制的漂亮小衣服，分别套在了小米、小郎和秋秋的身上。老父亲向大家讲起了家史：“你们的祖父居住在江苏省宝应县，他们是穷苦的农民，生下了我，哥哥和两个姐姐。有一年遭遇大旱，在家乡无法生活，祖父母收拾了全部家当，连孩子挑了一担，拖儿带女的逃荒到了镇江。他们租了田地，以农为生。后送你们的伯父学打铁匠，另送我去学中医。我受不了师傅的打骂，15岁就私自一人逃到了上海谋生--------。昨晚，秀堂和女婿给我讲了许多新的道理，我虽然没有全部弄懂，但是，我听懂了共产党是穷人的救星。秀堂回上海也是为我们工人和穷人做事，我们全家人都要支持她的工作！”
秀堂生怕外面的姐妹们等得太久，她饭没吃饱就跑到弄堂外。这一带的纺织女工不但没有散去，闻讯聚集的人群越来越多。秀堂是一个久经锻炼的组织能手，她干脆临场发挥，宣传和鼓动群众，号召工人们要团结起来，保护好工厂的生产设施，防止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破坏活动，工人纠察队要保卫革命胜利的成果。她向群众讲解了许多共产党的政策，要大家依靠工人阶级，建设一个崭新的新上海。秀堂的演讲赢得了工人们的一阵阵掌声。夜深了，大家才依依不舍的离去，满怀着信心迎接新中国的未来。半夜已过，孩子们都熟睡了，秀堂一家和辉增一家只能将就挤在堂屋的地上休息。秀堂兴奋的无法入睡，修青明天一早就要出发去广东。他们早已商量好，只要修青在任何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就马上捎个信到上海。不管丈夫在天涯海角，妻子承诺一定会带着两个女儿与他团聚。夫妇俩在黑暗中手握着手，一夜无语。在秀堂的心里，有丈夫和孩子的家才是最完整的家，家是她心中最温馨的港湾，最重要的归宿。清晨，弄堂里的每家每户都忙着倒粪刷马桶，一阵阵响亮的刷马桶声惊醒了修青，他抬头看见窗外天色已明，该回辉增家取行李起程了。修青与妻子珍重告别后，他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上海解放后面对的紧迫课题，就是如何恢复生产。由于上海工人英勇护厂的结果，使得蒋匪帮余孽破坏工厂的阴谋遭受严重的打击。但是尚有部分工厂遭受了蒋匪帮的破坏，再加上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对上海的经济封锁，致使复工增加了不少困难。在工人阶级的配合下，财政经济接管会顺利的接管了清点工作。解放初期，上海各业的工人们迅速开展了抢修被破坏的工厂。天利氮气厂的工人冒着浓烈的阿木尼亚气体，将被破坏的氢、氧气混合柜、高压气管修复。协兴织厂的工人把150吨重的机器从仓库里搬到厂里，手上流着血的工人兴奋地说：“为了早日复工，我们吃点小苦算什么。”吴淞煤气厂被破坏的十分严重，马达被焚毁，烘箱扯散了，几百具用户煤气表被匪帮拆下盗卖。工人们面对厂里的凄凉现象，仍然日以继夜的工作，35天后修复了呆滞的机器，窒息的烟筒冒烟了，用户的煤气恢复了。上海电力公司开着插了紧急抢修红旗的车辆，从早到晚在市区内抢修电缆，就连下雨天也继续工作，他们穿着湿衣带着皮手套，冒着漏电的危险不停地工作。渔林管制委员会的工人在20天内打捞起18只渔船，并对船只进行修复生产，使得全市的食鱼得以供应。江南造船厂组成了强大的抢修队，一个星期内就把厂中被破坏的设备修好，工程师估计一座被破坏极严重的船坞需要3个月才能修好，可是工人们只用了一个月就把它修复了。在执行市政府制定的劳资两利政策后，工人们发挥出高度的抢修热忱，复工使得被敌人摧毁的工厂又重新站立起来。 没有被破坏的工厂大多在上海解放当天就复工了，沪西区除了第五棉纺厂外，所有棉、毛、麻纺织厂的工人都持续上工去了。沪东区的中纺十、十二、十四、十六、十七等厂把机器发动了。纱厂有申九、申二、信和、统益等厂在解放前后均未停过工，工人们以坚持工作的镇定态度来迎接上海的解放。解放的次日，市内公共汽车百分之七十恢复了行驶。在炮火声中，工人们英勇坚持岗位，市内的水电供应从未中断过。在铁路工人的积极工作下，京沪铁路迅速通车了，车次不断增加。迅速复工的事实给社会秩序稳定带来了极大的供献，上海工人以极大的热忱来迎接自己的解放。
秀堂开始了忙碌的工作，经常要加班加点，有时好几天都不能回家，就住在上海市总工会的招待所。她专门请了个保姆照顾有病的女儿小麦，不允许小米进去妹妹的房间。每当小米姐姐出现在房门口，妹妹都会高兴得又跳又叫。辉增家住在上海的郊区，地点偏僻荒凉。她关怀备至的照顾着秀堂姐的两个女儿，可是小米还是想妈妈，如果晚上醒来看不到妈妈，就会大哭一场。每天一早，小米和小郎就背上书包，蹦蹦跳跳地走过窄小的田埂上学，下课也一起结伴回家。表弟是小米的玩伴，他胆小害羞不爱说话，成了小米欺负的对象。小米像个小大人似的处处管着他，看见他有什么毛病就向七阿姨告状，可是小表弟从来不生气，站在旁边还憨憨的笑着。
秀堂除了开大小会议和具体工作外，她还写了一份报告给上级领导，要求安排自己的小女儿到专科医院治疗肺结核病。这是她的一大块心病，如果不能尽快给小麦治病，将来的后遗症就会影响女儿的一生。组织上很快就有了批复，不但为她的女儿联系了住院的地方，还同意为她支付一切医疗所需的费用，秀堂对组织上的感激之情不言而喻。母亲送小麦进医院的那天，小米哭着喊着非要去医院，她怕妹妹进了可怕的医院就回不来了。最后母亲答应过两天带她去看妹妹，小米才肯罢休。小麦终于被送进了一间医疗设施齐备的高级医院里，那里有着医术水平高超的大夫。经过一连串的病理测试，检验结果对小麦的病情有利。为了断绝肺结核的病毒，她仍需要继续治疗一段时间。秀堂没有对小米食言，两天后就带她去医院看妹妹。她们一到病房就要换上医院的衣帽，只允许站在窗外探望小麦。小米看见妹妹的床头上方吊着好几个瓶子，还有一些长长的管子插在妹妹的身上。她一动不动，不哭不闹，乖乖地躺在雪白干净的病床上。小米害怕得直发抖，她颤声地问母亲：“妹妹会死吗？”母亲笑着安慰她说：“妹妹的病会好起来的，她很快就可以和你一起玩了，我们会一起到广州见爸爸的。”打那天起，小米就像看到了希望，她真是太想念爸爸了，自此每天都要问：“妹妹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呀？”
8月间，任干和新婚的妻子孙家琮身穿着解放军军服，风尘仆仆地从南京调到了上海，任干担任了上海市委文艺部艺术处的副处长。他从家人处得知秀堂姐住在上海总工会的招待所，就直奔过来看望自己心目中最敬重的四姐。当任干见到秀堂姐时更是感慨万分，四姐就是自己走上革命的引路人。姐弟俩分别多年后再相逢，兴奋得互相述说着离别后的遭遇。这时，七妹辉增也来到招待所看望秀堂姐。三个姐妹兄弟难得在一起团聚说话，他们回想起那时在江西团聚时的经历，庆幸大家还能活着见面，活着看到上海和中国的解放。可是辉增的心情却相当沮丧，因为她与党组织长期失去联系，党员的身份至今仍不能恢复。秀堂姐对七妹说，过去在女青会补习夜校的纱厂女工杨阿珍急着找我，她在抗战期间与党失去了联系，想让我帮助恢复党的组织关系，可是时间太长了，恢复不容易。秀堂又征求七妹的意见说：“你是争取先恢复党的组织关系，还是先工作锻炼一段时间，再解决党的关系问题？”七妹回答说：“还是让我先工作一段时间后，锻炼锻炼。”秀堂姐笑了，辉增从她的笑中看出姐姐也是这个想法。弟弟任干也说：“先工作锻炼一段时间是对的。”辉增也决心放下手中的针线活，从家里走向社会，在革命工作中磨练自己，争取早日重新投入到党组织的怀抱中。
秀堂将七妹辉增的情况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在组织的同意下，安排了辉增在上海总工会的组织部工作。姐妹俩同在一个工作单位里互相照应，她们废寝忘食的日夜工作。当时，有部分私营工厂因各种原因不能复工。有的资方在原料和资金方面确实有困难；有的资方对新民主主义的工商政策顾虑太多。总工会协助大家群策群力，工人们对这些厂的复工起了推动作用。他们以主人翁的态度关照着资方的困难，有的工人把自己的薪水四成到七成存借给资方；中南电器厂的工人愿意无报酬的帮助资方；私营永进机器厂的工人愿意无薪复工，等资方经营情况好转才支取薪金；大东南厂的工人自动减薪帮助资方复工。甚至有的工人不厌其烦的向资方解释劳资两利政策与工业发展的前途，以政策来说服督促资方复工。劳方坚持要求复工的态度，打消了资方的顾虑，愿意把全部资金用来发展生产。秀堂要经常接待各厂的工人代表，倾听他们的苦衷和困难，还要亲自带领工作组的同志们下厂解决许多实际问题。总工会的工作进行了几个月后，收到了很大的成效。上海工人以新劳动的态度坚持在工作岗位上，正确执行劳资两利政策，完成了恢复生产的艰巨任务，为上海建立革命新秩序做出了极大的稳定作用。
《解放日报》在上海解放的第二天就诞生了。从那天开始，《解放日报》就集中宣传了上海各级工会的成立，关注着上海工人积极参与接管企业，记录着工人们的抢修复工行动，讴歌着工人阶级的每一项新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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