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的投票登记员想把我从投票人名单中“踢”走：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信，解释说我所在的城镇已不再认为我居住在它的边界内。因此，如果不迅速作出答复，我的投票登记将会被取消。

      极为有趣的巧合是，这个通知到达时，正好是我就一些“貌似有理”的原因建议人们不要去投票的专栏文章发布之后没几天。如此重大的一个决定现在降临到我头上（尽管出于政府管理上的疏忽），看起来仍是一个探讨关于“有眉有眼”理由投票的有利时机。

      在上星期的专栏文章里，我首先点出经济学家Gardon Tullock在他Famous Claim 里所言：投票是一项在时间上的拙劣投资。你花时间在上面，而事实上你的投票起不到任何决定性作用。其次，我写上了我父亲的观点：候选人虽然在重要议题上是正确的，但仍不值得当选-因为他的选战内容中充满了激情式的呼吁和一大堆的对手清单。

      那么，对这样不同的观点都有什么争论？

       让我们从Tullock（还有其他许多经济学家）的辩护立场开始。“一个单一投票几乎不可能改变什么”，在一个全国性的选举中，会有成千上万的投票者，显然他的说法是对的。不管我的个体热情在表达上有多么强烈，还是无法相信我这一票能有什么决定性意义。

      然而，这不意味着我的投票是毫无价值的。2008年大选之前不久，经济学家Aaron Edlin，Andrew Gelman及Noah Kaplan等发表了一篇有价值的论文，他们争论的是：投票或许是具有数理性（从花费-收益角度）的。

      文章先大致估算投票可能会给选民带来的好处，然后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出来一张选票的合理价值。他们假定这个国家有三亿人口和一亿选民，进行“赢者通吃”（Winner-take-all）的选举。他们估算每五百万选民中有一个关键选票。 如果你所在的党获胜，将给予每位公民1000美元价值的利益。用这些数字，就可以算出你的选票预期值是：

300,000,000 x $1,000 x (1/5,000,000) = $60,000

一张选票6万美元！

        和投票所花的时间来算，这真不是一个糟糕的预期值。

      可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只有当选民可以有把握地估计赢家将提供三千亿以上的好处，这个数学计算模型才能成立。信守承诺的党派无可置疑， 但有的人可能就不那么肯定。

      此外，每五百万中就有一个的关键选票的计算，也是颇为乐观（指高估）。Edlin随后在 2012 年发表的文章中，估算（基于Nate Silver 所做的一万个模拟选举）每六千万中才有一个的关键选票。 （对于四个摇摆州 ，：新墨西哥、 维吉尼亚、 新罕布什尔和科罗拉多的居民， — — 这个概率是更接近于每一千万中有一个。）

      这篇2008年的文章认为，我们应该把投票作为一种慈善/捐赠行为，这是为我们民众们做的，而不是为我们自己。我认为作者的结论是正确的，但理论是错误的。的确， 最佳的选举应该被诠释为一种慈善/捐赠行为，而不是为我们所希望给予的有形的，可衡量的利益。投票，应是我们于民主进程本身信念的一种象征。

      60年前，经济学家Anthony Downs 在他的《民主制经济学原理》（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中对此有这样的著写：投票本身的回报与正确投票的回报不是一样的-就是说，投一张选票的价值与谁赢是独立的问题。多年以来，观察家们对把投票拥有量作为主要象征性重点具有争议。

      问题是，什么才是象征？

      Downs认为，投票本身是一种对民主制度的贡献：通过投票，会有赢或输，我们避免可能出现的“惨败”-这也是选举制度本身应该“磨碎”阻止的。这样或许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会报答那些参与者。在选举时期，那些“我投票了”的翻边儿贴纸透着骄傲的褶旧。这里充分证明着一个现实：一些研究表明，投票是有着荣誉上的受益。换句话说，我们很乐于能够告诉我们的朋友们和同事们：我投票了。

      但为什么？让我们陈述一个自相矛盾的理由。投票，于其最佳方面，象征赢的欲望比输的愿望少。投票是一个我们通过它，把我们无比关爱的信念摆上民主制度圣坛，向另一方说明的一个历程。“我愿意把握我的这个机会，如同你”。投票展示尊重，既对我们的民众（包括我们反对的那些人），也对这个能够，经常可以为我们赞赏的政治家们“清理”办公室的选举制度。

      当然，如果投票是一种牺牲行为，那么每个人就要不得不放弃一些东西。今天民主制度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担责党派通过条例，或法院裁定或政府法律，将尽可能多的重要问题“拿下桌面”-从而限制对手借此获得优势的趋势。

      （基于某些原因，以下文字不再翻译。全文翻译仅供参考，仍存在专业疏漏。敬请见谅！）

       It's easy to understand the temptation to set one's own beliefs in stone. And in a just society, some questions should not be put to a majority vote. But the number of such questions should be small. Because every time we remove another contested issue from the reach of electoral politics, we weaken the argument in favor of voting. After all, why should you lay your cherished convictions on the altar of politics if I won't do the same?

      或者，把这个问题落到实处：我应该让镇政府取消我的选票登记吗？请留下您的尊贵意见。

     作者简介：Stephen L. Carter ，Bloomberg View 专栏作家，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He was a clerk to U.S. Supreme Court Justice Thurgood Marshall and for Judge Spottswood W. Robinson III of the U.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Circu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