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这首龚自珍的《己亥杂诗》如今被一些学者借用形容此次“千人”的引进。他们期待“千人”归来不仅能提升国内科学的研究水准，更期望带给中国科学更为深刻和长久的影响――甚至，对于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发生影响。

 

但随着“千人”回国服务时间的“降格”，使得学界对于“千人”的未来走向变得担忧起来。

 

 

3月2日，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专项办公室给已入选的第三批“千人”下发了一份通知，其核心内容为选择参加项目类别：目前实施的“千人计划”分为长期项 目（简称“千人计划”A类）和短期项目（简称“千人计划”B类）。A类面向能够全职回国的海外高层次人才，B类面向连续三年每年能够在国内工作2个月以 上、非全职回国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如果暂时不能全职回国，但三年内每年能够在国内工作2个月以上，建议选择转入B类。

 

一位不愿具名的国内某高校人事部门负责人说，这项政策表明已经招聘的“千人”可以在不能实现全职回国的情况下转成B类。而一些关心“千人计划”的学者则认为，这一政策或许意味着将来的招聘也会照此执行――将出现每年回国效力时间短至2个月的“千人”。

 

身为“千人”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昆虫学教授刘同先告诉《科学新闻》：“‘千人计划’入选人员应该只是全职的。对那些不能全职回来的，建议可称为‘XX讲座教授’或是其他形式，不一定要用‘千人计划’。如果按目前的A和B用相同名称，‘千人计划’的吸引力会逐渐减弱。”

 

“当然，如果国家实施‘千人计划’的初衷就是要吸引可以回国2个月的海外学者的话，那是当时我就没有理解好，或是我没有被告知清楚。”刘同先说。

 

对于此次变更的原因，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推测是一种“亡羊补牢”，他在其科学网的博客中写道：“国家很可能发现有些单位和个人，实际不能做到承诺。当有很少这样情况时，完全可以开除，但是如果较多时，作为掌握全局政策的人，可能出台折中的解决办法。”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莱文国际关系和商务研究生院高级研究员曹聪则猜测，之所以增加一个B类，一是中国确实缺乏并急需人才，国家认识到人才对国家发展的紧迫 性；二是迄今为止“千人计划”所吸引的并不都是真正的人才，鱼目混珠，泥沙俱下；三是海外真正的人才对于全职回国工作尚缺乏信心，他们需要一段时间来过 渡。

 

饶毅也注意到，“确实有些海外学者，到国内占便宜。丧失了原则，道德标准较低。而且从开始申请就和国内单位串通好了，欺骗国家。”

 

在复旦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陈良尧看来，目前国家对“千人计划”政策的目标很模糊，出台比较匆忙，有走一步看一步的特征，缺少政策的科学性、连续性和合理性，缺乏前期细致的调查研究。

 

此前就有学者表示，要按照高标准――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重点引进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实 现1000人或2000人的招聘目标并不现实。饶毅估计，在海外的生命科学正教授中，能符合标准（回国后能开展和世界一流大学较好的科学家一样的工作） 者，大概不到20位，也许不到10位。

 

曹聪从职业发展的角度分析说，最优秀和最杰出的留学生回国工作的机会成本太高；效率低、人际冲突的不习惯、怕失去与国际科学界的紧密接触等等。这表明，单纯依靠金钱很难使得高水平的学者全时回国工作。

 

事实上，在已经完成的招聘中，已有学者透露，一些“千人”并不见得水平很高。“现在招聘回来的‘千人’中，就已经是参差不齐，也许国家考虑1000人中有几百人是真本事的，就满意了吧。”陈良尧推测。

 

对于“千人”回国服务时间的“降格”，目前还难以获知各个招聘单位的普遍反映，这项政策的负面影响还没有显现，但饶毅表示，北大生科院已经决定“用‘千人计划’主要是引进全时回国工作的教授”。

 

 

对于已经回归的“千人”来说，遭到国内学术界的批评并不鲜见，其中包括了对于施一公的吹毛求疵甚至是不公正的指责。

 

曹聪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对海归而言，国外资历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关系更重要。因此，只有与政府官员和拥有资源分配能力的人有紧密关系才能够成功调适，甚至取得巨大的收益。

 

北京大学一位知名学者在接受《科学新闻》采访时表示：中国的科学家当选院士的标准，低于在美国一流大学终身教授职位的标准。陈良尧认为，“千人”的回归无 疑会对现今的院士体系形成挑战，如果院士评选的大门可以向他们敞开的话。对于不少在国内生存了几十年的科学家，既懂得点科学，又懂得管理，还懂得怎么对付 上下级。“千人”和这个不以学术成绩来评判的关系体系是不相容的。

 

“千人”可能遭遇的困境还来自课题经费申请上。几十年来，科技部的“973”“863”的成果与其资金的投入很不成比例。以全新模式建立的北京生命科学研 究所，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和国内的课题申请体系隔离，不参与国内的课题申请。饶毅承认，他们在申请课题的时候几次吃了闷棍。曹聪认为，这些新海归不知道中国 科学界的游戏规则（在处理学术腐败等方面，甚至是没有规则可言），从而变得难以生存。

 

“千人”在学术方面也存在一些顾虑，例如，有可能找不到高水平的同行；国内学术评价注重短、平、快，不允许失败，不鼓励前瞻性思考，急功近利的氛围有可能 对他们的科研造成实质性的伤害。有些“千人”同时担心，在和国内同行的评价上是否会一视同仁，是否会遵循国际通行的评价规则。

 

不断出现的学术腐败案件、有的甚至牵扯到已经回国的“海归”，这也使得“千人”对于中国惩治学术腐败的力度产生怀疑。

 

尽管从国家层面的确希望借助经济危机，吸引人才，但是国家呼唤高层次人才，某些单位的领导（他们本人也可能是“海归”）并不见得真心实意地欢迎那些在学术上超过自己的人回来。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有些人甚至不希望杰出科学家到他的单位工作。

 

 

刘同先说，“千人”的归来会在较短的时间内，提升相关学科的水平；带出一批年轻人才；重要的是带回一些先进经验和理念。而“千人”究竟会在怎样的层面发挥 作用，他认为取决于入选人员的位置和位子：“每位入选人员所产生的影响会很不同。比如，在大学进入校院管理层的，他们会影响到他们所管理的单位。”

 

陈良尧推测，通过“千人计划”形成优秀人才的积聚效应来对抗和平衡已蔓延于中国科技界的各类“不法”利益集团，很可能是出于另一种潜意识的科技政策考虑，也是中国缺少自我修复功能的科技体制的另一改革思路。

 

但目前“千人”被分散在各个学校，让人们对于是否产生积聚效应产生怀疑。如果不是在一个局域形成一个自主的小型生态的话，“千人”被分散在庞大的体系中，长期以往或许很容易被固有的体制文化所同化。

 

受传统理工科训练出身的“千人”，他们的职业经历使得他们并不明白中国科技界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事实上，他们对改变中国科技体制的意识并不是很强。“‘千人’也许并没意识到我回来要改变中国什么事情。”陈良尧说。

 

要突破中国现有的科技体制和文化，在陈良尧看来，也许有几种可能性。比如像饶毅等学者，通过发表一些言论来影响决策者或者科学家去寻求某种改变。然而要单纯依靠言论改变现状，并不能保证管用。

 

另外一种，则是直接进入决策层面。这也是中国通行的做法――学而优则仕。但“千人”中的许多人，以前和现在都并无太多时间和机会来获得管理和组织学方面的系统训练和经验。

 

很难想象由几个“千人”来改变中国科研的现状，而最好的途径或许是国家要有强烈的意识和决心，来做出这样的改变，陈良尧这样认为。

 

 

“千人”的归来也许为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提供了某种有利的条件，现在的任务也许是如何扩大这种有利条件并寻求更大的多方面的支持。

 

相对于庞大的科技体制，有限的“千人”就像是毛毛雨，看都看不见。现在中国的情况也不再是“两弹一星”的时代，科技的发展对于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是巨大的。

 

施一公说，他希望“千人”成群结队地归来。刘同先说：“尽管国家的政策在不停的变化，国家还是诚心诚意希望更多的海外有成就的学者回国服务，我期待会有更多的学者回来。”

 

曹聪说：“‘千人计划’成功与否，关键并不在于吸引多少人才，而在于这些人才是否能起到改变中国科学界存在的各种阻碍科学技术发展的问题。国家领导人最近 对学术腐败讲了重话，但对学术腐败行为的处理仍然是雷声大，雨点小――我担心若干年后，‘千人计划’的入选者丧失信心，再次出国。”

 

这恐怕是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形，如果是这样，“千人计划”在本质上是失败的。

 

要改变中国的科技体制，注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于科技文化的破坏要彻底恢复，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做出努力的不仅仅是“千人”。■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10年第9期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