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

自公元1992年3月，中央发表邓小平南方考察讲话以后，掀起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风潮。作为高等学校的研究人员，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无所行动，但每一个人的思考，不仅要结合形势，而且要结合自身的专业，才能有切合实际的行动。惟其如此，才能合拍于时代的最强音，做出应有的贡献。

缘此，结合自身专业，我去了富有潜力的高邮菱塘回族乡，对齐民族、宗教、文化和经济开发等许多方面，进行了一次比较深入的综合性考察。由于受到党委书记沙善东的热情接待，及乡党委、政府许多领导干部的支持，在这为其四天（6月17-20日）的考察过程中，不仅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而且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迪。此次陪同考察的人员，为前菱塘中学校长胡德林，考察所取得的成果，包含着他们的可贵的努力。

现将这次菱塘回族乡综合考察的情况和体会，分以下几个方面，报告如下：

 [民族及其历史方面]：

高邮菱塘回族乡，是江苏惟一的少数民族聚居乡。回族，是从元代的回回一词衍化而来。《辞海·回回》条谓之：即“古回诸国之称”，又引《职方外纪》云：

中国之西北，出嘉峪关，过哈密、吐鲁番，及加斯加尔多高山……自此以西，曰撒马尔罕，曰革利哈大乐，曰加非尔斯当，曰社尔格斯当，曰查理，曰加木尔。曰古查，曰蒲花那得，皆回回诸国也。其人多好学好礼者，皆宗穆罕默德之教，诸国皆同。

这部《职方外纪》，成书于明代天启年间（公元1621-1627年），系由西洋人艾儒略，据意大利人庞我迪所译、利玛窦所呈《万国图志》一书的旧本，增补润色而成。但，“回回”这一名词，并不始于明代，而是始于元代。这个问题，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出版社的《回族简史》中，作了如下比较系统的概括：

从13世纪初年，约当南宋末年时，中（间）经（过）元（朝）的建立，到14世纪中叶元的灭亡，是（为）回回的初期活动时期。这是，形成回回民族的条件在萌芽、成长中，（但）回回民族还没有形成。

自从1219年成吉思汗开始西征，到1258年旭烈兀攻陷巴格达，蒙古族先后政府了葱岭以西、黑海以东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随着每次战争的胜利，大批中亚西亚各族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被迁到东方来。其中有被迁发的军士、工匠，被俘虏的妇孺，也有一定学术界人士和社会上层分子。同时，由于中西交通的（丝绸之路干道）打开，并还有资源东来的贸易的（中亚各族、波斯和阿拉伯）商人。这些人，都被元代的官方文书中称作“回回”，被列为当时所谓“色目人”中的一种，和蒙古、汉畏兀儿（维吾尔）、唐兀、契丹等民族相区别。

此书的编写者接着说：“从民族来源说，这些东来的回回，成为以后形成回回民族成员的基础”。编写者推测说：“他们在东来的过程中，大多数是不会（或不可能）携带眷属的。当他们在中国各地定居下来，石壁和当地的女子结婚，主要是和汉族女子结婚而繁衍（后代）”。编写者又说：“没有东来的回回这一主要成份，回回民族也是很难形成的”。因此，“随蒙古东来的回回，（后来）都成了中国人了”，成为中国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因何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波斯和中亚各族穆斯林称之为“回回”，乃是蒙古人从其文字回环往复的形象，而名其国、名其族、名其人的，故曰“回回”。

由此可见，回族，乃是元代以来回回民族的简称。这在历史上讲，扬州东关城外的“回回堂”，以及高邮菱塘的“回回湾”，亦当源于这段历史。

其二，高邮菱塘的回回湾，据菱塘回民《杨氏家谱》记载，其先祖杨修生及其家族，是于明朝初年，自苏州前来菱塘回回湾避难，而定居于此，已六百余年。既在杨氏前来之前，菱塘已有“回回湾”地名，那么，菱塘早在元代，应当就有回回居住于此。仍借《回族简史》编写者的话说：

东来的回回军士，被编入“探马赤军”，参加了忽必烈统一全国的战争。他们在不作战的时候，就要进行生产劳动。……至元十年（1273年），元世祖下令：“探马赤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 ……但同时当还有一部分人，仍过着兵农合一的生活，即所谓“屯戍”入户。

屯戍的人口是聚居的，（而）入社（的）编民可以是聚居的，也可以是和别的民族杂居的。（惟有）他们（这些）在农村聚居的（屯戍回回，或入社编民的回回），（才）可以说，就是后来各地的“回回营”、“回回村”或聚居的“某家营”、“某家村”的开始。

菱塘的“回回湾”，也必然与以上说及的诸例，同属一个性质。另据编写者考证：“元代在江南也有较多的回回聚居(地)，所谓‘回回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明朝出征随（西平侯）沐英（平顶）云南的回回，就多为江南人。”高邮自古属在扬州。扬州自隋唐以来，就被视为江南，知道清代光绪年间，在官方文书中，仍被称之为“江南扬州府”。而且在元朝时期，扬州确曾驻有探马赤军。《宋元通鉴》载云：“至元十九年（1282）夏四月，遣扬州射士（三千人）戍泉州”。此之所谓“射士”，即传说中的“探马赤军”，其中有相当多的波斯人。仅自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三年到三十一年（1276-1294年）期间，在《扬州图经》一书中，就分别再有“蒙古军”、“汉兵”、“新益军”、“新附君”、“水军”和“射士”诸多军兵种名称。因之，韩儒林先生在其主编的《元朝史·军事制度》一节中说：

淮河以南广大地区，主要由汉军和新附军来镇戍，同时仍有收奥术蒙古、探马赤军（即合必赤军），新附军相参，留戍其地。

上述情况，基本上与扬州相符。但有一点须要说明的，即扬州乃为元朝的东南重镇，尝置行省于此。致有诏“遣蒙古军五百、汉兵前人，从皇子镇南王镇（守）扬州”的记载，而为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收入《东方见闻录》。由此而知，镇守与屯戍扬州的蒙古军和合必赤军，尤其是合必赤军，特别是在元朝初期，就不一定是少数。而“镇守各地的军队，一般都屯戍在城外”，有的驻守在城外四五里的近郊，有的屯戍在距城几十里的地方。《扬州图经》载云，这些戍军所屯之田，到至元三十年（1293年）正月，扬州已达四万余顷。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伯颜奏请：“（除）官种外，（其余则）宜听民耕垦”。

与此同时，世祖诏令“旧隶乃颜滕纳儿女直户四百……屯田扬州”。加之，元王朝十分重视南宋时期北方政治中心的战略要地，江淮行省平章政事忙兀台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七月，上书言事时云：“扬州地控江海，宜置省宿重兵镇之。”这些镇守的重兵，按照元朝军士制度的规定，探马赤军“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因是，大都屯戍于临江沿淮一带要地。另，元王朝在江淮形声，设置屯田打捕提举司，仅扬州、高邮两处就设有屯田打捕提举司两所。高邮菱塘回回湾，隔湖与高邮相对，控湖以守；陆路与扬州相连，扼隘以戍。且自古以来，运河以西的天长、盱眙一线，乃是由徐州南取扬州的陆道，而菱塘虎视其右。王朝于此屯戍合必赤军，兼收控湖扼隘之利。缘此可知，菱塘回回湾，成为回回民族的聚居地，也就不言而喻的了。

综上所述，菱塘乡的历史，虽可上推到西汉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封外戚为平阿县侯起（注：一说在安徽怀远县界，一说在安徽天长县及高邮县界，当以后说史料充实，但形成回回屯戍于聚居的历史，不会早于元代。因此推论，菱塘乡的历史，距今约二千余年。回族聚居的历史，至今已有七百多年。

元代菱塘乡有回回屯戍聚居，已从扬州发现的阿拉伯的遗迹中，得到了佐证。据今所知，阿拉伯地理学家阿尔伯肥达（ABURFIDA），就曾于元代至治元年（1312年）到过扬州，写有一本地理书。另有一些在元朝做官的、传教的、经商的阿拉伯人或波斯人，死后葬在扬州。例如，曾任徽州路达鲁花赤的巴拉德、传教士瞻思丁，贵族拉敦定的女儿阿依莎，遗迹拉赫曼等多人，葬在扬州南门外运河西侧清真寺回回墓地里。另据元朝《至顺镇江志》记载，在路、府、州、县及其以下政权机构中，皆有回回、也里可温等色目人任职，由此证明：“没有东来的回回这一主要成份，回回民族就根本不会出现的”论点，无疑是符合历史的结论。由此可知，菱塘乡的穆斯林，和阿拉伯穆斯林之间，有着悠久的亲缘关系。至今，菱塘回族乡在回回湾一带，还散布有新景、薛头等几个回族聚居村落，有回民六千多人，占全乡人口总数的29.5%。而且，每个回民生下来三天，除了起个中国名字而外，还要起个“回回”的名字，即通常所说的“经名”，如现任菱塘新景清真寺的阿訇，他的中国名字叫“薛元中”，回回名字叫“易卜拉欣”，全名为“易卜拉欣·薛元中”。前菱塘回民中学校长，他的中国名字叫“杨琪”，回回名字叫“尔沙”，其它回民皆是如此。

所谓“回回”名字，实际上是阿拉伯名字。之所以又称做“经名”，因为在起阿拉伯名字的时候，一是按照《古兰经》的“圣贤”、“圣妻”、“圣女”而命名的，如男性常以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尔沙等为名；女性常以阿依莎、法蒂玛等为名。二是引用伊斯兰教颂扬之词而命名，如男性常以希拉伦丁（宗教的新月）、努尔迪尼（宗教之光）或巴哈丁（宗教的光辉）等为名，女性常以赛利麦图（平安和安宁）等颂词为名。当然，在回民的中国姓钟，有许多取自阿拉伯名字的第一个音节，如姓“穆”的，则取自“穆罕默德”的第一个音节“MU”为汉姓；姓“艾”的。则取“艾米尔”的第一个音节“A”为汉姓；姓“哈”的，则取“哈桑”的第一个音节“HA”为汉姓等等。还有另外两种情况，一是皇帝赐给汉姓，如在明朝官至昭勇将军的回回张勇，原名扎木赤，其汉姓“张”，即是朝廷赐姓。二是自家改为汉姓，原因很多，不一一例举。

总之，菱塘乡成为近七百年来回回民族聚居的乡村，是有他的演变过程的，海湾五个阿拉伯国家世界偕夫人及其子女来此访问，在菱塘乡回民家中，留下许多动人情景，有着不一般的意义。

  [宗教与文化方面] ：

伊斯兰教，虽然早在唐代武德年间（618-626），即已东传至扬州。但是，这在南宋（1127-1279）以前，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基本上是从阿拉伯来经商、游历和传教的移民，尚未发现反皈伊斯兰教的中国人。扬州有清真寺的历史，从唐代中晚期有数以千计的阿拉伯聚居的情形来推测，应当建有清真寺，这是每个穆斯林宗教生活之必需，然而在扬州历史上去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和踪迹。再从扬州清真寺的遗迹来看，直到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先知穆罕默德第十六世圣裔普哈丁来扬传教，才在城内太平桥北（即今旧城南门街西侧）建造了第一座流传至今的礼拜寺，成为中国东南沿海四大清真寺之一。但是，这座礼拜寺的掌教阿訇，直到明代洪武年间（1368-1398），仍为阿拉伯穆斯林的后裔哈三住持。哈三，乃汉语音译，当是阿拉伯语“哈桑”（HASAN）的同音异译。传到明代嘉靖二年（1523），据《维扬志》记载，掌教阿訇为哈铭，这显然是哈三的后裔，汉化了的姓名。包括普哈丁所建的扬州所有清真寺在内，实行的是教坊制，即为居住在周围，及其附近的穆斯林，做礼拜的场所和过宗教生活的中心。这种伊斯兰教坊制的情形，在中国东南沿海许多回民散居区，或是聚居区，大都如此。因此，在历史上一直隶属扬州管辖的菱塘回回湾，其回族穆斯林，从一开始，就在回回湾聚居区建造了清真寺。虽说这座清真寺，已经毁弃，但遗址尚在。在这之后，曾两易其地建造清真寺。先是于清代中叶，在菱塘杨大庄重建；后是于清代道光十四年（1834），在菱塘新景村，建造了前后三进殿堂式的新寺。据《菱塘回族乡志》云：“寺址占地2800平方米，房屋结构严谨，布局协调，殿堂巍峨，屋宇宽敞，可容二百人同时礼拜。后于十年动乱期间，遭到破坏。又于公元1982年，由政府拨款近两万元重修而成，即今所存之清真寺。

伊斯兰教传到中国东南沿海，清真寺的建筑形式，大体上经历了两大阶段：第一是为阿拉伯式穹窿顶建筑时期，如广州怀圣寺的宣礼塔（又名光塔），泉州圣友寺的门楼（兼作望月、宣礼台）；第二为中国化殿堂结构时期，如扬州的礼拜寺，广州怀圣寺的礼拜大殿，以及镇江、六合城内的清真寺与安徽寿县、河南郑州、山东济宁东西两大清真寺，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城里的清真老寺皆是。菱塘回族乡现存的清真寺，建于清代道光年间（1821-1850），也必然是中国化的殿堂结构的清真寺。

但是，无论阿拉伯式的清真寺，或是中国化的清真寺，在整体功能方面，都是相通或是相似。例如，都有礼拜堂、望月楼（台、亭）、净身房（水房、沐浴室），以及设在殿堂里的宣讲台。礼拜堂的结构，前有棬棚，中为殿堂，后为窑宇。窑后壁正中，构有圣龛，皆坐西朝东，系因麦加克尔白的方位而定。因此说菱塘回族乡的清真寺，是按照中国化的清真寺的规格构造的伊斯兰教建筑。

伊斯兰教传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以来，一直保持着最初的教义。后来，虽然阿拉伯伊斯兰教产生了逊尼和什叶两大对立的教派，并也传到扬州等地，但并没有因此而产生明显的分化，而是兼收并蓄了逊尼和什叶教派的一些温和的教义或教法。例如“伊玛目“一词，即是出现在南宋末年（公元13世纪中叶），先知穆罕默德第十六世圣裔普哈丁传教于扬州之后。缘此，扬州的穆斯林，妇孺老少，皆称自己信奉的是伊斯兰“老教”，而不知有逊尼和什叶教派。这次在菱塘回族乡做伊斯兰教考察过程中，阿訇薛元中对我强调说：“菱塘的穆斯林，特备重视‘伊玛尼’，但这不是‘伊玛目’的同义词。”

什么是“伊玛尼”？易卜拉欣·冯今源在《伊斯兰教文化百问》一文中，有以下的解说：

 “伊玛尼”是阿拉伯“IMAN”的音译，意为“信仰”。伊斯兰教对于伊玛尼的涵义是有严格规定的，（即）凡是有信仰的人，必须心里诚信，口里（必须明确地）承认，并身体力行伊斯兰教的五大基本信仰，必须佐证：“万物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此外，还要遵循其他的教义。

伊斯兰教认为：“伊玛尼”不仅仅表现在精神方面，在物质、伦理方面，也都应该体现出来。（先知）穆罕默德说过：“爱国属于信仰”，“知廉耻属于信仰”，“伊玛尼有七十多个枝杈”等等。

在伊斯兰教看来，信仰涉及到一切方面，决定着人的行为和思想，制约着穆斯林的伦理道德和日常生活。如果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不知道“伊玛尼”是穆斯林必备的条件，那她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的穆斯林。中国有些地区的穆斯林，以伸出右手食指表示“伊玛尼”，即皈信惟一的真主。

[引言]： 

由此可见，菱塘回族乡的穆斯林，仍然是初传伊斯兰教的信仰者，而且在其宗教与文化生活中，融合了相当多的汉族风俗和儒家学说，千百年来，推动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进程。如果说现在发生什么变化的画，只是开始步入淡化宗教色彩，强化其文化因素的阶段。虽然此次调査，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事，已经过去十八年了，但对于历史来说，依然是客观的存在，有它不可替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