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大学朱江著《扬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白皮书选页 ：

中国的丝绸誉满天下，至今看来，并非一句虚语，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从陆上和海上两条路线向外传播。但中国的丝绸由海路外传，要比陆路持续的时间更长，到达的地区更广，在历史上的影响更大。

海上丝绸之路，虽以丝绸的国际贸易为开端，但其实质已远远超过了丝绸范围，而把中国的物产――铜器、瓷器、铁器等种种商品，中国的文化――文学、艺术、音乐和宗教等种种精神财富，传到了亚非和欧洲；又把北非、东非、西亚、南亚、东南亚、东亚和欧洲的香料、药物、珠宝和宗教与文化传到了中国。若论其意义，则又远远超过了丝绸和陶瓷、香药和珠宝贸易、宗教和文学交流的范围。它把世界文明古国希腊、罗马、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以及阿拉伯世界和中国连接起来，形成了一条连接亚非欧的海上大动脉，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与世界文明的传播作出了全球公认、举世瞩目的历史性贡献。

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确定"世界文化发展十年"的计划中，将“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列为其中的一项重要活动。在阿曼苏丹国苏丹卡布斯的慷慨支持下，以卡布斯苏丹的游船“和平方舟”号为考察船，自1990年10月23日起，从意大利的威尼斯启程，经过亚得里亚海、地中海、爱琴海、苏伊士运河、红海、阿拉伯海、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朝鲜半岛，最后到达日本大阪。并于1990年2月17日，在中国泉州华侨大学陈嘉庚纪念堂，举行了题为“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掀开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史上最为壮观、最为辉煌的一页。我有幸应邀与会，所提交的论文：《扬州与海上丝绸之路》（Yang zhou and the silk Road on Sea）已被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泉州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当中。但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映，作者缘此而应邀对阿曼苏丹国的文化复兴作了考察，出席了韩国中央大学与全罗南道组织的“张保皋暨大唐--新罗--日本海上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加之经常接待来自东西方关注海上丝绸之路及其与之相关学术课题的学术界、新闻界人士的访问，总觉得原先发表的与此有关学术论文和通俗读物，远远不敷应用了，遂萌发出版这一足本专著的想法。

这个想法，其实萌芽于一九六三年前后，对唐代东渡日本弘法的鉴真大和尚圆寂一千二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以及鉴真纪念堂的筹建。由于我受命担当了实质性的考察、调查、编撰、设计与解决一些日本人尚未解决的历史悬案：如鉴真和尚出生地――江阳县的区划及其地望等问题的攻关工作，逼着我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因此，当《扬州师范学院学报》于1963年第17期，出版“纪念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弘法专栏”的时候，一下子就刊登了笔者撰写的以下三篇论证：

一、《唐代江阳县考》；

二、《鉴真和尚东渡所经州县考》；

三《唐鉴真和尚年表》。

在这之后，对鉴真东渡日本事迹的研究，甚至包括了《与赵丹谈新编〈鉴真〉历史剧》(刊香港《文汇报》，转载于《福州晚报》)这样一些与鉴真有关的课题，撰写了以下的文章：

一、《鉴真诞生地的发现》(刊北京《旅游》杂志1980年第2期)；

二、《试为〈唐大和上东征传〉汪注本正误》(刊南京《群众论丛》1980年第3期)；

三、《谈谈鉴真报道中的几个问题》(刊南京《文博通讯》1980年第1期)；

四、《鉴真和尚与日本医药》(刊南京《江苏中医杂志》1980年第2期)；

五、《鉴真和他的造像》(刊《扬州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

六、《鉴真和日本奈良》(刊《扬州师院学报》1976年第1期)。

时至“十年动乱”之后，对外交往呈现出日益频繁的趋势，为了适应随时“应召接待”与“临时应对”的窘局，我遂发奋撰写了《扬州涉外文物古迹资料简编》四辑：

第一辑为《东晋尼泊尔高僧佛陀跋驮罗在扬州的遗迹》；

第二辑为《唐扬州大明寺鉴真和尚东渡事略》；

第三辑为《扬州宋代以来阿拉伯人遗迹记略》；

第四辑为《马可·波罗的家世》、《马可波罗行纪的版本》、《关于马可-波罗被任命为扬州总督或总管的问题》等篇。

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确立，扬州被列入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所以在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对外关系史学会、太平洋历史学会相继成立的时候，竟未想到从事数十年考古专业工作的笔者，在自然而然的过程中．被漩进这股大潮里去，出席国际国内多次举行的这类学术讨论会．大到1983年9月在日本东京和京都举行的“第31届国际亚洲北非人文科学会议”，其时有六十多国学者参加，人数有千馀人；小到1993年11月在韩国全罗南道莞岛举行的首次“张保皋暨大唐――新罗――日本海上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除韩国中央大学、高丽大学、檀国大学和亚洲大学的孙宝基、金真培、金成勋、卞麟锡、金文经、金井昊教授等四十馀人外，只有中国与俄国、美国和日本学者七人参加，大陆学者占四人，其它三国是每国一人，即美国费城大学的柯胡副教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的伊夫里也夫副研究员、日本九州元寇资料馆研究人员吉冈完佑，但也因此揭开了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区域性研究的序幕。

正由于形势如此逼人，这三十馀年来，笔者在从事考古学研究之馀，撰写了以下一些与本书有关的论著：

（1）《中世纪前半期扬州城市的性质》(刊《31届国际亚洲北非人文科学会议〈1983〉会议录》一册，英文版)；

（2）《伊斯兰教义与原教旨主义的区别》(刊《31届国际亚洲北非人文科学会议〈1983〉研究发表要旨》一册，英文版)；

（3）《扬州出土的唐代三彩陶与三彩瓷》(刊《31届国际亚洲北非人文科学会议〈1983〉会议录》二册，英文版)；

（4）《访问日本十日记略》(刊日本京都《日中学术交流恳谈会会报》1983年第16期，日文版)；

（5）《唐代扬州市舶司及其相应机构的探讨》(刊北京《中外关系史学会通讯》1984年第5期)；

（6）《扬州海外交通史略》(刊泉州《海交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四期)；

（7）《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扬州》(北京海洋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中文通俗版)；

（8）《论郑和奉使下西洋的实质》(刊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六月《郑和下西洋论文集》一集)；

（9）《飘洋过海的唐三彩》(刊北京《光明日报》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日"中华大地·海上丝绸之路札记"专栏)；

（10）《唐代莲瓣瓦当的东传》(刊北京《光明日报》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中华大地·海上丝绸之路札记"专栏)；

（11）《扬州出土的唐代阿拉伯文背水瓷壶》(刊北京《文物》月刊一九八三年第二期，北京《中国建设》一九八三年第四期阿拉伯文版)；（12）《扬州出土的唐代青花瓷》(刊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馆报》一九八七年第五十二期，日文版)；

（13）《中国唐代(七--十世纪)陶瓷烧造技术》(刊德国汉堡三十届国际亚洲北非研究大会〈一九八六〉论文集，英文版)；

（14）《伊斯兰教文化东渐扬州始末》(刊银川宁夏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九月《伊斯兰教在中国》论文集)；

（15）《伊斯兰教在扬州的遗迹》(刊巴基斯坦木尔坦〈一九八四〉国际伊斯兰考古大会论文集，英文版，扬州《中国名城》季刊一九八九年第三期)；

（16）《基督教文化东传扬州史略》(刊泉州《海交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二期)；

（17）《元代扬州基督教徒墓碑出土记》(刊北京《文物》月刊一九八六年第三期)；

（18）《略论道教在扬州的文化遗迹》(刊《扬州学刊》一九八七年第四期)；

（19）《扬州历史遗迹说要》(刊日本京都同朋社一九八九年十月出版《中国都城视察记》，日文版)；

（20）《犹太人在扬州的踪迹》(刊美国纽约希波克林图书出版公司一九八四年九月《中国的犹太人--中国学者的研究》专著，英文版)；（21）《中国的扬州与阿曼的苏哈尔》(刊上海《阿拉伯世界》季刊一九九一年第四期)；

（22）《扬州、海上丝绸之路与阿拉伯》(刊上海《阿拉伯世界》一九九二年第二期)；

（23）《唐朝与新罗的海上交通》(刊韩国汉城中央大学、全罗南道出版《清海镇张保皋大使海洋经营史研究》一九九二年朝鲜文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