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大屠杀 京 诧
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支持鼓励杀人的讲话。从8月27日至9月1日,全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屠杀最有名的是大辛庄公社,指挥屠杀的是高福兴、胡德福。这两个人现在还活着,据说在县城开店铺。
大辛庄的惨案发生在8月31日夜里,一夜杀了100余口人,当地人称为831事件。过来人老韩回忆,大辛庄的杀人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
屠杀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的大队先把要杀的人集中关起来,再一个个叫出去,出去一个杀一个,被关的人并不知情,直到杀光为止。也有事先在被害人屋门口拉上电线的,人一出来就触电而亡,没任何声响,顺利地将其全家杀害。老人和小孩儿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凶手毫无顾虑,可以为所欲为。在马村,有一对被活埋的祖孙二人,凶手向他们身上扬土,抱在怀中的小孩儿说:“奶奶,迷眼。”老人说:“一会儿就不迷了。”
有的大队干得很隐秘,第二天早上出工,许多社员发现来干活的人突然少不少了,才知道一夜间死了那么多黑五类。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把活人往苇塘拖,用绳子套在脖子上,连拖带勒,到了苇塘人也断气了。靠近公社的好几个大队,都把黑五类杀绝了。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用铡刀铡了16个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把井塞满。后来,井里往外泛白沫,发着恶臭,村里人把一部分尸体捞出来埋了,然后把井填了。
那时一个劲儿宣传毛泽东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至于怎么“打”,什么是“倒”,各有各的理解。批斗也是“打”,拳打脚踢也是“打”,把人打死也是“打”,打倒在地上是“倒”,彻底打死也是“倒”。
韩宗信一家五口就惨死在那天晚上。韩家是中心大队人,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儿和两个十多岁的儿子,仨人都是中学生。一个最小的女儿,因为穷,四岁时送给了本公社北贺大队的一户人家。那家也是地主成分,但是北贺村文明一些,这才保住了她的性命。
韩宗信地主出身,从小离家,参加国民党的军队,后来投降,1955年回乡,有罗荣桓签发的《起义证书》。韩宗信把证书悬挂在屋内上方,希望它能给自己带来一点保护。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有人检举韩宗信藏枪,拘留了几十天,被害前几天才将他放出来。8月30日,老韩的内侄听说姑父获释了,特意去看望他。到了第二天,却得到消息,姑夫全家都被打死了。那些年,外村的姑娘都不敢嫁到大辛庄来,怕给宰了。
落实政策时,中心大队给韩宗信唯一存活的小女儿1800块钱,算是偿还当初没收她家的房屋和全部动产。能得到这点儿钱的人也是极少数。多数人家的家人都死光了,大队想给都没处给。大辛庄屠杀的主谋高福兴、胡德福被关几年放了,九人小组里的其他人,该当干部还当干部,没听说谁受处分。
8月31日那天,大辛庄的黎明大队、红升大队、昕生大队和中心大队杀了106口人,最老的80多岁,最小的还不会走路。黎明杀了60余个,人数最多。中心、昕生各杀20余个。红升行动慢一些,刚杀死2个。
9月1日上午,大兴县副县长刘英武、傅华忠来到大辛庄制止屠杀,四个大队的屠杀活动停止。但是高、胡二人不向各大队传达县委的指示,附近的杨各庄、东黄垡两个大队在9月1日还在杀,共杀了20多人。同一天,县委书记王振元带领张连和等十余人,到马村劝阻杀人。杀红了眼的民兵们手持木棒、铁棍,有的手持铁锹、刀子,不准来人前进一步,否则后果自负。马村的杀人干部事先在村子四周设立三道防线,不准出入。王振元他们硬冲了三次,才被允许排队进入杀人现场。他们与大队书记李恩元谈判,从下午直到半夜,才说服他们停止杀人。李恩元们反复强调:“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手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
许多杀人动机都出于个人恩怨,甚至是为了一点儿个人的私利。有一户姓陈的,户主当过伪军,论成分他家还是贫农,杀不杀这一家,村干部很有争论。陈家的两个儿子跪下央求说:“别杀我们,我们不为父亲报仇。”一个姓田的人,不由分说,用杀猪的通条扎死了这一家人。姓田的欠了陈家的钱,把陈家一灭,就不用还钱了。有的人借过五类分子的东西,急于杀人赖掉。更有甚者,有人霸占了黑五类家的妇女,还说“给你换换成分”。
在北臧公社新立村,赶车的把式装运尸首时发现一个三岁的女孩儿还有一口气,就把她藏在车辕底下。在车子颠簸中,女孩儿苏醒过来,被别的打手发现,过去把她劈成两半儿。车把势终于忍无可忍,扔下鞭子不干了。
大辛庄公社共管辖19个大队,多数大队没有发生大屠杀,西白疃大队就是一例。西白疃大队书记李树清(女),贫协主席李树珍,是堂兄妹,平时很看重邻里关系,不爱搞阶级斗争那一套。土改前李树珍是村里最穷的人,生在庙里,直到土改一直住庙里。有一年组织上要他当大队书记,他说什么也不干,理由是不愿得罪人。
8 月31日晚,李树清被召到公社开会,组织开会的是以公社主任高福兴和公社团委书记胡德福为首的九人小组,该小组还包括公社副书记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书记贺云喜(音)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组关押,也险些被杀。会上传达了高、胡从天堂河劳改农场带回来的新精神,让各大队当晚把地富分子及其亲属斩尽杀绝。
李树清回到大队,吓得腿软,连忙召集大小队干部商量办法。生产队小队长张万义极力反对杀人,说:“咱们大队的五类分子连同亲属有280多人,这么多人能杀得过来?咱们都没杀过人,就怕杀一个自己就吓趴下了。再说200多人要是急了,还不一定谁把谁杀了呢。”张万义是几代贫农,自己又当过八路,说话硬气,敢于直接反对。本来队干部们对于杀人就很犹豫,又被张万义泼了冷水,没有人再主张屠杀。李树清说,在公社的会议上,有人提议,西白疃地富多,如果行动起来人手不够,外村的打手可以来支援。为了防止外村人闯进西白疃乱杀,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于是大家商定,派村人把守在村外,一律不许外村人员进入。
幸亏第二天(9月1日)县里来人制止屠杀,否则西白疃能否顶得住这股杀人狂潮也很难说。9月1日以后,还有外村的人来贴大标语,指责西白疃的村干部胆小怕事,向阶级敌人妥协。西白疃村的五类分子也吓坏了,好多天都不敢进屋睡觉,生怕被堵在屋里遭到屠杀。他们也豁出去了,说,要是来人杀他们,就和凶手拼命。
————————
钱宗仁是湖南湘乡县长丰公社浒洲大队人,因出身富农,几次丧失升大学的机会。1962年,钱宗仁第一次报考大学,成绩特别优秀,据说列全省前10名。清华大学准备录取他,母校湘乡二中的党支部副书记王寿松却赶到招生办,将钱的政审结论改为“不宜录取”,加盖公章,要回材料,终致落选。1963年,钱再次参加高考,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9月入学时,在大队蹲点搞四清的公社副书记指使大队干部,不予办理户口粮食迁移关系。钱再三请求无效,只好空手赴哈工大。在哈工大入学三个月,钱又被地方追回。1964年,他第三次报考大学,公社曾书记本已答应,一位姓伍的公社干部还在钱的笔记本上签了字,写了一些勉励的话。最后讨论时,他们觉得不对,说今年钱宗仁若上了大学,不就说明公社以前都做错了吗?于是决定对钱的报考申请不予理睬。钱宗仁满怀希望地奔波了几个月,最后却没有拿到准考证。
————————
道县大屠杀 湘 子
1967年夏末,湖南道县。
横贯道县的潇水河面漂浮着一具具浮肿的尸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赤身裸体,有的仅剩丝丝缕缕挂在身上,有的被铁丝反绑双手,有的骨骼折裂,肢体残缺,鱼群已把它们的脸啃得糟烂。
道县各地到处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标语口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
道县古城墙头,一群孩子竞相点数着河面的尸体,比试眼力。突然,他们看见一具女尸漂过来,怀里还紧紧抱着一个尺把长的婴儿,孩子们“轰”地一声吓散了。
各个村头、渡口,岗哨密布,荷枪实弹或扛着土制武器的民兵日夜盘查,稍有异常,便攥紧大刀或拉动枪栓,喝问:“干什么的?”“什么成分?”查路条,搜身,盘问,随便捆起来刑讯逼供。
道县电业局工人陈某,查线路来到城郊公社,遇上民兵厉声喝问,吓得说话结结巴巴,马上被认定为逃亡的四类分子,拖进被杀的地富及子女行列,准备第二天一早处死,幸亏一名农村基层干部认出了他才免于被杀。
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时年22岁,因学校停课闹革命,从长沙回到家乡审章塘公社黄土坝大队暂避。其父蒋勋,毕业于湖南大学历史系,1949年后在道县当教师,曾担任过道县一中的校长,因出身不好,此时被开除回家,与几十个地富分子及子女一起被关押在大队部,其次子蒋晓中也关押在里面。蒋晓初跑到大队部宣传毛泽东思想,“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试图说服那些丧失了理智的基层干部,结果被关起来。
半夜时分,蒋晓初和他的弟弟被大队“最高法院”的刽子手们叫出来,五花大绑押往河边。鸟铳响了,蒋晓初身上射满铁砂,但他没有倒下,仍然在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同志们,你们这样做要犯错误的呀!”民兵聂XX不耐烦了,冲上前,手起刀落,砍下蒋晓初的头颅,接着又砍下蒋晓中的头颅,尸首被踢进河中。许多在外地工作的道县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这样那样的问题,被一张“母病速归”之类的电报骗回乡,与蒋晓初一样遭到杀戮。
县城街道上,气氛紧张到极点,只要一阵旋风刮起,吹起几片纸屑和尘沙,或者某人不小心碰翻了一只洋铁桶,所有的人立即惊呼着抱头鼠窜。当地人把这种现象叫作发地皮疯。一到黄昏,县城便成一座死城,人们龟缩在家,把门拴抵牢。屋子的横梁上铺着棉絮棉衣之类,因为担心流弹从天而降。
喝惯了河水的道县人,已无人再敢饮用被尸体污染的河水,县城仅有的五口水井一时身价百倍。在五星街的戚家井旁,每日凌晨就出现排队汲水的长龙。水乡泽国的道县发生了水荒,因争井水而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道县人爱吃豆腐,县城的豆腐店多开在河边。如今河水不敢用了,全都被迫改行做米豆腐。店家挑着米豆腐沿街叫卖:“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仍然无人问津。街上贴出“为革命吃河水”的大字报,一些革命闯将现身说法,带头饮用河水,希望化解饮水危机。
1967年,整个中国都已疯狂。道县的街头巷尾,触目尽是“北京来电”和“特大喜讯”,人们手捧红宝书,高举语录牌,敲锣打鼓涌上街头,欢呼毛泽东的最高最新指示,并很快结成两个对立的派性组织:一派叫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联;另一派叫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改联合指挥部,简称革联。红联称革联为革匪,革联称红联为红老保。
革联主要由青年学生、市民、手工业者、下层知识分子及少数干部组成,成分比较复杂,知识层次较高,不少人过去遭遇过政治迫害,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正更具反抗精神。这一派在县城势力较大,以道县二中为据点,用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播送中央两报一刊纪念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的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
红联与当地政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大多数人是既得利益者或名义上统治者的依靠对象,更倾向于维护既有的政权和秩序,对那些斗胆犯上作乱、自称造反派的人极为反感。红联拥有现实当权者和几乎整个乡村政权及组织的支持,认为杀人是民主革命的补课,地富反坏右以及21种人现在都活动起来了,正在向新生的革命政权猖狂进攻,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再迟疑我们就会像40前在武汉、长沙那样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两派在县城里相互攻击指责,时有小规模武力冲突。“在农村杀人,只要贫下中农讨论通过就可以了。”
8月11日晚,红联在清塘公社营乐园大队部召开各区武装部长会议,决定第二天集中各区基干民兵(持枪民兵),攻打革联总部所在地道县二中,由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等人组成前线指挥部,关任总指挥。会上强调,必须加强管制四类分子,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
与此同时,县武装部长刘世斌、县委副书记熊炳恩召开全县各区、社“抓革命、促生产”小组组长电话会。熊布置了各区、社抓紧抢收中稻、抢栽红薯的任务之后,告诉大家,县武装部和县公安局的枪被抢了,阶级敌人要翻天了。他愤怒地敲着麦克风说:“各地要发动群众采取果断措施,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卫好‘双抢’。”
8月13日,红联进攻道县二中革联总部的战斗失利,被打死2人,打伤多人。红联举行抬尸游行,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当天,熊炳恩对四马桥的王甫昌、一区的武装部长刘善厚、七区副区长宛礼甫,以及由县里派去大坪铺的张望耻和其他各区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负责人说:“告诉下边,一队可以先杀一两个。”
8月13日上午,寿雁公社召开各大队干部会议,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红联司令徐善明,根据寿雁区“抓革命,促生产”小组组长陈智希的指示,与公社武装干事何建锡私下交换意见,决定搞掉曾经当过军统特务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朱勉。会上,公社武装部长又在讲话中重点点了朱勉的名,说他与革联有联系,搞反革命组织,要杀贫下中农。当晚,寿雁公社下坝大队召集四类分子训话会,趁机找岔子将朱勉拖到山上打死,成为道县大屠杀的第一个被害人。
四马桥区杨家公社闻风而动,公社秘书、现已变成区红联副司令和公社红联司令的蒋文明,召开会议发布命令:第一,从现在起,各大队要组织人站岗放哨;第二,要采取得力措施防止革联下乡串联;第三,要发动贫下中农管好四类分子;第四,四类分子如果乱说乱动,要搞暴动,各大队要联合起来,采取断然措施。
蒋要大家讨论,郑家大队党支部委员、联络员郑逢格第一个发言:“我们大队地富活动很猖狂,已经组织起来开了几次秘密会了。历史反革命郑元赞的老婆钟佩英,串联一些地富子女,去宁远参加了‘湘江风雷’,已经领了两个月工资了,还准备领枪回来,跟贫下中农作对。地主崽子郑生尧已经在支书郑逢蛟门口睡了好几晚了,郑支书害怕被杀,已经躲起来了。阶级敌人这样猖狂,我们贫下中农不知哪一天会死在他们手里。”周塘管大队支部书记接着说:“吃亏了,我们已经落到敌人后面了!”前进大队支书感叹道:“阶级敌人这么猖狂,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不开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