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山东济南人，1933年到上海，参加了左翼剧团，左翼剧团当时是上海非常有势力、有影响的团体。我同时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在上海期间，我认识了蓝苹(即后来的毛泽东夫人江青)，一起演过剧。蓝苹也是山东人，她到上海时，是个不错的青年，思想进步，大方开朗。1935年冬，我从上海美专毕业，回山东，到省立剧院工作。1936年，蓝苹到济南，这时，她已经不再爱她的第二个爱人唐纳，她想同章泯结婚。我们戏剧界的人劝章泯不要同江青结婚，因为不合适。唐纳追到济南，江青不见他。唐纳一气之下自杀，但没有死。我在报上看到他的消息，跑到医院去找他，并且亲自把他送回上海。江青文革中要是找到我，我肯定活不出来，因为当初劝章泯不要同江青结婚的人，一个个都被整死了。

抗战初期，我来到重庆，参加了中国电影制片厂，一直呆到解放。

快解放时，我在重庆演剧12队，队里有两个地下党员，他们对我很了解，也很赏识我，解放后介绍我进了市话剧团。

1952年突然把我打成“三反”的对象，关起来审查。这是我人生遭遇第一次政治运动。审了整整一年，整得我昏头转向。后来剧团要到云贵川演出，慰问解放军，需要用人，突然放了我，没作任何说明，更没有结论，我莫名其妙（至今也莫名其妙）。这次运动对我是个转变，从此我不爱说话，从此我远离领导。

1955年肃反运动，突然说我是反革命，又关起来审查，还派人到外地去调查。折腾了大半年，后来剧团要到北京演出，急需用人，又放我出来，重新担任舞台美术队队长，赶赴北京布景。这次，又没有任何说明，抓抓放放，像是舞台上演戏搞着玩。

鸣放时我一句话不说，反右也没我的事，我遭在反右之后那个“向党交心”运动。

领导说：“交心，是指有什么委屈，有什么心里话可以对党讲。”我信以为真，把我三反、肃反心中的疙疙瘩瘩交了出去。哪晓得书记说：“你是带着黑心向党交心！”“你向党交一颗黑心！”

一巴掌打下来，我当了右派。

对我处分很重，别人是三降（降职、降薪、降级），我120元工资全部取消，只发10元生活费。组织上说，10元钱够了，人民公社伙食费是4元，还可以剩6元。其实，长寿湖伙食费是8元。我有一个家，有孩子，都不管了？好在我妻子一直没同我离婚，我每次回家探亲，都是她给路费。

她想得很细，我回来，一定让我到幼儿园去接儿子。儿子见到我，高兴得哇哇叫，他一一对他的小朋友说：“这是我爸爸，这是我爸爸，我爸爸来接我了。”

在长寿湖近20年，我十分老实，一天难得说一句话，更不私下写任何东西。文革时造反派突然来搜查，翻箱倒柜，找不到我一张纸条。那些年人与人没有感情可言，我觉得对任何人都无话可说。我们戏剧界，30年代在上海一起干过的人，解放后都被整死了，我活下来不容易。

（采访时间：2001年9月19日，地点：重庆市话剧团）

 

采访后记：

万声先生是我采访的第52个长寿湖右派。前期采访中，不少人都提到他，说他当年与江青共事，同台演出，说他若不是当右派躲在长寿湖，肯定被江青整死，还说他高高的个子，堂堂的仪表，饿急了时竟趴在地上拾人家吐的鸡骨头……

我相信他是一部厚重的历史。

万声先生站在市话剧团宿舍铁门外等我，84岁的老人，腰身挺拔，眉目传神，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透出当年舞台艺术的神韵。

我坐在他陈墙旧壁、毫无艺术气息的家里，期待着一段波澜起伏的人生。

“咚咚咚”，有人敲门，进来一位老人。万声介绍，来者是话剧团另一位右派肖培禧，也下放长寿湖。

来者滔滔讲起他的经历和感受，一口气讲到十一点一刻。

送走肖先生，我急切地转向万声。

万声讲了二十多分钟，便不再多说。我声声追问，感觉已是拖不动的车。

我只好起身走人。万先生满目慈祥送到铁门外。

步入山城秋阳明亮的炎热中，我突然明白，万先生压根不愿意我去采访，但以他的厚道，他不便拒绝长寿湖难友的儿子，于是，他找来肖右派，占据说话的时间。

他不是已经告诉我了，“三反”之后他就变得沉默寡言？他不是已经说了，向党交心的后果？

一个已经被完全改变了的人，为什么要他在他人生的迟暮向一个后来者“交心”呢？

“万声”，已经变为“无声”。

我感到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