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我人生中，有过三次因失去可敬可爱的师友而产生弥久伤痛的经历。一次是2002年1月王若水的去世，接着秦川、李慎之、吴祖光、林子力、林涧青也先后离 世；一次是2010年朱厚泽的去世，接着童大林、李普、李昌、黄宗江、理夫、胡绩伟先后离世；再就是这次于光远的去世，八天前，他的学生、我的同辈好友张 显扬过世，之后是女作家梅娘，中国石油开发泰斗级人物李晔先后去世，他们也是我的忘年交。为此我倍感寂寞和悲凉。有感于此，我写了首《哭光远伯伯》的悼 诗：

相识相知一甲子，亦师亦友最伤情。

东风未暖西风劲，知己纷纷作古人。

泰斗宗师何所用，金钱权势最光灵。

橫眉怒目应向谁？十里长歌哭先生。

相识相知一甲子

所 谓“相识相知一甲子”， 是指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就认识了于光远。那时，我正在北京灯市口的育英中学读初中。课余，有时我会到位于外交部街东口的《学习》杂志社去打乒乓球。那 是我父亲郑公盾工作的单位。在乒乓球室里，我第一次见到于光远。我父亲向他介绍说“这是我的儿子”， 并要我叫他“光远伯伯”。光远伯伯问我几岁了，念几年級，有什么课余爱好等等。他中等身材、皮肤白晣、微胖、连鬓胡子，毛发浓重，头发蓬乱，穿一件有几个 窟窿的破背心，给人一副不修边幅的形象。他球技虽不很高超，但和人对打总能赢。我和他交过几次手，也总是输给他。他唯独打不过王惠德，王惠德是中南海乒乓 球赛冠军，号称“海内冠军”。父亲告诉我，光远伯伯是《学习》杂志总编辑，“学问渊博，才华横溢，风声谈笑，雷迅文章”。几次打球的接触，给我留下最深的 印象是他

的笑。他不仅总是面带笑容，而且常常开怀哈哈大笑，笑声很大，甚至会笑得不能自已——笑出眼泪鼻涕、弯下腰，发出咝咝声。即便是打 球，他也是不停地说说笑笑，操一口略带上海腔的普通话，时不时地会冒出一句令人捧腹的俏皮话，当然，有时别人还没笑，他自己先笑出来……从那时起，六十年 来我都叫他“光远伯伯”。

五十年代中，我随母亲陈璋住到沙滩乙二号中宣部大院宇字楼宿舍，光远伯伯就住在大院图书馆楼后边的一座小四合院里，进进出出有时还能见到他。每次见面，他都会冲我笑笑，但很少说话。那时，于光远名气已经很大，中宣部大院里的孩子也都知道他，还传说着有关他的轶闻趣事。

一 是说他聪明绝顶，记忆力非凡：一次他在家里会见慕名来看望他的人，足有二、三十人。来者中有人称赞他记忆力好。他听后很得意，说“今天不妨就考验一下 我”。于是，由来者一一道出自己姓名，在分别时，于光远和他们一一握手，并说出他们的姓名，结果一个不差，令在场的人大为惊奇，并传为美谈。当时中宣部子 弟多是中小学生，最看重记忆力好的聪明人，于光远自然便成为孩子们崇拜的对象。

一是说他出书和发表文章最多，是中宣部的稿费大户；因为稿 费多，所以是中宣部的首富，但他又最不把钱当回事。他除了将大把的稿费捐作党费外，时不时地还给中宣部幼儿园、食堂捐钱。后来中宣部在院内的“北大红楼” 西北边，修了一座游泳池，也是由于光远和中宣部另一稿费大户曹葆华捐资修建的。游泳池的最大得益者，当属大院的孩子们，所以我们对他都有好感。于光远究竟 有多少钱？当时不仅别人说不清楚，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只知道几乎每天都有邮局送来他的稿费单，由他的勤务员到邮局领取。他的勤务员还负责为他家打扫卫 生、帮他给上海的母亲寄钱等勤杂事务。后来这个勤务员在北京市附近的农村家里，添置了高档家具以及收音机、自行车等当时的时髦货，其暴富行径，引起乡邻惊 疑，引来公安局介入调查，查明该勤务员是个窃贼，并把他拘捕。其来源主要是偷盗于光远的钱财，而作为经济学家的于光远竟毫无察觉。

50年代中，我由初中升入高中，《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座》是高中阶段政治课的教材。也许因为这部书是光远伯伯和胡绳、王惠德编的，而他们都是我熟悉的父辈，所以这门课我学得特别用心，成绩也特别突出。

1956 年，中共中央提出“双百方针”，一时间，颇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气象。当时中宣部也在图书馆小礼堂举办了系列学术讲座。开讲的就有光远伯伯﹙当时他是科 学处处长﹚和许立群、秦川、林默涵、王惠德等名人，他们都是中宣部正副处长。当年中宣部，不用说正副部长，就是各处的正副处长也都是既有革命资历，又有学 术声望的专家学者。当时我对这些讲座极感兴趣，又因病休在家，所以经常也混进去和中宣部的青年干部以及学部的青年学者一起听讲。光远伯伯讲的两个专题，分 别是经济理论和科学问题。我最爱听的是于光远和秦川的讲演。前者概念明确、逻辑性強、富有理性、发人深思；后者通俗、生动、深入浅出、实事求是，有特殊的 感染力。他们俩讲演的风格迥异，但都有自己独到见解。听讲后，我还分别到过他们家请教问题。也许两位父辈看我幼稚浅薄，没有表现出对我什么兴趣。但是到了 “文革”以后，他们都成了我的忘年至交。

反右前后，我就很少见到光远伯伯。反右运动中，小礼堂的学术讲座停止了，代之以接二连三的批斗 会，小楼不断传出声嘶力竭的批斗声和口号声。中宣部食堂前面贴了许多大字报，我也跑去看，似没有見到写光远伯伯的。但听父母亲说，他的夫人在中央党校学习 时被打成“右派分子”，而且光远伯伯也受到什么“影

响”。

1958年我上大学，政治经济学又是一门必俢课，所用课本又是于光远与王惠德合著的《政治经济学讲座》。当年我还为民族学与社会学问题，为商品和市场问题，分别找过光远伯伯和林涧青叔叔﹙科学处副处长﹚。

1959年，中宣部提拔许立群、姚溱、林默涵三人为副部长。当时，我听父母亲和一些中宣部叔叔阿姨的议论是：其实最应该提的是于光远。他们都为于光远感到不平。后来听说，1964年，因聂荣臻元帅的器重，光远伯伯才被任命为囯家科委副主任。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毛泽东说中宣部是“阎王殿”，中宣部所有部、处级干部都被当作“阎王”和“判官”遭揪斗整肃，光远伯伯自不能幸免，成为第一批被 “革命”者。先是到车公庄的北京市委党校集中关“牛棚”接受批斗。当时我母亲也被集中到市委党校，但每周可以回一趟家。她说了一些于光远挨斗的情况。如说 “革命群众”要他交代“为什么说粪是臭的”？﹙因为毛主席说过“粪是香的”﹚他竟列出粪的分子结构来，证明粪是臭的。结果引起“革命群众”的极大愤怒。还 说，有从学校来的红卫兵批斗他，讲出一些道理，他觉得可以接受，甚至会高兴得赞扬人家，或感动得流下涕泪。，弄得“革命群众”哭笑不得。

后 来光远伯伯和我的母亲都被赶到宁夏贺兰县的干校。我母亲和光远伯伯又同在养猪班，他们在共患难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年我的哥哥郑伯农和他的女友、妹妹郑 立中、我最小的舅舅陈家庚﹙比我小两岁﹚到宁夏干校看我妈，都把还在挨批斗的光远伯伯当作自己的亲人，有好吃的就会请他及家人一起吃，和他聊天、听他讲故 事，陪他去赶集或上银川逛街，带他的两个小女儿小东、小庆出去玩耍等等（现在还留存着好几张当年的合影）。那两、三年，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先是蹲监 狱，后来长期被关押在干校的土牢中，因而不能和他们一起去宁夏干校探亲，也无缘和光远伯伯见面。

1975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光远 伯伯被召任国务院政治硏究室七位负责人之一，从干校回到北京落户史家胡同8号。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遭整肃。我从湖北干校回京后曾与哥哥、妹 妹、舅舅去看望他。他非常关心我在干校挨整的情况，同时也问清明节前后天安门广场上民众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情况。

“四人帮”垮台后，我常和 李春光﹙音乐学院青年教师，因写过指向江青的大字报而闻名﹚一起去看他，当时由他负责正忙于和林子力等人合写一本批判“四人帮”﹙实际上也是批毛﹚“批 ‘唯生产力论’”的书。虽然他很忙，但总愿意抽空和我们接触。加上我父亲从秦城监狱放出来后，原住房已被人占用，后来也入住史家胡同8号西院，和光远伯伯 成了邻居。所以每次我去看我父亲，也都会跑到光远伯伯家坐坐，有时我父亲也会和我一起去。但他并不多说话，主要是听我和光远伯伯攀谈。

1978年，胡耀邦任中组部长期间给我平了反，三中全会后不久，我被调中宣部理论局工作。之后，和光远伯伯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除了世交关系、工作联系外，主要是我们观念和情感相投，逐步建立了深厚的亦师亦友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在三十多年中，日益加深。这是因为：

一是我看到他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骨骾最硬；

二是他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坚决和耀邦站在一起，成为实践派领军人物之一；

三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批评“凡是派”，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确立党的新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

致向前看”，开辟改革、开放新时期做出特殊贡献；

四 是理论务虚会前后，他作为“思想解放运动”中胡耀邦的重要顾问和助手，在拨乱反正，批判“以阶級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批“批 ‘唯生产力论’”，提出生产目的问题，明确社会主义初級阶段，提倡现代市场经济，以及引进世界文明、创建新的学科做出卓越贡献；

五是在三 中全会以后，他敢于冲击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的桎梏和陈云的“鸟笼经济”的枷锁，敢于抵制“批判（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和胡耀邦 一起坚持全面改革，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秩序，做出不懈的努力；虽遭专制主义势力的长期不断的围攻打击而不悔。

六是他确有真才实学，堪称博大精深，兼融自然枓学和社会科学，精通哲学和经济学，特别是他的创造性理论思维能力、科学思維能力，恰是其他理论工作者、经济学家所不能与之同日而语的。他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重要理论奠基人。

七 是在我人生几个重要阶段——在中宣部、在《新观察》杂志、在负责中西部发展硏究中心工作和主编《精品》杂志、在中华文学基金会，以至在我退休后负责文衡文 化发展中心工作和编撰《往事》民间读物等等，长达三十余年中，他对我持续的关爱、支持和教诲，吸引我参加他领导的各种学术和社会活动﹙如经团联、国土经济 学会、自然辨证法学会、《方法》杂志、市场经济双周座谈会等组织的活动和聚会﹚，介绍我认识了杜润生、任仲夷、李慎之等一批中国卓越的思想家。我与他思想 观念相投，政治态度一致，在我诸多忘年交当中，他和朱厚泽都是对我影响至深的人。

2006年3月，我住院动大手术，怕他担心，没有告诉他。但他听说后于四月二日，还是冒着春寒跑到东皇城根我的住所去看我。当时他已91高龄。

值得一提的几件事

一、 1978年4月，在拘捕红卫兵“五大领袖”时，也抓走了“新北大公社”的二把手孙蓬一。其实孙和“五大领袖”在1968年工军宣队进驻各高校以后直至“四 人帮”垮台，都受到长期的整肃。孙蓬一是颇具政治眼光又极富侠义的人，当年是他最早提出反对中央文革的“极左”思潮，他是抗日烈士的子弟，在抗日战争最后 一年﹙他十四岁﹚，就加入了共产党。他是我和王若水、阮铭、李春光非常要好的朋友。1977年初，周恩来逝世周年，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同时批判“四 人帮”。孙蓬一刚从天安门广场来到我家，约我去看阮铭。他情绪十分激动，对阮铭和我说：“我真盼着邓小平早一天出来工作！”阮铭调侃说：“邓小平也许最不 喜欢你这样的人，他要上台，首先就会整你这样的人。”孙蓬一涨红着脸霍地从坐椅上站了起来，拍着桌子说：“就是再整我，为了党和国家的大局，我也心甘情 愿！”

然而，一年后不幸被他言中了。我总想起这段孙阮对话的情节，心中有说不尽的酸楚，总觉得应当把孙蓬一的情况，特别是这个故事告诉邓 小平。我认为他知道情况后，会高抬贵手。光远伯伯当时任科委副主任和新成立的社科院副院长，报上常登邓小平接见“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原排名如此﹚ 消息。于是，我把我的想法向光远伯伯倾诉，求他转告已经“官复原职”的邓小平。光远伯伯沉思了半晌，说道：“邓小平是很难说话的，他下决心的事，是很难改 变的。我

只能找机会去办。”他的声音很低，情绪也显得很压抑。接着他又说——情绪似乎也放松了些：“孙蓬一这个人我还有一些印象，‘文革’ 中是他最早提出反对‘极左’思潮，提出王、关、戚，即中央文革的问题，也是坚决和谢富治斗争的人……对于群众組织的头头应该具体分析，不能搞一刀切。”他 的这番话，令我十分感动。我看到在“老革命”中还有像光远伯伯这般开明，这般通情达理的人。当然，最后他还是没能救出孙蓬一。当时邓力群、万里也都曾答应 为此事做努力，但也终未奏效。孙蓬一后来被判刑进监狱，之后又被送到青海劳改农场，刑满后仍被变相关押，受尽了摧残，致精神分裂。回京后没有任何生活来 源，贫病交加，几次自杀未遂，后发作脑溢血逝世。

二、胡耀邦主政中宣部期间，为引导思想解放运动，除了定期召集办公会即部务会外，还经常 组织例会（联系单位负责人联席会）和务虚会（高层次的专题硏讨会）。光远伯伯是跨两个会的重要角色。我作为工作人员，总能在会上和他见面。非常有趣的是， 在会上，我注意到，除了发言外，他总是趴在桌子上不停地写东西。但是有时在别人发言时，他也会突然放下笔，插上一段话，而且接茬接得非常得体、非常有道 理。大家都知道，他写﹙或改﹚东西不影响他听讲，他听讲也不影响他写作，他有一心二用甚至三用的本事。以前就听我父亲说过，当年在《学习》杂志时，每逢开 编前会，都要把重要稿件交给总编辑于光远审改。光远伯伯既要主持会，又要听别人发表意见，不时还要插话表态。但是令人惊奇的是，会开完了，他稿子也改完 了，而且删改得很厉害，有的段落甚至改写过。

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特异功能”假“人体科学”的名义蜂起。一次由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 委员会主任张震寰组织的特异功能表演会，请中宣部派干部并代邀社会科学界著名专家学者参加观察，还特别提到“最好请于光远同志参加”。部领导让我参与其 事。我对“特异功能”虽持否定态度，但抱好奇心，想看个究竟。我知道张震寰是12·9运动民先队成员，早年也到过延安，应与光远伯伯熟悉。所以见到光远伯 伯时就和他说了。不料他竟勃然大怒，涨红着脸，大声反问我：“我为什么要参加？！”我惊呆了，不知所措。这时他的秘书胡冀燕把我拉到一边，笑着对我说： “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他最反对‘特异功能’了，不能在他面前提‘特异功能’。”我说是张震寰建议请于老的。冀燕说：“钱学森、张震寰就信这些，他们是 总后台，把国防科工委当成‘特异功能’的阵地，不知花了国家多少钱。他们在‘特异功能’问题上和于老是死对头！”

几天后，我又见到光远伯 伯，我不敢再提“特异功能”的事。但他并没有忘记，倒是笑着对我说：“变魔术你能看出破绽吗？你如果能看出，人家还能表演吗？你去参加‘特异功能’表演 会，你能观察出什么？以后你还怎么表态？不要上他们的当！”接着他还告诉我：在“特异功能”问题上，邓小平不表态，陈云是相信的，胡耀邦持否定态度，但主 张“不争论”。我跟他说：前几天我听说，几个“特异功能”大师搞“离体转移”没搞成，便解释说，因为隔壁房子有于光远，他的气场太強了。他听后，不禁哈哈 哈大笑起来。

四、我毎次应约到他家里，他总是在写东西。进入他的书房，他会抬头冲你笑笑，然后接着写他的东西。接下来就是孟阿姨（他的夫 人）来倒茶和我或我们寒暄。非得待到他写完一个段落才跟我﹙或我们﹚谈话。谈话时他也非常投入，每次见面他都有新的话题，从不重复上次说过的。我真佩服他 的大脑功能，怎么会有那么多感触，又有那么多的认识，而且都具理论化。他即便在和我们谈话，还是没有停止他的写作，只是把“重点”放在谈话上。有时谈话到 兴头上，他上洗手间，也会唤你进去，说：“进来吧，没关系！”，他就坐在马桶上和你继续谈

话。好在他家的洗手间很大，还放着一两把椅子。他真是把时间利用到极致了。有次，我在报紙上看到报导他从北京到上海，在飞机上写了两篇文章。我问他可有此事？他问答说：“略有差误，不是两篇，而是三篇。”说完他自己先笑起来。

五、 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到某大酒店去参加一场硏讨会，会间，他上洗手间，因为他是从主席台上走的，所以我没有陪他。但我注意到他好半天没有回来，便到厕所去找 他，没有见到。我有些慌了，便和胡冀燕在酒店各处找，还是没找到。还是冀燕有经验，说这里还有几个会，我们到各个会场去找找看。终于在一个全国性硏讨会的 会场主席台上找到了他。原来他如厕后走错了会场，该会议主持人见是于光远，喜不自胜，说：“没走错，没走错！”便把他迎到主席台中央。冀燕跟我苦笑道： “以前也出过类似的事，就是到酒楼参加酒会，也是走错了大厅，结果被拉到别的宴会上吃了起来，他也不着急。”光远伯伯是中国大名人、大学者，认识他的人又 多。别人请他还请不着，他走错门儿了，对别人来说是“正中下怀”。有趣的是，他自己也还心安理得，认为无所谓了。

六、我和光远伯伯接触应 该说比较频繁，但我从来没见过他愁眉苦脸情绪消沉，他总是充满自信，踌躇满志，洋溢着乐观情绪。他也从不优柔寡断，遇事遇人，总能很快做出明确判断。记得 1986年底、1987年初，邓小平逼迫胡耀邦辞去总书记，又要求召开高层“生活会”批判胡，接着又由邓力群出面策动中顾委召集批判于光远的“生活会”， 还安排喻权域等一批非中顾委的人员到会充当打手。在“生活会”上，光远伯伯奋起抗争，使邓力群等人的权谋破败，还嬴得会内会外广泛的同情与赞誉。会一开 完，光远伯伯就把我和他的老部下林京耀叫到家里。当时我们都为他遭整肃感到不平，想给他点安慰。不料，他丝毫没有委屈神态，而且，经过九个半天的鏖战，也 没有一点疲倦的样子，他神采飞扬，一副得胜回朝的样子。他向我们讲述会上他如何揭露邓力群等人的诡计，如何把喻权域等人批驳得哑口无言，兴奋得不时爆出响 亮的笑声。

1989年秋，《新观察》被勒令关闭，我的心情非常不好。我跑去看他。当时光远伯伯与杜润生、李昌、李锐也正遭批判整肃。虽然 不见他往日的阳光情绪，却也末见他悲观消沉。他对我说：“我把面对的亊情分成两类：一类是我意志所不能及的，比如人家会怎么看我、怎么处置我……我不去想 它；还有一类是我意志所能及的，比如，我怎么对待自己的身体、怎么做人、怎么说话，我要认真对待。”当时我正处于因极度悲愤而不知所措的状态中，光远伯伯 这席话，给了我极大的启示，使我从困顿惶惑中得以顿悟。

七、1991年底，光远伯伯被查出患乳腺癌住院手术。他在电话中告诉我：男人患乳 腺癌是非常罕见的，差不多20万人中才有一个人得这个病，“非常荣幸，我就是这二十万分之一”。 说完他竟哈哈大笑起来。人们常把癌症称作绝症，当时我正在为他担惊受怕呢，而他仿佛在说课题的数据，仿佛在说一件新奇的故事。后来，他因输血又感染上丙型 ﹙或是戊型﹚肝炎，不得不停止化疗，住进解放军302医院调治。我去看过他三次，他一点没有表现出对病的担忧，而仍像在自家书房一样，不断地看书、写作。 一位护士对我们说：于老的乐观、于老的勤奋，都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住院期间，他还写了40多篇有关市场经济的文章，完成了20多万字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主体论（札记）》一书；在这期间，他还溜出医院，偷偷地参加过两三次老朋友们的聚会（吃饭、聊天）。到了1993年，肝病指标刚刚稳定下来，他又外出 跑了许多地方去考察，那一年跑了香港、上海、浙江、天津、广东、海南等地。他跟我们说：“学问有的是坐出来的，有的是跑出来的”。

八、 1992—1993年，光远伯伯多次跟我提到他喜欢邵燕祥写的文章，既有思想又有文釆，说他要向燕祥学习。他还自嘲道：“我的文章就是稍逊风骚”。不久， 他提出一个响亮的目标口号：“要做21世纪文学新秀”。 他的老朋友葛戈﹙著名化学家﹚还为他篆刻了一枚这样的闲章。当时他已经88岁，我也只把他的话当作“老顽童” 的豪言壮语看待。没想到，不到21世纪，他的一部又一部的散文随笔集都出来了。其中有《碎思录》、《古稀手记》、《文革中的我》、《我的编年故亊》、《酒 啦集》、《窗外的石榴花》、《细雨闲花》等等。

其中《细雨闲花》的书名是我提议的。1996年他将1977年以来写的散论随笔一类的文章 编撰成一个集子，他问我：你说取什么书名好？我想到唐诗中刘长卿的诗句：“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 我说历史发展的河流，基本上都是在“看不见”、“ 听无声”中流淌的。您写的这些散文、随笔，也正是二十年间这种“看不见”、“ 听无声” 历史流淌的记录，书名可否叫《细雨闲花》？光远伯伯听后表示认可。

九、1994年冬天，光远伯伯约我和作家牧惠、广东著名女记者方小宁一 起去看望夏衍老人。当年光远伯伯79岁，夏老94岁，他比夏老小15岁。我们在夏府客厅中等候，半个小时后夏老才由他的女儿沈宁扶着出来。夏公似乎更瘦 了，和往日见面时和蔼可亲谈笑风生不同，今天是闷闷不乐、少言寡语。看得出他生病了。平常我常见到人们对于光远这个老人家的尊重和爱戴，今天却看到他这个 老人家对他的老人家的尊重和爱戴。他为了让夏老开心，说了很多趣事，还用川音唱了一首四川抗日民歌，显得格外的年轻活泼——这是我从未看到的。

忘 了是谁讲了一条新闻：最近，李锐在北京医院遇到薄一波，薄凑到李的耳边，小声地问道：“那个‘地下总书记’近来怎么样了？”说者以此表示薄对邓力群也不以 为然。不料，夏老突然开口：“薄一波的话，你们也相信吗？！”真是石破天惊，一语道破。光远伯伯后来和我赞叹说：夏公太明白了！

因为考虑 到夏老的身体，我们谈话没有多久，便让他回房休息。沈宁后来打电话告诉我：老人家最近身体一直不适，你们来时他正在厕所，便秘弄得他很难受。我和光远伯伯 说了，他感叹道：“夏公是非常顾全体面和尊严的人，不愿意让人们看到他难受。”几天后夏老住院了，一直就没有出来，两、三个月后这位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的泰 斗、卓越的思想家便与世长辞了。所幸的是，那天方小宁给我和夏老一起照了相；那天，光远伯伯的举动，也特别让我心动，我看到他是真正认识到了夏衍的伟大价 值。他的这种眼光、这种情感、这种人生境界，是在朝的衮衮诸公所望尘莫及的。

“你们要爱护光远啊！”

1996 年，学术界的朋友为他举办《于光远从亊学术活动60周年硏讨会》，分别开了他的经济思想、教育思想、哲学思想三个硏讨会，之后还决定开一场他的文化思想硏 讨会，并推举我来主持。他本人建议，会议可就文化作为社会协调和社会发展功能问题作些讨论。这个会12月10日在友谊宾馆科学会堂举行，二百多名新闻、出 版、社科、文学、艺术、翻译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参会。朱厚泽、李锐、马惠娣、邵燕祥、蔡德诚、张扬、黄宗江、秦川、戴煌、胡绩伟、曾彦修、童大林、吴象、曹 思源、李辉、陈四益等人相继在会上发言。大家都充分肯定六十年来，特别是二十年来，他对中国文化发展做出的特殊贡献。

光远伯伯在会议的头 尾说了两段话。他说自己在许多方面，对许多问题都只能算是“一知半解”﹙恩格斯有这样的自谦，他最尊崇恩格斯﹚。但“我的优点是比较老实，不会装腔作 势”。他说：“我最讨厌的人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伺机整人。”我知道，光远伯伯“最讨厌的人”，应该是胡乔木、邓力群一类的人。

我在 开场白中突出提到：于光远“从青年时代开始，作为一位革命家，又是一位学者、文化人，后来又长期担任文化机构高层领导人，但是他真正的凝聚力，始终是深邃 的思想，渊博的学识，是知识的力量，智慧的力量，文化的力量，而不是他的权力。他积极乐观，尊重科学，追求真理，不为条条框框陈规陋习所束缚，有真正学者 风范。他不倚仗权势，没有霸道，没有阀气，有很強的宏放性、开放性、包容性，有继往开来之精神。他的双重身份，没有形成他的双重人格。这是非常难能可贵 的。”我这番话，自然包含着目睹三十年来官场，特别是文场的感受。我生有幸，能遇到如于光远、朱厚泽这样一批师友，他们是在专制主义黒洞中把我们引向自由 民主未来的明灯。然而他们都命运不济，数十年来，他们一直遭受专制体制和党阀、学霸的弹压。

同样，我们这个会也受到“安全”部门的干预， 会议期间派有十数名“便衣”前来监视。原来还准备在几个专题座谈会的基础上，开一个综合的座谈会。但由于“安全”部门的阻梗威胁，友谊宾馆也以“装修会 场”为名，拒绝出租会场，綜合座谈会便流产了。学界的朋友大惑不解：为什么全国最知名的学者又是中顾委委员——于光远的学术，竟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1996年春，我陪同光远伯伯到上海。光远伯伯是上海市的顾问，他每次到上海，上海市的党政领导都会去看他。那次先后去看他的有前市委第 一书记汪道涵、市长徐匡迪、团中央书记刘延东以及市里有关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光远伯伯当时腿脚已经不灵，为了照顾他，我和他住在一个大套间的卧室里。他白 天要忙着接待客人、参观、考察、开硏讨会、讲演，晚上还要写作、看书，到十一、二点，他才躺到床上，继续靠在床头看书，一直到凌晨一、二点钟。我真奇怪， 白天马不停蹄地劳顿，怎么到晚上还有那么旺盛的精力？因为我到午夜十二点钟以后，都觉得难以支撑了，但我还有“照顾”他老人家的任务呢！刚到宾馆的那天晩 上，为了使老人家睡得安稳，我把窗户关上，又把窗帘拉上。不料他竟不同意，让我重新把它们开启。他说，“为什么要关上窗户呢，这样就不通风了；为什么要拉 上窗帘呢，这样我就无法知道是不是天亮了。一切要尽可能顺其自然！”他告诉我，从小他就有这个习惯。

在上海的一天，他拉着我和胡冀燕到华 山医院去看望病中的周谷城老人。刚见面时，周谷老有些木然，坐在病床上发呆，当时有个女护工在照看他。当年他已97岁。我们和他说了许多话，他都没多少反 应，即便是答复我们的问话，也是前言不搭后语。大概过了五分钟左右，他突然认出了于光远，激动地抓住光远的手：“唉呀，光远啊，光远啊！”霎时间，思维也 变得敏捷，言语也变得清晣而富于逻辑性。他一再说，光远是他病中最想的人，是他一生见到的最有学问、最有才干的人。

于光远向他汇报了中国太平洋学会理事会议和新选出的一届领导成员、以及公选他为名誉会长等情况。周谷老高兴地连连称好，说：我做不成事了，太平洋学会交给你﹙周谷老是前任会长，后推荐于光远继任﹚，我就放心了。我印象中他们俩亲密地像谈家常一样说了很多话，我记得的是：

光远还问：周扬也是益阳人，你们是不是一个宗族的？

周谷老回答：周扬和我虽然都是益阳周姓，但不是一个宗族，周扬和周立波同宗。

光远还问：你和郭沬若应该有较多接触？

周老说：是啊，但郭老老婆找得太多，我不敢苟同。

他们俩越谈越近乎，周谷老还说，报纸、广播说我们一切都好，越来越好，但从民间听到的，我自己看到的并不那么回事。从他的言谈话语中可以看出，他对党和国家情况十分了解，信息十分灵通，对局势是十分忧虑。光远伯伯也谈了自己对党和国家的问题的看法，周谷老都表示赞同。

考 虑到周谷老需要休息，我们只好告辞了。周谷老站起来和光远动情地握手道别，他说：“也许我还能活半年，没有机会再见面了！”接着又跟我和胡冀燕握手，并对 我们说道：“你们要爱护光远啊，你们要爱护光远啊！”声调恺切，形同哀求，我注意到他眼里含着泪水。我知道，他这话并不是冲我们说的，他哪里是冲我们说的 呢？……半年后的11月10日，他离开了人世。

王惠德与于光远

说到光远伯伯，不能不使我想到他的老朋友、老搭档，也是我的老领导、另一位忘年交——王惠德。王惠德生于1922年，卒于1993年，享年才71岁，比光远伯伯小七岁，早逝20年。

王 惠德和于光远早年都到过延安，1948年又都到了中宣部；他们合作写过《中国革命读本》、《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座》、《政治经济学讲座》等干部读本和学校 课本；解放初，王惠德还继于光远之后担任过《学习》杂志总编辑；“文革”前于光远是中宣部科学处处长，王惠德是理论宣传处副处长。“文革”中他们都受迫 害。“四人帮”垮台后，王惠德的影响力虽不如于光远，但也是拨乱反正的重要人物；于光远是科委副主任、社科院副院长，王惠德是中央编译局局长。在十一届三 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王惠德和于光远等人先后有两次联合发言，反响极大；社科院马列所成立后，于光远兼第一所长，王惠德兼第 二所长；改革开放中王惠德和于光远都赞同胡耀邦的全面改革主张，对社会主义体制、对经济转型的硏究都有重要的理论突破；在“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 运动中，王惠德和于光远又都遭到专制主义势力的批判和整肃。

王惠德给我印象更深的，当然还是1980年调任中宣部副部长兼理论局长之后。 王任重被耀邦推荐任中宣部长时，他原选中王若水任分管理论的副部长，胡乔木、邓力群不同意，推定了王惠德。但王惠德未为他们所左右，而是和胡耀邦、于光 远、周扬等更亲近。他初到中宣部，给我的印象是：意气风发、思想解放。记得在一次会上，部长王任重批评当时知识界好讲“人”，而不讲阶級。王惠德当场顶了 他，说讲人有什么不好，毛主席就讲人。王任重马上表示接受意见。当时我在场，暗自佩服惠德的胆识，也佩服王任重的雅量。

王惠德长得一表人 才，白面书生，慈眉善目，身板比于光远胖些，颇有几分佛像。他来中宣部后，光远伯伯曾问我：王惠德怎么样？我说：印象不错。我把王惠德顶撞王任重的故事讲 后，他大笑起来，并对我介绍说：惠德在延安时，就是才俊少年，能把精深的理论问题，表述得通俗明白，他甚至能背诵《资本论》一些段落，曾得到毛泽东称道。

来中宣部不久，王惠德便在理论局和马列所内部试讲了他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的系统思考。他联系世界共运史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历史教训，对什

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主义与民主，消灭“三大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按劳分配，公有制和多种所有制，商品和商品经济等诸多问题，都做出自己的回答。

之 后又应邀在北京市委党校做了报告，我也在场。他的许多观点和于光远是相投相契的，对于当时正在开拓的改革开放的实践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比如，他对劳动价 值论，即劳动产生价值、并用劳动时间来计算价值量提出质疑。他说，劳动有简単劳动和复杂劳动之分，还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分，社会愈进步，脑力劳动的含 量就愈大，脑力劳动是无法用时间来计量的；而且产生价值的不仅有劳动，还有资本、还有管理，还有机遇，还有资源等各种生产要素。他还说，商品经济与计划经 济不同，它要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从尊重价值规律这个意义上说，不仅要斤斤计较，而且要两两计较。他认为，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迄今没 有解决、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的问题。他说，不久前，一位日本社会主义问题专家向他讨教：什么是社会主义？意思是，既然历史实践证明列宁定义的几大特征的社会 主义是不靠谱的，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他回答人家说：我也说不清楚。他说，这不是谦虚，而是大实话。

谁料，他的讲演被他的老部下、时任 北京市委党校副校长的马仲扬汇报给邓力群和北京市委负责人，于是，他的这些拨乱反正的理论探索，竟被诬为“否定社会主义”，加以整肃。当时北京市的负责人 竟批判道：“列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早就有过定义了，怎么连什么是社会主义都答不出来，究竟是共产党的中宣部长还是国民党的中宣部长？！”面对这些浅簿无知 而又专橫霸道之徒，可谓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1982年，邓力群当上中宣部长，王惠德日子更难过了。到“清污运动”中，于光远被诬 为“鼓吹一切向钱看”，王惠德被诬为“鼓吹斤斤计较两两计较”，一同被当作“自由化”的重点；王惠德又身在中宣部，更成了邓力群“关门打狗”的两个主要对 象之一﹙还有一个是李洪林﹚。大会批判、小会批判，部内批判、部外批判。从那之后，他处处变得谨小慎微，再也听不到他那高屋建瓴、掷地有声的言谈话语了。 他还多次对我们说，他年纪大了﹙刚到60岁﹚，要争取“安全着陆”。不久，他便患了甲亢住进医院。

王惠德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问题——包括社 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反思和理论上的批判认识，可以说在中囯未有出其右者，在世界共产主义批判史上也应有其地 位的。可惜戛然而止了。这一方面是由于专制主义势力的压制和扼杀，另一面，也与他个人性格情感上的弱点有关。和于光远比较，于光远胸襟宽阔、性情豪放、抗 压能力強，长于特立独行、举重若轻，面对強权，敢于抗争。如中顾委对他开批判会，面对批判者的胡言乱语，他敢于跳起，圆睁怒目作狮子吼。王惠德则温文尔 雅、性情懦弱，抗压能力差，且心事很重，惯于逆来顺受、自我压抑。他在中宣部遭受无端批判时，常是对以默尔而息。

和于光远一样，王惠德也 喜欢笑，见人就笑，到场就笑，不论和人谈话还是做报告，时不时会爆发出朗朗的笑声。这在理论界是出了名的。但是，自从挨整之后，虽然还能见到他和蔼可亲的 笑容，听到他的笑声，但神情总带着几分凄楚。令我辈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于光远是个乐天派，能自我排忧解惑，他的笑，真是发自內心的开怀大笑；王惠德一腔 委屈和愤懑不得宣泄排解，郁结于心，他的笑，是苦恼人的笑！

所幸，1985年朱厚泽任中宣部长，王惠德又得到信任和尊重。他受朱厚泽之托，曾主持处理“马丁文章事件”和“秦柳方报告事件”，澄清了人为制造的混乱，使理论界，特别是经济学界，免遭一场大批判的浩劫，受到坊间高度赞场。

然 而随着胡耀邦、朱厚泽下台，王惠德终于在“反自由化”甚嚣尘上的声浪中，因长期苦楚郁瘀而罹患癌症，于1993年12月25日逝世。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到北 京医院和他告别，心中翻腾着我们共同经历的愉快和不愉快的往事。不久，在于光远的主持下，召开了一个王惠德纪念会，朱厚泽、王若水、洪禹、吴明瑜、李普、 龚育之、冯兰瑞、理夫、张惠卿、曾彦修、孙长江、张显扬、彭克宏、胡冀燕等人参加。我在发言中，当说到王惠德只祈盼“安全着陆”而终未能如愿时，不禁悲恸 痛哭，我哭这么一位杰出理论家不能伸其才智而被绞杀，我哭我们这个体制的无道和暴虐！

我想得很多

光 远伯伯的辞世，我想得很多，我痛感到：这不仅是一代、两代人的终结，而且也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所谓一代人，是指当年怀抱争取民主自由，奋起抗日救亡，反对 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专制独裁；推翻国民党政权后，又经历了共产党建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经历了毛泽东发动的各次政治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的死去活 来；后来在世界大潮的触动下，在痛切的反思中，继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试图通过改革开放，来改造共产党，彻底解决民生、民权和民族问题，但是事与愿违，结 果却出现了主宰中国命运的权贵资本主义，他们也被这个党、这个政权所整肃、所抛弃的这么一代人。所谓一个时代，即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对外开放， 对内改革，以图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时代。这个一代人引领的这样一个时代终结了，代之以实现国家和社会制度为民主宪政这一基本内容的历史时代，即从“改革 的时代”进入“改制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