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 北工大杨昌鸣）按：1959年-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人们刻骨铭心，但大饥荒期间，国家为应急救饥而发起的代食品运动，却逐渐淡出我们的记忆。本文作者陈廷伟是农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最早建议利用快速繁殖的小球藻等微生物，作为代食品补充蛋白质来源。在那个特殊年代，这个建议被党中央和国务院采纳，迅速在全国推广。他的这篇回忆文章，揭示了“代食品运动”的决策和发起过程，也给今后的救灾应急提供了一点借鉴。

国务院会议研讨救灾应急措施

1960年初秋的一天下午，中国农科院领导突然通知我，次日上午到中南海参加国务院的一次会议，让我准备一下，就当前大饥荒提出救灾应急的措施建议。我连夜准备材料，心情极为紧张，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去中南海参加国务院会议，而且是救灾大事的会议。这次救灾应急会议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1958年正是全国大跃进、人民公社化高潮期，人们普遍沉浸在农业大丰收的喜悦中，没想到，这一年冬季即发生了粮油紧缺问题。进入1959年，北京等大城市也开始重新核减粮、油、副食定量，所有食品全凭票证供应。北京当时除粮食按人口年龄、性别和工种区别外，每人每月还有半斤油、半斤豆腐和带鱼等副食品，这是对首都居民的特别照顾。

当时，受重点照顾的北京，居民生活受饥荒影响应是全国最轻的，人们照常上班，虽饥肠难忍也不对外显露。北京大学通告学生饭后不要上球场运动，只能卧床休息。令人难忘的是1959年秋季的一天，我院农场抓到一个偷田间白薯的人，此人跪地求饶，说他是人民大学某系主任，实因孩子饥饿难忍才出此下策。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已处于饥难觅食的困境了。

首都尚且如此，全国其他各地饥荒更为严重。1960年春，我随所领导到河南新乡农村基点视察工作，只见水渠两旁，树叶均喷有白色物，并布告“喷有农药，禁止食用”，而远处树叶都已采光。基点招待我们的食物是玉米面混棉籽皮的黑窝头，说是上等品，村民只能吃棉籽加树叶食物。当时，国内各地饥荒形势使农业科研人员如重负在身，大家都苦苦思索如何才能快速取得食物来源。我院原子能利用研究所试验用碎菠菜叶在强光照射的玻璃瓶中通气培养，以求快速增殖叶绿素生产食物。此项试验列为院重点保密项目，院长规定每天书面汇报研究进展。当然，这样研究不会成功，只反映当时农业科技人已经病急乱求医了。

我们微生物研究室利用微生物繁殖快的特点，研究培养酵母菌、真菌和单细胞藻类，快速生产可食用物，引起院领导重视。同时，我还写了“利用微生物取得食物新资源的途径”论文，在《中国农业科学》上发表。可能是这些研究结果引起部、院领导的关注，才让我参加国务院召开的灾荒应急会议。第二天上午，我准时到院长室，随同院领导程照轩（时任农业部副部长兼农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和朱则民(时任农科院副院长)一同乘院长汽车去中南海。我坐在司机旁，听到两位领导在后座谈论，全国灾情实在太严重了，想不到饿死这么多人，浮肿病人就更多了。程照轩说：“抗日战争时，敌人封锁解放区，沂蒙山区什么都缺，但到老乡家中煎饼大葱能吃饱。老百姓把粮食埋在地下，敌人翻不到。”朱则民说：“我们坐牢（敌人监狱）时也有得浮肿病的，脚脖子上一按一个坑，出来后就好了。”又说：“现在是救灾如救火，最要紧的是能救急。蔡部长（农业部副部长蔡子伟）说：你们农科院有那么多专家，怎么救急时就派不上用场呢！批评我们了。”

我回头看了看院长们，心中想：是啊，我们农科院的农作物育种和栽培大专家很多，今天怎么就让我一个年轻科研人员随院长去开会？正当我纳闷时，朱则民好像看透了我的疑虑，说：“陈廷伟，这次只让你一个人参加会议，是因为你们的研究项目正符合当前救荒急需，能派上用场，你要提出切实可行的救灾应急办法。”程照轩副部长也鼓励我说：“不要怕，要大胆发言，是你为人民立功的时候了！”

经院领导这么一说，我才明白这次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的原因；同时也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和压力，手心直出汗，也顾不上看车窗外景色，一心只想如何抓住重点简要发言。

小球藻救急

汽车开到文津街，从面对北京图书馆的北边小门进入中南海，门口有警卫但无标牌。门内出来一军官，向司机问明单位名称和车号后立即放行。车行不远即停在一平房前，估计是中海的国务院办公区一处会议室，四周并无宫殿式古建筑，也无高楼。进入会议室后，只见室内有一长会议桌，两侧陆续坐满30多人，大都是有关部委和单位领导。我们坐定后，从后侧门走进一位领导，是习仲勋副总理，他坐在会议桌一端主持会议，先用铅笔在名单上对应到人员逐一点名，然后宣布开会。

他说：“今天召开这次紧急会议是根据总理指示，要进一步摸清当前灾情和需要中央采取的应急措施。同志们，自前年秋冬以来，全国自然灾害造成的饥荒日益严重，影响到广大群众生活和健康，对部分地区基层群众来说，如何度荒已是关系生死存亡的大事，各部门要群策群力，为度荒抗灾作贡献，要发动群众多想办法，采取各种措施挽救重灾区人民生命。同志们，如今已到救荒救灾的危急时刻了。”此时，会议室内一片寂静，气氛严肃，人人眉头紧缩，相信各部委领导心中压力更大。

随后，粮食部和商业部长汇报当前粮食库存和可供调运及配发情况。粮食部汇报说，各大城市库存粮食供不应求，北京、上海大城市库存也只够供应一周左右，而且粮源不定，各省都有困难，如何调运以确保大城市供粮，需要中央统筹安排。商业部汇报说，各大城市粮油副食定量供应日益困难，中央指示要确保京沪两市供应，定量不能再减，如何确保需中央统筹安排。

紧接着，公安部汇报说，目前全国各地社会治安情况基本稳定，灾区未出现饥民群体流亡现象，也未出现群体抢粮事件，只是一些小偷小摸。但是，农村中饥荒饿死、病死人员不断增加，已成为严重社会问题。随后，民政部汇报全国各地灾荒情况，一些重灾区群众无力自救，相邻省区也无力支援。目前除重灾区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外，突出问题是各地因饥荒发生的浮肿病人相当普遍，其中青壮年也不少。此时，习仲勋同志紧缩眉头，急问灾区有无可能发生流行病疫情，浮肿病的病因是什么，如何抢救？卫生部回答：浮肿病主要是饥荒缺粮造成，并非传染病，不会发生疫情扩散，随即示意中国医科院代表解释医学病因。医科院代表汇报说：浮肿病的根本原因是长期饥饿，人体严重缺乏蛋白质，致使肝功能受损而使体细胞间隙充水，轻则下肢皮肤凹陷浮肿，重则肝腹水、肝硬化至死亡。防治此病主要措施是增加蛋白质营养。青壮年由于基础代谢快，消耗能量比老弱人多，一旦长期饥饿，得浮肿病比例高，死亡也快。

说到这里，会议室内气氛更为凝重，与会者都为灾区死亡人数之多震惊，对大量浮肿病人紧缺蛋白质问题又束手无策。习副总理沉思后连声说：“蛋白质，怎么才能增加蛋白质来源，农业部有什么办法？”蔡子伟汇报了全国农业生产现状，提到来年收成估计时，习副总理一挥手说：“远水救不了近火，你们有什么应急办法能为群众增加一些蛋白质食物？救灾如救火，有什么让群众生产自救的救急办法？”程照轩副部长随即回应：“请让农科院科研人员报告利用微生物快速生产蛋白质食物的办法。”

在各级领导的期待目光中，我鼓起勇气起立发言：“各位领导，目前灾荒严重，全国各地急需蛋白质食物资源，已等不及来年农业生产了。当前只有利用生长快的微小生物，例如单细胞藻类和菌类才能快速生产出蛋白质资源。有一种单细胞的小球藻，蛋白质含量比猪肉和大豆还高，繁殖快，在阳光下一个藻细胞一昼夜能增殖几十倍，每5-6天可收获一次。培养方法简便，在农村可用水盆、水缸或水泥池，加水和少量藻种及氮肥，在阳光下培养，几天后水体变浓绿，就可收获，不仅可用作家畜的精饲料，还有很高食用价值。我们正在研究小球藻工厂化生产方法，但目前仍应土洋结合、以土为主，发动群众家家户户就地培养，作为群众生产自救度荒的一种代食品，补充蛋白质来源。”习副总理听了后，很高兴地说：“农科院的代食品研究工作很好，是国家当前急需的救荒措施。你们先写些科普材料，教群众如何培养小球藻和代食品，工厂化也可试点，回去写个报告来。”

中央发起代食品运动

我回院后立即准备报告和相关材料，呈报到院。不久，国务院即批准我院关于开展小球藻等代食品研究和应用的报告，并拨30万元专款在我院筹建小球藻实验工厂，此后我们即全力投入代食品科研工作和相关科普材料的编写。

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量生产小球藻》的社论，首次指出小球藻的食用价值。1960年10月27日，毛主席批转胡乔木同志建议在全国推广小球藻的信。同年11月，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通知》。至此，由中央发动的代食品运动在全国开展。

代食品运动对当时缓减全国饥荒起多大作用，此后未见有关部委和科研部门调查总结。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年鉴》和《人口统计年鉴》：1959年前，中国人口每年至少增加1000万人，1959－1961年人口连续三年负增长，非正常死亡（即死亡总数减去历年正常死亡平均数）为1458万人。其中又以1960年最为严重，人口减少1110万人（4.75%）；1961年人口减少348万人（3.87%），比1960年少死762万人。

从以上统计数字看，与1960年相比，1961年我国人口中非正常死亡人数骤然减少700多万人，此后即恢复正常。其中即有代食品运动所起的作用，保守估计，代食品在救灾度荒中，减少了上百万人的浮肿病和死亡。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今，我国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但居安思危，一旦发生特大饥荒，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是不能依赖进口粮食度荒的。我们应吸取五十年前大饥荒的经验教训，制订预防和应对大灾荒的应急预案，在积谷防荒的传统备荒措施外，建立能快速收获的农作物种子库，尤其是要在科研单位储备能快速生产代食品的微生物菌种和藻种，以及建立可食用昆虫等生物物种资源库。有备则无患，预先储备这些应急物种资源，平时看似无用，一旦遭遇饥荒，人民群众能快速取得食品和代食品，就能救民于水火之中。

来源：《文史参考》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