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到一篇文章，是写大儒冯友兰的，他晚年主动参与批林批孔，获得领袖首肯和江青褒奖，谁知没两年，毛死了，四人帮被抓，文革结束，他夫人说他是在天快亮时还尿床一泡。此话有自责，有无奈，有懊悔，让冯先生情何以堪的窘态尽显无遗。

尿床的文人当然不是冯先生一个，但冯先生肯定是当时主动尿床中最著名的一个了。冯先生是所谓“旧中国”的老派知识人，从国统区进入“新中国”，见到从解放区来的文化干部，一直是自觉低人三分，自觉马克思主义水平不够，要努力改造世界观，要跟得上时代。无奈怎么跟都跟不上，每次运动来了，都是被批斗的对象。文革后期，毛发动群众批林批孔，由当代大儒主动出来现身说法，数落孔子的不是，效果肯定比工农兵学员有更大的杀伤力。冯先生看清了这个形势，觉得与其被人斗，还不如自己出来斗。于是，在80高龄之际，接连写了两篇批孔文章:《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斗争》，两篇文章先后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毛读到这两篇文章后甚是高兴，批示表示支持。圣旨下来，官媒当然跟进，《光明日报》于1973年12月3日、4日连续两天进行转载，并配发了编者按。冯先生因此际遇立即有了根本改变，从人下人变成了人上人，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就是大网红了。在领袖的亲切关怀下，冯先生意犹未尽，在上述两篇文章的基础上整合出一篇七万字的长文《论孔丘》，历数孔子的反动罪行。现在说这篇文章是数典忘祖，一点也不为过，孔子可是冯先生的祖宗啊！可这样的文章竟然出自冯先生之手，不能不让人唏嘘不已。看来，文革一场，何止是让这些大文人在天快亮时禁不住尿床，更是把他们变成了自己后来都不敢认的鬼模样。

在文革登峰造极时，并不是所有的文人都憋不住尿，另一个大儒梁漱溟就是持我绝不尿你的立场，官家几次派人来做梁先生的工作，劝他出来批孔，诱以名禄，嚇以批斗，梁先生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真可谓大义凛然。就他不尿而言，梁先生在文革中真是为儒者保留了一点颜面。

从现在来看冯梁两位大儒对孔子的态度，人格高下自然分明，冯先生晚节不保，辱孔而自辱，梁先生一以贯之，尊孔而自尊。文革之后，冯先生见梁先生自然是气短了三截，写信求见被拒，举办寿宴邀请亦被拒，真是不堪忍受。而梁先生则因为在文革中拒绝批孔，被人们誉为是中国的脊梁和儒家最后的一块硬骨头。

但有意思的是，冯先生在文革之后能自我反省自己的这段荒唐历史，对毛有新的认识，从对毛的盲目崇拜中逐步清醒过来。他在93岁高龄时重写中国哲学史，在序论中他认为毛想做君师，也就是说既想当伟大领袖，又想做伟大导师，不仅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还想当思想上的领导人，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有权威的人。这个看法应该说是有深度的。因为破除了对毛的迷信，冯先生自己获得了一种自信，自认可以做到“斩名关，破利锁，俯仰无愧作，海阔天空我自飞”，也敢于对毛的一生功过做出他自己的评价。他把毛的思想分为科学、空想和荒谬三个部分，即新民主主义及以前阶段为科学部分，社会主义阶段为空想部分，极左思想阶段为荒谬部分。应当客观地说，这个认识水平在当时是超过了大部分学者。冯先生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不仅是恢复了做儒者的尊严，更重要的是恢复了做人的尊严。

冯友兰思想有此进步，实属不易，那么，梁漱溟是不是应该有更大的进步？梁先生不仅是在文革中坚持了其匹夫不可夺志的立场，而且早在中共建政初期就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和毛争辩农民问题，在毛勃然大怒时毫无惧色，要求毛拿出一点雅量来，这种直犯龙颜的勇气可谓是中国知识人中绝无仅有的。以梁先生这样的性格和见识，文革结束之后，他对毛的认识应该远远超过冯先生吧？但令人困惑的是，梁先生非但没有非议毛，而是高度评价毛。为梁先生撰写传记的美国作家艾恺在拜访他时问：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中国人是谁？梁先生的回答不是孔子而是毛泽东，他说：“毛主席实在了不起，恐怕历史上都少有……是世界性的伟大人物。”更匪夷所思的是，梁先生不会不知道，毛一直是自比秦始皇，但梁先生却把毛比喻为是周文王。错把秦皇当文王，历史上那些大儒们不知会作何感想？这难道不就是认贼作父？当代大儒梁漱溟先生晚年就是这么一个认知水平！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即将天亮的时刻还尿床一泡，这是他晚节有亏，但在中国已经天亮的时刻，梁漱溟先生居然还如此执迷于对毛的膜拜，没有像冯先生那样至少对毛所犯下的错误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这是不是说明了，梁漱溟先生最终还是把尿尿在了毛的一亩三分地里，而且终生不悔？

梁漱溟先生的人格和思想境界能比冯友兰先生更高些吗？

学术屈膝于权力，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传统，冯梁两位大儒亦不能例外。简述这段往事，无非是提醒当下那些竞奔于权力上书房或外书房甚至外书房走廊的那些文人或儒者们，千万不要在天亮之前尿床一泡，以致让后人掩鼻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