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最可愛到「最可恥」的人

許多年後，張澤石才知道，自己的檔案裏有一句審查意見：「終生控制使用」。這句看似輕描淡寫的話，成為他一輩子甩不掉的沉重包袱，讓他從「最可愛的人」，淪為國家眼中最可耻的人。

文/ 劉冉 攝影/ 鍾卓明

「1951 年3 月21 號，我們60 軍180師入朝參戰。五月下旬，我們被美軍包圍，彈盡糧絕，各自為戰。我被美軍俘虜，這决定了我的一生。」在台灣一次朝鮮戰爭紀念座談會上，83 歲的張澤石如此開始了他的講述。

跨過鴨綠江的那一天，他不滿22 歲。

戰友們肩上扛着槍，張澤石負責運送的卻是油印機、鋼板、蠟紙和鐵筆。17 歲就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的他，在教會學校習得一口流利地道的英文，是志願軍中少見的高級知識分子，因此被調入團政治處任見習宣傳幹事，負責編印和分發《戰鬥快報》。

那一天，他尚未體會到對戰爭的恐懼，甚至因眼前這報效國家的大好機會而滿心興奮。要知道，自少年時代起，他便積極投身革命：1947 年，他在清華加入共產黨，1948 年化裝潛入冀中解放區後，由於在宣傳工作方面的天分，很快被派往家鄉四川搞學運、農運、匪運，擔任過游擊隊宣傳隊長，搞過文工隊。1949 年共和國成立，張澤石在心中許諾，等到家鄉政權穩固，便要回到清華，用知識來建設這個百廢待興的國家。不曾想，他再也沒能重回物理學的世界。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他的軍旅生涯意外地延續下去。多年後，他才意識到其中的反諷：「我的初中和高中都由美國人興辦，而我清華大學，也是用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辦的。」

無處不在的死亡氣息很快打破了年輕人的革命浪漫主義情懷：溪流中死於機槍掃射的朝鮮老人，民房中被野猫啃食頭骨的女屍，撤退時來不及掩埋的美軍屍體——白人 、黑人甚至黃種人整齊地躺成一排。更常見的是戰友的死亡：急行軍中，一位戰友被美軍戰鬥機投擲的凝固燃燒彈燒成骨架；强渡北漢江時，一名女戰士被湍急的江水卷走，只剩棉帽隨波濤起伏；爭奪鷹峰山地時，一位戰友在彈坑中被躲避炮彈的其他戰士活活踩死！親眼目睹這一切的張澤石忽然醒覺，「人的生命，在戰爭中竟然連隻螞蟻都不如。」

兩個月後的5月27日，一心要「為保衛新生的祖國而戰」的張澤石和他的戰友們被美軍俘虜。

「這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天」

那天，張澤石帶領的宣傳隊被美軍堵截在山上。為保護7 名小戰友，他放棄投擲手榴彈，最終全體被俘。

「有武器而不抵抗」，這成為他日後的罪名之一。

「這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天，」他嘆息道，「我們當時只以為，要麽凱旋歸來，要麽戰死沙場，誰能想到還會有當俘虜這麽耻辱的事？」

被押往戰俘營途中，一位戰友因肚子痛跑向樹叢，被鳴槍警告。情急之中，張澤石用英文大喊：「別開槍，他只是犯了痢疾！」一句話出口，美軍驚奇地發現俘虜中居然有人英文如此流利，讓他做了戰俘營總翻譯。

出眾的語言能力讓張澤石得以與美軍士兵乃至高級將領交流。他漸漸發現，這些年紀相仿的軍人並不似宣傳中那麽凶神惡煞，甚至還有幾分讓他不太習慣的「人性」。「雖然我是囚犯，但他們都能平等對我，」他忘

不了當年給他煙抽的黑人士兵，「他差不多跟我一樣大。如果能找到，我一定會過去擁抱他。」

那時他不會想到與美軍的交流日後被自己的黨定性為「為敵服務」，正如他從未想到，曾經的戰友一旦淪為戰俘，竟反目成仇、相互傾軋，殘忍程度比戰場上有過之而無不及。

張澤石所在的180 師，大部分是太原戰役中被俘的國民黨士兵，以及成都戰役中國民黨95 軍和黃埔軍校的起義投誠官兵，新吸納的志願軍僅佔極少數。這一比例，適用於整個抗 美援朝志願軍隊伍。也就是說，當時開赴朝鮮戰場的戰士，相當一部分並不認同共產主義，甚至因土改或內戰時有家人蒙難而對中共懷有仇恨。

1951 年7 月10 日，停戰談判開始。依照《日內瓦條約》，本應無條件遣返戰俘回大陸，但部分中方戰俘强烈要求前往台灣，甚至呈上聯名血書以死明志。經過漫長的談判，雙方同意對戰俘進行「志願遣返甄別」。

戰俘營迅速分化為「親共」與「反共」兩大陣營：親共派以暴動、絕食、示威、越獄等行動抗議「甄別」，反共派則「强迫親共派在要求去台灣的申請書上簽名、蓋血手印，甚至在他身上刺上永遠抹不掉的反共標語乃

至國民黨黨徽」。張澤石說，許多戰俘至今仍不願意穿短袖衫，害怕露出身上耻辱的標記。

長達9 個月裏，戰俘營爆發多次衝突，雙方互有死傷。最終，21000餘名中方戰俘，願意回大陸的只有7094 人，選擇去台灣的卻有14334 人。

由於翻譯身分，張澤石躲過了一部分的血腥爭鬥。1954 年1 月3 日，張澤石乘坐專列回國。在向車窗外送別的朝鮮民眾揮舞手中的棉帽時，他回想近3 年的戰俘生活，淚如雨下。

不過苦難並未終結，更為冷酷的命運在前方等待着他。

「我們不是最忠誠的黨員嗎？」

在戰俘營中，反共派曾反覆向親共派宣傳，「你們回大陸去，只會挨整挨鬥，一輩子不得翻身」。當時對此嗤之以鼻的張澤石始料不及地發現，「敵人」說的居然句句是實話。

歸國戰俘被統一送到遼寧省昌圖縣的「歸管處」（被俘歸來人員管理處）進行休養和學習。負責接待的領導一見面就傳達了中央的「20 字方針」：

「熱情關懷，耐心教育，嚴格審查，慎重處理，妥善安排。」張澤石很快得知，戰俘營中十分受尊敬的師政治部主任吳成德，由於個人交代一再通不過而瀕臨精神失常。他心頭蒙上了一層陰影。

在學習班，戰俘們被要求交待被俘期間所有細節、進行自我批評和互相揭發。同戰友們一樣，張澤石相信了組織，在材料中對自己「意志不堅定」大加鞭笞。這些，都成為日後他們被定性的依據。

1954 年6 月，歸管處做出結論：「張澤石，有武器不抵抗被俘。被俘後曾向敵人供出部隊番號，又因怕吃苦去當翻譯為敵服務，但能參與領導對敵鬥爭……承認被俘前軍籍，開除黨籍。」這幾乎是所有歸國戰俘一致的下場。張澤石與戰友們抱頭痛哭。「敵人都說我們是死硬共產黨，那我們不是最忠誠的黨員嗎？」他去找營長理論，得到的卻是：「一個革命戰士在戰場上有武器不抵抗，這是什麽問題？沒開除你軍籍還不算寬大處理?」

他熱愛的黨拋棄了他，這意味着他失去了一切。未婚妻與他分手，哥嫂與他斷絕關係，沒有單位肯接收一個被定性為叛徒的人，連環衛局掏糞的工作也找不到。最後，還是靠良好的教育背景和父親朋友的幫助，他在北京第九中學謀得一份教職。

但戰俘的身分成為他永遠抹不去的污點。在此後長達20 多年時間裏，肅反、整風、反右、文革，但凡政治運動，他一次也躲不過，屢屢被拖出來掛牌批鬥、挨打遊街。他迄今仍記得，有一回教訓一名不聽話的學生時，小孩腦袋一甩，鄙夷地說：「你他媽一個右派有什麽資格說我？」

很多年後，他才知道，自己的檔案裏有一句審查意見：「終生控制使用。」這句看似輕描淡寫的話，成為他一輩子甩不掉的沉重包袱，讓他從當時官方宣傳的「最可愛的人」，淪落為國家眼中最可耻的人。

回頭再看這一切，他把問題指向制度：「《論共產黨人的修養》裏說，每一個共產黨人都應該把自己看作是黨的工具。我們當時覺得說得太好了。

但其實，我是一個人，有我的權利和尊嚴，自由和理想。從蘇聯搬來的那套東西，是共產黨最大的失敗。」

「對學生開槍，永遠不可原諒」

文革結束後的1977 年，張澤石與多名難友開始向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國務院等10 多個單位遞送申訴書，要求消除對歸國戰俘的歧視與壓迫，恢復軍籍黨籍。

1980 年10 月，張澤石終於等來了官方的「說法」。在《關於志願軍被俘人員問題的複查處理意見》中，儘管自始至終並未出現「徹底平反」的字樣，但當讀到「他們始終心向祖國，在一些堅貞不屈的共產黨員革命幹部的組織領導下，同敵人進行了堅决的鬥爭」一句時，他仰天長嘆，用文件蓋住了臉上的淚水。

但希望來的太晚，以致竟顯得虛妄。「四川成都的李正文，因長年挨整變得膽戰心驚。武裝部來了兩個幹部為他平反，他恰好不在家，就找人轉告他第2 天去辦事；他以為又要去受審挨鬥，竟然當晚上吊自殺！」

而一位被扣上「特務嫌疑」的帽子而送往煤礦勞改多年的難友，聽到平反消息之後卻拒絕寫申訴材料。張澤石寫信勸他，他回覆道：「我已家破人亡，孑然一身，我對這不公的人世已不抱任何希望，就讓我在這裏獨自了此殘生罷了！」

即使部分難友順利落實了平反政策，但在底層掙扎多年的生活狀况卻很難有實質性的改觀。「民政部那時沒有崗位，沒有經費，不能够給我們任何經濟上的補償。我的難友現在大多都在農村。他們文化不高，沒有技術，沒有好的工作，孩子的教育也得不到保證，可憐極了。」「在這個政治體制下，人的生存是艱難的。一個歸國戰俘沒有任何自尊心可言。」張澤石說，「維護人的尊嚴才是人性的體現。」

但碾壓人尊嚴的的國家機器仍在無情運轉。1989 年六月4 日，槍聲在北京城響起。為絕食學生送食物的張澤石想到了多年前參與抗暴遊行時的自己，「國民黨都沒有對我們開槍，共產黨竟然對自己的學生血腥鎮壓。黨可以指揮槍，這整個體制是錯誤的，是獨裁專制的，喪失民心，喪失黨性。」

在政治鬥爭的20 多年裏都不曾徹底失望的張澤石說：「我的遭遇已經平反，但對人民開槍，對學生開槍，永遠不可原諒。」

他决心要公布這些不為人知的歷史。從自己的經歷出發，張澤石用十餘年時間寫成《戰俘手記》，又帶領口述歷史團隊遍尋山西、遼寧、河南、四川各省，試圖記錄戰友們的故事。

在強大而無情的體制面前，普通人的命運開始發生迴響，有了理解與包容。1994 年，終於獲准到台灣探親的張澤石遇到年的難友梁銘芳。曾將所有去台者視為懦夫的張澤石為他的故事動容，而梁銘芳向他舉杯敬酒，「謝謝你，沒有把我們寫成叛徒。」

比起回大陸的志願軍，來台戰俘的生活普遍好一些，但戰俘身分仍在發揮微妙的影響。一位老家是遼寧錦州的難友告訴他，自己第一次回大陸探親時，孫子求他買輛摩托車，他說這次帶的錢不够，下次回來一定買。

孰料在火車站，孫子追着啓動的車喊道：「你去了台灣，我們為你受了多少罪？你連一輛摩托車都捨不得，算他媽的哪門子爺爺，別回來了！」。

張澤石唏噓不已：「這是制度的悲劇，是歷史的悲劇。我希望我們的人民和學者能以更大的歷史觀來看待中國，這樣才能够對中國的問題有一個比較清醒的看法。」

尊嚴與制度，成為他反覆强調的關鍵詞。如今，在世的志願軍戰俘已不到十分之一，而83 歲高齡的張澤石在四處奔波，在時間的洪流中打撈着歷史記憶。

張澤石小檔案

1929 年出生，四川省廣安人。 1951 年隨軍入朝鮮參加抗美援朝被俘後，曾任志願軍戰俘代表總翻譯。 1953 年秋停戰後遣返歸國，回國後受到開除黨藉的處分，並在「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中受到迫害，1981 年得到平反，著有《戰俘手記》《孤島：抗美援朝志願軍戰俘在台灣》。

阳光时务周刊 44 · FEB 28,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