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岁高龄的李锐先生《我看民主群星的陨落》（以下简称李文）是一篇有理有据的回忆史实、阐述观点的力作（《炎黄春秋》2012年11期）。它历数“民主堡垒”里陨落的群星们可歌可泣的事迹，鞭笞让群星陨落的罪人，追溯毛从1926年《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起就暴露无遗的对于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敌意。

我由此文引申出一些看法，提出来与朋友们切磋。

一、李文说：“这些当年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专制统治的进步青年和精神独立的教授们，结合在一起，就成了‘民主堡垒’，乃星空中璀璨夺目的群星。”“这个‘民主堡垒’对最后战胜国民党”做出了贡献。也就是说，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对中国共产党最后战胜国民党做出了贡献。这是正面的积极的贡献。

难道这里还有什么疑义吗？有。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不具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力量，他们必须依傍一支真正追求民主的力量。可惜，当年并不存在这样的力量。“民主堡垒”中的精英们，只不过是做了“螳螂捕蝉”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做出了正面的积极的贡献，要用“换新天”以后究竟是什么样的“新天”来判定。如果当年做出清醒的判断有一定困难的话，那么，站在21世纪回眸，“新天”真相已昭然若揭。这正是“民主堡垒”中的精英们的悲哀，满腔热情、不惜生命地投入，迎来的却是思想上的万马齐喑，生活上穷困潦倒的惨淡岁月。所以，这个所谓的“贡献”值不值得肯定，需要重新考虑。《序言》感叹说：“根据当年共产党尤其毛泽东着重宣传的，要建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这些民主教授和革命学生们追求的目标可说已经达到了，这不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吗。可是奇怪的是，就像天文学上发生的流星雨一样，群星乱落了！”这个感叹其实也是对这个所谓“贡献”的否定。

根据同样的道理，对于斯诺先生不远万里、不辞辛劳写出的《西行漫记》，对于新华社当年频频发布的“民主、自由”的期许以及新华社关于“毛泽东与黄炎培‘窑洞对’”的宣扬等等，对于中国政权更替所做出的“贡献”，均应该重新思考。

二、群星们自己也犯过失察的错误。李文为之扼腕叹息的袁永熙、吴晗、罗隆基、费孝通、潘光旦等等，都是杰出人物。他们陨落的罪责，主要地应该算在施害者头上，算在极权制度账上。但是，他们自己是不是也犯过失察的错误？例如，吴晗先生的在天之灵，是不是也可以寻思一下，为什么执意不听他的恩师胡适的劝告？

把失察完全归咎于欺骗宣传太厉害，是说不通的。胡适、梅贻琦和傅斯年等等不是没有上当受骗吗？能够看透假象的还有并没有跟着去台湾的陈寅恪先生。《序言》提到：“郭沫若写信给陈，邀请他到科学院第二历史研究所任所长。陈回信说：如要我当所长，这个所就不讲马克思主义。……他曾经指导‘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桎梏’当时指三民主义，后来指马克思主义。”因为一度失察受到摧残而终于没有陨落的群星中也许还包括罗隆基、储安平等。

三、李文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毛泽东。但若仅限于此，则是不够的。

“从《毛选》上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最早发表的原件中”，“从1942年的整风运动及随后的抢救运动”中，从“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会议的讲话提纲”  ……李文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毛泽东是怎样始终一贯地蔑视、敌视和凌辱知识分子的，并把“群星陨落”归因于此。但是，“群星陨落”的账不能够仅仅算到毛泽东一个人头上。

马列主义共产革命也是意识形态里的革命，马列主义者认为，广大知识分子是反动意识形态的载体，是共产革命的对象。共产革命除了依靠党内的少数知识分子以外，并不依靠广大知识分子。如果仅仅把摧残知识分子一概归咎于毛泽东，就无法解释前苏联（斯大林、日丹诺夫等等）对于广大知识分子的长时间的排斥、敌对和迫害。

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的观点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当年被中国共产党认同了的观点。例如，声势浩大的反右派运动就是整个国家机器的行动，毛逝世多年，还肯定这个运动的必要性。正如《序言》所言：“任何理论都不能离开真实的历史，对历史要有忠诚的态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都同他们当年经过的史实分不开。”我认为，既然要忠于史实，在追究“群星陨落”之因的时候，就不能够追思制度原因。质言之，纵使没有毛泽东，在这个制度下，广大知识分子也绝对不会有舒心的日子过。

仅仅把“群星陨落”归咎于毛泽东，就是认同了一些人的“切割”论，无助于中国共产党痛定思痛，汲取教训。
 
（作者为武汉科技大学退休教授）
 
（责任编辑　黄　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