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永发对向红的《四十年有感》一文提出质疑：

    我借贵刊一角，向《四十年有感》的作者提三个问题：

    一、1971年，你还不到十七岁，令尊大人怎么可能跟你谈那么多的党国大事呢？

    二、你的文章中在谈到令尊大人的计划时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又说去广州，又说去国外。

    三、研究者已经有了定论，林立果没有飞到广东另立中央的事，你的文章与这个定论相左。

向红答复于永发：

   《记忆》编辑部转来了于永发先生对我文的置疑。兹复于次——

   第一个问题，我父亲说了那一切，的确是真的。那样的话平时他们多少都有流露，因此坐下来跟我比较正式地“交底”，我也不觉得突兀。当时，我是被妈妈逼急了，想“调”飞机回广州，觉得自己是部队的人了，翅膀硬了，以后不用回家受妈妈的气了（当时我在上海当兵，本来想去复旦大学读新闻系，因为觉得上海离北京还不够远，就选择去了广州读医科）。我从小到大都是很“优秀”、很乖的孩子，唯独妈妈不喜欢，总跟我过不去。这次我跟妈妈急了，对我父亲而言是“后院起火了”，所以他专门回了趟家，那时他已经很少回家了。可能看我的倔劲儿犯了，父亲跟我说了很多，可惜我记的不全。不能用现在看17岁孩子的眼光看那时候的我们，只要是当兵了，就是大人了。很多年以后我一直记得，我们坐在屋里，气氛很凝重，天渐渐黑了，黄昏里看到的父亲眼里的泪光……对此我也是慢慢才理解的，曾经怀疑他后悔了？胆怯了？……那眼泪反映了他的内心百感交集，很复杂，有义愤，也可能已经预见了自己最后会去死，舍不得我，舍不得老母亲和家人吧。

    第二个问题，他们要去广州在前，去国外是父亲在送二叔和我哥哥去火车站的路上才说（“谁也顾不了了”）的。那时候我二叔马上猜到了他会去国外，但二叔并没有跟别人点破。所以我妈妈下了车还问父亲“什么时候回来？”而他的回答明显是诀别了，不再管家里了。

    第三个问题，林立果他们是有几个方案的，其中一个是要去广州的，这个不是秘密，曾经被披露过了。即在没有追杀的前提下，没有被发觉的情况下去。这个以后的文章里会涉及到。但他们到广州是不是另立中央，我并没有说。

原载《记忆》总第7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