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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动车惨案如果发生在美国怎样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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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723动车追尾惨案中，遇难的人有3位外籍人士：意大利籍的LIGUORI ASSUNTA女士、美籍华人Erxing Cao曹尔新先生和陈增容CHEN ZENGRONG女士。已经在网上看到很多议论,关于外籍人士和中国本国遇难者的赔款，是否同一标准，是否“一国两赔”？“中国铁路事故赔偿如果和美国一比，简直是比从姥姥家低到舅舅家还得矮八辈”等等说法，美国赔款的那些数字是根据什么标准算出来的，这都是大家关注的问题。
（人们悼念723动车追尾惨案遇难者）
曹先生和妻子陈女士，是生活在纽约的美籍华人。
从纽约返回中国探亲的福建籍华人一家三口，23日在温州遭遇铁路交通事故，57岁的曹尔新(ErxingCao)和56岁的妻子陈增容(Zengrong Chen)遇难，32岁的长子曹立行(Liheng Cao)重伤。
曹尔新夫妇此次返国是陪同在中国有投资的长子进行考察，计划前往福州家乡探视年过八旬的父母，从纽约抵达北京后，在北京南站搭乘D3115动车，原定在24日抵达福州南站，不料未见父母面就已永别。
浙江省外事办公室已将死伤者情况通过中国外交部通报给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他们的四名亲属25日在纽约紧急办妥签证后立即动身飞往中国，前往温州的曹家亲属包括曹立由、曹立行的妻子及两名幼子。
（723动车追尾惨案现场）
如果723追尾惨案发生在美国，该怎样赔款？就这个问题，高娓娓采访了专办意外伤害、车祸赔偿的罗斯里根律师楼中国部主管孙澜涛，纽约社区主任，办过很多这类案子的著名律师孙澜涛先生。
就纽约来说，这类车祸案赔款的依据，首先要看这次事故是私人公司行为还是纯粹的政府行为，看所买票价中保险的含金量是多少，保险内容因为不同的保险公司销售的产品有很多的区别，有些保险理赔可以上不封顶，也可以有封顶的.在美国赔款，不是人人平等，而是每个人的情况，“因人而异”,有人可能得到赔款1000万，有人也可能只有几十万，或者几万。
（纽约著名律师孙澜涛在纽约一车祸现场办案）
美国的车祸赔款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需要各方面的精算，还有律师的智慧去争取，最后，得出一个综合数字：
（一），年龄不同，赔款不同
比如，年轻人比老年遇难者得到的赔款多，因为年轻人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以后的前途无法估量，如果已经工作的就以他们工作单位的情况，个人收入，来计算到退休年龄的全部价值；如果还没有工作，要参考父母的教育程度，学历，等来综合评估，计算到退休时（一般美国男性退休年龄在65岁）该得到的收入；如果60岁的死者，每年收入是20万，保险公司就应该补赔5年的工资，所以年轻死者比老年死者得到的赔款多。
(二)，生前报税不同，赔款不同
按照身前的收入，报税高的，比报税低的得到的赔款高；换句话说，死者生前对社会的贡献和创造的价值大，赔款就多。贡献和价值大小以什么为标准？一般情况下，就是看报税。有些人不愿意报税，喜欢用现金，那么遇到这种惨案时，所得到的赔款，自然没有上税多的人高。
（三），家庭情况不同，赔款不同
遇难者是家里经济的顶梁柱，全家的生活依赖，那么得到得的赔款就多过其他人。当然，这些情况都要有严格的证明。
（四），死者身前受的痛苦不同赔款不同
比如，当场死亡的人和送到医院治疗死亡的人，得到的赔款不一样。送到医院抢救的过程，有挣扎有精神上的痛苦，死者得到的赔款就多过当场死亡的人。抢救6小时去世的比抢救1小时去世的得到的赔款多。
在美国处理这种赔款要综合精算，所有才有那么庞大的律师队伍，同一事故遇难的人，得到的赔款不一样，律师们为他的代理人争取最大的利益。
两年前造成25人丧生的洛杉矶列车相撞事故，赔偿金总额高达两亿美元，创下美国列车事故最高赔偿纪录。洛杉矶火车相撞事故中的客运列车运营商“洛杉矶大都会地铁公司”和客运列车司机雇主“康耐克斯铁路公司”将共同承担两亿美元的赔偿责任，这笔专项资金用于赔偿25位遇难者的家属及事故幸存者。
（孙澜涛律师在纽约总领事馆和总领事彭克玉大使及夫人，罗斯律师父子）
同时，赔款根据国际司法权管辖权，遇难者的赔款，不管是哪国公民，按照事故所在地法律法规赔款。
在美国，美国州的法律法规都有些不一样，如果出事在富有的地区，就按照当地富有的标准，赔款就高；出事在穷的地方，赔款相对来说就低。
就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车上，出了事情以后，得到的赔款也是根据买保险多少来赔款，数额都不一样。
孙律师告诉我一个故事：哈佛大学一学生请教授吃饭，开车去接教授，教授死活不坐学生的车，坚持要自己开车，表面上看是客气，更深层的原因是，学生车买的保险一般比较低，最高额度几万，或者几十万，如果出事故，得到的赔款少，而教授自己的车，买了几百万的保险，受伤和死亡得到的赔款会彻彻底底的不一样。律师们常说：“石头里不出血来”，就是说如果保险的含金量不高，怎么惨的车祸，怎么厉害的律师都无法为死者争取大的赔款。
在美国，美国州的法律法规都有些不一样，如果出事在富有的地区，就按照当地富有的标准，赔款就高；出事在穷的地方，赔款相对来说就低。
就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车上，出了事情以后，得到的赔款也是根据买保险多少来赔款，数额都不一样。
孙律师告诉我一个故事：哈佛大学一学生请教授吃饭，开车去接教授，教授死活不坐学生的车，坚持要自己开车，表面上看是客气，更深层的原因是，学生车买的保险一般比较低，最高额度几万，或者几十万，如果出事故，得到的赔款少，而教授自己的车，买了几百万的保险，受伤和死亡得到的赔款会彻彻底底的不一样。律师们常说：“石头里不出血来”，就是说如果保险的含金量不高，怎么惨的车祸，怎么厉害的律师都无法为死者争取大的赔款。
什么样的人群，什么样的阶层，在资本主义社会，富和穷就这样自然地被区分开来，如果富人在低收入人居住的地区，被穷人的车撞死，那么只有按照穷人所买的保险额度来赔款，所以，一般情况下，富人就不会或者很少到这样的地区。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美国人已经养成这样的习惯。孙澜涛律师来自哈尔滨，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1989派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作外交官，后来“下海”，在罗斯里根律师楼，担任华人社区主任，在纽约华人中非常有名，再后来自己考试拿到拿到美国律师执照，也是华人奋斗成功的典范，在他们办理的案子中，死者赔款有上1000万美元，也有只赔款2.5万美元的，谈起这些年在美国的生活和工作经历，孙澜涛律师深有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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