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虚伪”就是“说自己的话”

文／刘加民

当听见别人说了我们以为他不该说的话，说他这么说这么做，是虚伪，是言不由衷，是心怀叵测。却没有设身处地想一想：他为什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林妙可因为“我感谢祖国、感谢胡爷爷，感谢所有的一切。”被指责为虚伪。同一个作者又披露了这样的事实：当林妙可被问及：“你想对胡爷爷说一点什么呢？”她说：“老师没有教我。”一派天然纯真的儿童态度跃然纸上，这跟虚伪有什么关系？如果因为她的话是老师教的，我们就指责她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那么，什么是“真实的想法”，谁教给她的话才是她自己的话？她自己的话如何形成、来自何方？如果不是老师教，换了家长、同学、爷爷奶奶来教？岂不是同样“虚伪”？

孩子从小到大，一步步成长起来，其实就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他大脑里逐渐积累起来的信息无不来自外界，来自别人。真正属于自己的原生的“话”并不存在。换言之，独特的成长经历，自然会让孩子说出与众不同的话语来，以林妙可独特的人生履历，尤其是奥运会之后聚光灯下见多识广的生活，使她完全有可能说出普通孩子说不出来的貌似“虚伪”的“大人话”来。这恰恰反映了孩子的真，而不是虚伪。林妙可直言老师没有教，所以没有说，也符合这个特殊情境之下一个孩子的“应变能力”，让她即兴发挥更多，我觉得要求太高。

冬奥会金牌得主周洋因为获奖感言中“感谢”的次序先父母后国家，人人都说他诚实。周洋首先感谢了父母，然后是国家政府，这是一个18岁少年的率真率性即兴表达，脱口而出，没有深意。无所谓虚伪还是真诚。而体育管理官员于再清因为说了“感谢父母没有错，但他首先应该感谢国家。”也就虚伪了起来。作为官员的于再清和作为运动员的周洋，站在不同的位置上表达自己真诚的声音，恰恰反映了人性的真，而不是虚伪。

感谢的次序，并不完全与重要程度成正比例关系。同等重要的感谢对象，一旦要表达出来，也不可避免出现了“先后顺序”。“先后”，并不等同于“主次”。我们以前喜欢“以姓氏笔划为序”，来表达平等，难道运动员在罗列感谢对象的时候，注明“以下感谢对象不分前后，以第一个字笔画为序”，才可以？

把“虚伪”的大帽子扣在儿童林妙可、官员于再清的头上，其实是没有设身处地、认真思考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武断的把不符合自己想当然地推论，定性为“虚伪”，是非常可笑的。下面一个故事，也许会给我们启发：

20年前，我的大学老师，是一位典型的“马列主义老太太”。是印尼的归国华侨，因为国际政治纷争导致家破人亡，是中国政府给了她体面、健康的生活。她对党和政府充满了发自肺腑的感激。她在课堂上滔滔不绝的每一句话都让我们想到了“唱高调”、“虚伪”“变态”。八九事件期间，她以娇小的抱病的身体，勇敢地跑上街头，阻拦同学们不要上街，不要去北京，不要冲动。她甚至热泪横流，跪地哀求。那时候，我们更加排斥她，恶心她，感觉她的一切言行都是虚伪做作，丑陋不堪。她给我的毕业留言是：“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句话成为同学们嘲讽和调侃的对象。二十年后再见到她，依然是那样的高调和“虚伪”。对党和政府无限忠诚爱戴，可是她依然能够记住每一个听过她的课的学生的名字。她一边握手，一边叙说我当年欠交作业的次数。

现在我认为，她只是做了她想做的事情而已，她只是顺乎自己良心本意，心口统一真诚表达而已。不虚伪就是敢于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尽管这话可能与众不同，甚至冒犯大多数人的判断。而那些动辄说别人虚伪的人，如果真的言由衷，心存善，不使坏，我觉得是可以理解并且接受。让所有人都有机会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理想舆论环境。也许，民主的氛围，就是从每个人的真话开始形成的。

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子非我，焉知我不知鱼之乐？这话貌似狡辩，其实反映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民主来自对别人的充分尊重，不妄下断言，不因言废人，不上纲上线，不轻易做价值和是非的判断。

2010-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