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老知青，而且不是一般的“老”，从1965年下乡，到77年恢复高考，78年入学，知青经历13年，“老”到这样的程度，这在全国恐怕都是少有的。

《老农民》所反映的时代从土改到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公社、三年困难时期、四清、文革、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砍头去尾，我自己就亲历了从四清运动到改革开发前夕的13年，而这13年又是自己人生最充满理想和豪情的青春迸发的13年——从18岁到30岁。某种意义上我自己就是个老农民。

以我看来，《老农民》所反映的政治生态就是两段：阶级斗争及其“为纲”的一段，和废止“阶级斗争为纲”进入改革开发的一段。与之相应的农村境况和农民实际生活状况也是两段：贫穷、凋蔽、折腾、无论怎样辛苦、勤劳、节俭、奋斗还是“吃不饱”的一段，以及终于除去枷锁，迸发生机，真正日新月异，改天换地，不但可以吃饱吃好，还能修房造屋，开厂兴业，甚至赴境外投资的一段。

那么这是否真实呢？

我觉得这从大历史的角度无疑是真实的。前30年在我国广袤的农村，在一些自然条件好一些的地方，在小环境里阶级斗争和极左政策危害小一些的地方境况可能会好一些，农民会吃得饱一些，但肯定也有很多自然条件更差，阶级斗争和极左政策危害的重灾区情况会比麦乡村更糟糕，农民的苦难会更深重。至于后30年，是否都像麦香村一样发展得那样好，像牛大胆、马仁礼一样办起了企业，还到境外考察投资，那当然不一定。有的可能比他们更好，从影片所示，牛大胆们的企业其实也就很一般，赴境外投资也还是小手小脚，比他们企业做得大，发展得更好的大有人在。当然，也会有很多境况不如他们的农民。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吃得饱”的问题不说百分之百，至少也是百分之九十几的解决了。我虽然离开了下乡13年的故地，但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切断同那片热土的联系，除和几位可称根子户的老农民朋友一直保持着相知相联，隔三差五还要旧地重游回去看看，可以说这些年来一直目睹着那故土真正日新月异的变化。

有四年没去了，就在十多天前的这个春节前我又回去了一趟：温饱问题多年前就解决了，早已不是问题，全队100多户人家除一户极特殊的情况外，全部新建了住房。陪同我的一位老农民朋友指着一幢幢堂皇的住宅告诉我，这是谁家谁家建的，他们家现在情况怎样怎样，真是一家比一家建得宏大漂亮。阳光明媚下，浮光跃金，目不暇接，至少有七八家的门前还停着自己的小车。我真的不敢相信这就是我曾经那样熟悉的故乡？现在就变得这样面目全非了？不时碰到一些相识的老人和不相识需要刨根问底才能了然的年轻人，全都精神抖擞，衣着整齐，年轻人则更是绚丽多姿，神情怡然。更让我惊异的是，在一幢幢农家院落中央还造了一片文化广场，塑有牌匾楹联，隽刻着这个村子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广场周边还有城市小区常见的休闲健身娱乐设施。这一切，不是眼见我真的想象不出来，虽然我也是号称作家，曾经写过一部就反映知青来到这片土地的73万字长篇小说《沧桑路》。也许这是这些年来相对发展较快的农村吧，因为这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旅游城市——西昌近郊农村。

这一晚我彻夜失眠了，发自内心的拥戴改革开放，我的故乡，我的祖国，我的千千万万的老农民朋友和数量更多的新农民后辈，从此真正告别了“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时代！

在看《老农民》时我注意到：主人公牛大胆，从土改直到改革开放，绵延几十年，长达几十集中基本就没有换过装，脏兮兮的黑色老棉袄、和同样脏兮兮的尺寸过分肥大的黑色反扫荡长裤，看了几集，心里还嘀咕：这导演还是编剧够残酷的，也让我们的牛英雄换换装啊！

再看下去我明白了，这才是真实！

以我所下的农村为例，在那些年，除了家境较好的年轻姑娘，会有一件红色或绿色毛衣，并多一件样式不同的外衣，其余人等差不多都是几十年如一日，就是四季一色一套衣裤，不同只在于新点、旧点、破点、烂点。而且都是不到这一套穿到大洞小眼，补丁连缀，衣不蔽体无法再补，才会狠心有一套新的上身。我们生产队还有几位农民是终年四季赤脚穿一件早已有皮无毛的羊皮褂，好在西昌冬天也不怎么冷。

现在这《老农民》热播，火了！我的一些老知青朋友，不论是北方的还是南方的，大家在邮件通信中都交口称赞，一致认为是这些年来敢于直面真实历史的好电视剧！

自然也有不同的声音，主要是说这剧抹黑了前30年。然而在我看来，这剧的所谓“抹黑”，就是不像过往的那些农村题材影视剧一样，总是表现红旗飘飘，意气风发，战天斗地，五谷丰登，而是直面了一个生存最基本的问题：吃饭问题。这只不过是没有继续漂白而已，哪里说得到抹黑！编剧对前30年的选材和处理应该说已经处处小心翼翼、笔下留情，不但没有抹黑，而是规避了很多更黑的方面。

比如土改，规避了大量存在的暴力和血腥，不人道和非人性的事。土改怎么看，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地主和贫农是怎样形成的？其实在几千年的中国农村，这是一个自然上下流动的循环。可能爷爷是地主，但到孙子辈已沦为贫农，反之，爷爷是贫农，但到孙子辈已上升为地主。这种升降沉浮，贫富差距，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对贫者而言，有勤劳节俭积土成山致富的，有聪明能干，机会机缘致富的；反之对富者而言，有好吃懒做，吃喝嫖赌致贫的，有天灾人锅，背时倒灶致贫的。我所下的生产队就有这样的鲜活例子，大概爷爷是个上中农家底，家产由两个儿子对等继承，经过大概不到十年的时间，土改时一个被划为地主，一个是贫农。还有一家是地主大户，三年前老爷子死了，也是两弟兄对等继承了家产，一个基本维持了现状，土改时划为地主，另一个游手好闲并大吸鸦片，三年时间败光所有家产，土改时已地无一寸，腰无分文，沦为邻里乡亲不齿的败家子，却当然的成了贫农。所以农村有句老话：富不过三代。土改却轰然终止了这一自然的上下循环，从此标定身份，各人在不同的层级中生活，地富及其子女从此沦为万劫不复。

再说大跃进和此后农民们称的“食堂化”时期。影片中表现农村那凋蔽和饥馑的岁月还是很有节制的，淡化处理了那时遍布全国农村的惨烈和严酷，我们看到麦香村人虽然人人饥馑饿，面有菜色，但饿死的人也就是一个本已高龄的妇女——牛大胆的母亲。实际的情况远远比这严重，那三年用饿殍遍野来形容毫不为过。以我所下乡的生产队来说，农民们告诉我：进“食堂”是306口人，食堂下放是184口人，有几户人家是全家饿死，我们下去时还能看到仅留下的断墙残桓。饥饿迫使人们挖草根，剥树皮，吃“观音土”已是寻常事。我所在的生产队在安宁河谷，四季如春，自流灌溉，本是很富饶的地方。河谷两边是不能耕种的大山，山里世代蛰居着野狼，村民将其称为“马狗”。那些年里河谷的树早已被砍光炼钢了，就是河滩的草也被人们挖掘草根进食没有了，只剩下一片光秃秃的荒滩乱石，天上没了飞鸟，河里没了鱼虾，绵延数百里的整片河谷了无生气，几断炊烟，只能偶尔看到无声无息拄棍蹒跚的水肿病人。一到黄昏，山上的“马狗”居然可以肆无忌惮的进村觅食，如入无人之境，我们队一个当时六七岁的俊秀小女孩就是被狼从屋里叼出拖走，辛亏撞到他叔叔正好归来，大喊大叫追了一程，持扁担与狼对持，狼没来得及换口，最终放下孩子跑了，这才从狼口中捡回一命，而这女孩脖颈上从此留下了永远的疤痕。

再说文革和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坦白说我觉得不是过了，而是太轻飘。剧中体现这时代特征的是一个叫韩美丽的人物，我觉得这个人物有点脸谱化，处理得不好。给人感觉是有点神经质，没心没肺，上串下跳，语言夸张，行为可笑的喜剧式小丑人物。这是不是受了编《文革笑料集》的影响？还是没能走出此前影视剧中将文革就简单表现为喜剧、闹剧、荒唐剧，让大家笑一通完事的俗套。

文革，和差不多贯穿整个六七十年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现实就真那么可笑吗？在剧中除了韩美丽的可笑，还有不许养母猪，弄得“吃不饱”家要把母猪弄来东躲西藏。更进而还不许养母鸡，弄得有知识有文化的马仁礼要把聪明才智发挥到在无人的山坡上扎一鸡窝，圈养一母鸡，再每天鬼鬼瑞瑞的去掏蛋。这些也都是属于可笑之例。以中国之大，在那样的年代这样的事也许有之，但是否具有普遍性是个问题。剧中自然也有严肃的不那么可笑的事：牛大胆带领大家拓荒种地，目的自然是为了大家私分一点。事情败露，被暂时拘押到公社，灯儿为救大胆，闯地委找周书记，被门卫栏截关押到拘留所，有田为救灯儿，溜进拘留所，并和灯儿一起逃回麦乡村。这就是编剧设置的在那时代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剧情高潮。这是何等克制，何等淡化处理的结果，我能理解编剧的煞费苦心。

然而我所知道的在那“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真实的社会政治生态是何等严酷、恐怖和血腥。那时刑事犯罪案相对少，其一是严密的户籍管控制度，农民被捆绑在所属公社、大队、生产队，城市人被管控在各式各样的单位，就是闲散的街道居民也自有居委会和派出所管理。再说行路住店要证明，吃饭要粮票，就是盲流也没法流啊！另方面全社会整体贫穷，各人的那点活命钱活命粮都看管得很紧，没什么好偷好抢的。

然而监狱和劳改农场里关押的人却并不少，是什么人呢？原来绝大部分是政治犯。其具体罪名五花八门，诸如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恶毒攻击毛主席，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恶毒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恶毒攻击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等“恶攻”罪，还有思想反动罪，偷听敌台罪，阶级报复罪，投敌叛国罪，右派分子翻案罪等等等等。单是几场臭名昭著的运动：“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贯彻执行公安六条”、“清查五一六”等就不知有多少人蒙难。常年的镇压反革命，和运动式的大捕大杀，又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那时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批斗会，各色人等被推上高台挂牌俯首接受批斗，这还不要命，但也有声势浩大动辄万人的公捕公判大会，人潮如海，口号如雷，其对象都是反革命，都是政治犯，此后就会在大街上看到一排排张贴的布告，每个名字上划着一把大红叉，表示这些人均已镇法，不复存在。现在我们知道有名的如林昭、遇罗克、张志新、李久莲等反革命，其实都是黑暗时代思想的先觉者，然而在他们身后还有数量更加巨大的不知名的所谓反革命。以当时情况论，公开的反政府、反党，几乎是不可能的，查出的所谓反革命，多数是私下言论，日记，书信，就是这些东西也一般不是明明白白的反党、反政府、反毛主席，多数就是一些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置疑，被举报或被查获，然后无限上纲升级为反动言论、反动日记、反动书信，进而被定罪为反革命。当然也有有行动的，我所在公社有一个四类分子被突然逮捕判刑，其反动行为并不是那些年文艺作品所描述的阶级敌人搞破坏，搞阶级报复，如水井投毒，毒杀耕牛之类。布告一出来，才知罪名就是一条：收听敌台罪。我在下乡期间还从一张布告，见到了一桩离奇的反革命集团案，几十年过去，这布告，这案子，这故事仍然挥之不去，现简述如下：

反革命组织名称：玄清道。

这名称有点不伦不类，但一看就知道和迷信的会道门有关。

组织成员：共8人，都是男性。其中5人文盲，3人初识文字。身分清一色农民，居住地就在县境内两个相邻的公社。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49 岁。

组织内自封的职务：总管一人，专员二人，另5人分别为县长：西昌县县长、德昌县县长、盐源县县长、冕宁县县长、会理县县长。这五个县都属当时的西昌地区，都相靠相邻。大概他们也就只知道这五个具体的县名。

反革命活动罪行：用鸡毛血箭射伟大领袖毛主席像。

这是什么活动？判决书上就这样一句话。经请教当地老农民后方知道是这么一回事：在一间屋里贴上毛主席像，用针绑上鸡毛溅上鸡血钉到像上。他们认为这样毛主席就该倒霉了。

活动时间：1961年

破获逮捕时间：1972年

判决结果：5人死刑，3人无期。

这8人中有4人就是我所在公社的农民，一打听，其状况均可用八个字概括：老实巴交，穷困潦倒。除78岁的那个曾有吸食大烟的劣迹外，其他人就是出工干活吃饭，无劣可陈。这吸大烟劣迹上不了判决书，还是我事后从熟悉的农民处打听到的。

一件发生于大饥饿年代的事，追诉于11年后的文革期中，一面是离奇而愚昧的反革命活动，一面是简单而冷酷的判决，此中所昭示的意蕴曾令我辗转反侧，几夜失眠。然而五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平心而论，他们曾经活得比阿Q艰难，死得又比阿Q胡涂啊！

然而就是这样煞费苦心轻描淡写的处理，仍然促动了一些人的敏感神经，引来了一通文革言论式的喧嚣：

“高满堂的《老农民》是痞子农民，是对毛泽东时代的否定，必须停播。”

“电视剧《老农民》是一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的大毒草。’

“《老农民》用历史虚无主义手段抹黑社会主义。”

我不明白怎么就抹黑了？不就是说在那漫长的时期农民吃不饱的事嘛。而这吃不饱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也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经历的，这是最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如果那时就能放开吃吃得饱，为什么有那么多限制，有那么多票证，特别是粮票!如果那时就能吃得饱，何以改革开放的第一目标设定就是要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如果已经温饱了还解决什么？这原本是下至普通百姓，上至最高领导层都心知肚明的事，现在吃得饱了怎么倒成了个说不清的问题了? 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么些年来我们一直规避不愿意正视那段历史，我们向来的宣传方式是：说现在要解决什么问题，却回避说过去存在什么问题，说现在要解决温饱问题，却回避说过去存在吃不饱的问题。这是我们宣传方式的历史惯性，在更往前的六七十年代，那就不仅是回避的问题，而是公开说谎，强制说谎，霸道说谎，只准说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明明搞糟了，实际政策也在调整，但却不许说搞糟了，仍然要高呼“三面红旗万岁”，尽管三面红旗早已在空飘。粮食明明不够吃，吃不饱，政府也在实行严格的定量配给，提倡瓜菜代。但却不许公开的说不够吃、吃不饱，当领导的说了，可能成右倾，老百姓说了，可能成反革命。全国人民统一的标准回答只能是三个字：很幸福。文化大革命明明搞出了很多问题，很多人也都感觉到了，但准许的只能是大家众口一辞的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谁胆敢批评文化大革命，那直接就是反革命。就这样，人们从被迫听假话、说假话，渐渐变成习惯听假话、说假话，进而搞不清是真是假，以至于“假作真时真亦假”了。 现在《老农民》说麦香村的农民们那些年一直吃不饱，于是有人大哗起来，这怎么可能？这是抹黑！

其实我们对历史真相、历史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可以更开放一些，很多问题可以不必刻意回避。我担心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代代人的老去，很多重大的历史事实、历史真相都会变得面目不清。比如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究竟饿没饿死人，现在似乎都成了个争论不清的问题。和现在的年轻人讲过去饥饿年代的故事，怎样去挖草根，剥树皮，刨观音土，他们已满脸茫然，觉得匪夷所思。如果要说到那时还出现了人吃人的事，那他们会直接说你是在编神话了。殊不知这些都是曾有的真实。

我们总有一天要直面历史，不论过去怎样，那都是历史，功过是非由那时的人，特别是那时的当政者负责。虽然前后三十年都是共产党在领导，但当政的是不同的人，后人不必为前人忌讳，更无需为前人背过，直面历史，总结历史是为了将来的路走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