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今年早些时候出版的《财经》杂志披露，2011年中国“公共安全”（即维稳，下同）支出预算数为6244.21亿元，高于国防支出预算的6011.56亿元。2012年“公共安全”预算是7017.63亿元，比2011年增长11.5%，高于国防支出预算的6700亿元。

       首先，这个名目就大成问题，所谓维稳跟公共安全应该说八竿子打不着。对于公共安全，官方的统一口径是“公共安全的范围涵盖了公共卫生、公共交通、建筑安全等诸多领域，这些领域以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安全为目的，是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中国的公共安全支出涵盖公安、消防、缉私等诸多领域。”而维稳，则是地方各级党政有关部门对上访者的围追堵截，以及由此形成的日益严重的官民对立乃至仇视，还有京城大大小小的安元鼎们以及省市县兴旺发达的维稳产业。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那么，维稳究竟占到了公共安全总费用的多大比例？2010年，新华网就转载过《光明日报》一篇题为《“天价维稳”的无底洞有多深？》的文章，就谈到了维稳经费的用途与实际的一些现象，其中例举的事实笔者粗略一统计，就有四项：1，资料显示，2009年辽宁公安支出223.2亿元，以该省4300万人计算，人均要负担维稳费用达500多元，对于一个经济水平一般的省份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2，广西贵港的群众工作部经费每年不少于20万元，群众工作中心不少于4万元，群众工作站经费不少于0.2万元，这就意味着该市的5个群众工作部，74个群众工作中心，1148个群众工作站，每年至少吃掉626万元的财政经费；2009年广东惠州仅租用监视器材就花了至少3664万元。3，广东广州市财政报告显示，该市2007年维稳费为44亿元，比当年用于社会保障就业资金35.2亿元还多，此数字一度引起部分人大代表异议；而重庆市2009年维稳的财政预算为52.7亿元；2008年地方财政中武警经费总支出额为52.7亿元。4，近年来，各地纷纷成立“维稳办”、“综合治理办”、“应急办公室”等机构，且由地方重要领导亲自担任负责人。拥有170万人口的山西太原市，有人民调解委员会2622个，调解员18442人；广西贵港县乡两级维稳工作平台专门从事维稳工作的人员600多人、村级维稳信息员3500多人。由此可知，所谓公共安全支出包含公共卫生、公共交通、建筑安全等诸多领域，是一个不折不扣一个骗人谎言，是一个美化实情的说辞，是一个混淆事实的借口。既然官府及其五毛们强调公共安全费用包含卫生、交通、食品等项目，那么我们不妨从实际的成效来看一看。请问，和谐不是被雷劈吗？动车不是出惨剧吗？婴幼儿奶粉造成的结石宝宝不是到处是吗？地沟油不是盛行吗？矿难不是频发吗？伪劣产品不是多如牛毛吗？环境污染不是日趋严重吗？豆腐渣工程不是在害人吗？这么明显的事例还用得着举吗？七千多个亿，就治理出这么一个乱七八糟的中国，还好意思往自己脸上贴金，真是无耻之尤啊！

       其实，作为公民，没有人不希望稳定的，问题是什么叫稳定？怎么样才能达到稳定？而维稳这个词据说兴起大约只有不到10年的功夫，也就是胡温时代的产物，足见胡温二位对稳定这个概念的理解其实也就是3-4岁幼儿的水平，根本不懂得或装作不懂中国的“非稳”状态由何而生。

       不知道胡温会不会骑自行车，请允许我用骑车打个比方——谁都知道自行车越慢越难骑，骑得越慢越难掌握平衡和稳定，越容易摔倒，除非花钱雇人两边挟持着往前挪；而除了飞车之外自由的快速骑行，反而比较稳定。这说明只有动态才有平衡，才有稳定。停滞时期，社会群体事件此起彼伏，他俩却每年拿出七千多个亿去维稳，实在无异于缘木求鱼。

       有专家说，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已充分具备了维稳功能。现代媒体、司法和人代制度各司其职，各个部门和各级官僚运作正常、民主、公正、公平、公开，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不难分散纳入各自的体制路径，皆能以最小的成本得到正常化的解决，不至于发展到以高额的财政支出来维稳，非得要整个社会都付出高昂的代价。

       由此可见，我们的胡温时代还处在前现代社会，说得本质一点是带有家天下（党国一家也）制色彩的寡头极权统治下的帝国末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