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庐山会议50周年祭

已有 2831 次阅读2019-7-17 03:40 |个人分类:毛泽东评论|系统分类:杂谈分享到微信

谢文斗

写于2009年4～6月

重发于2019 年7月17日

重发序言:庐山会议己60周年了，勿忘历史，踏踏实实地为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

☆ ☆ ☆

莫斯科获跃进灵感，15年超过英国 1957年 11月7日，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赫鲁晓夫激情洋溢地宣布，要通过和平竞赛，苏联在15年内赶上并超过美国，从1959年内算起，在12年内达到共产主义。不甘人后的毛泽东，深感这是一个挑战，11月13日，毛在莫斯科会见中国留学生时说，现在两个卫星上天，64个国家的共产党一起开会，这是一个新转折点。我国在1957年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现在生产力还很低，争取15年超过英国，苏联超过美国。那时世界面貌就会大大改变。这—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它是符合于客观规律的。”从此以后“大跃进”这个口号响遍全国。11月18日,莫斯科大会上,毛泽东在即席发言中宣布: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中国“大跃进”号角，向全世界吹响。

狠反右倾，推动全国“大跃进” 1957年底送旧迎新之际，国内捷报频传：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毛泽东对“一五”的成就，既感欣慰也有遗憾。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反冒进，或许将取得更大的成就。坚定了进一步反右倾保守,推动中国大跃进的决心。

1958年1月中旬，在水利建设高潮中，中共中央召开了南宁会议，毛泽东对1956年的反冒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一反冒进,人民就泄气，这是个政治问题，不要再提反冒进的口号了。1月底，毛泽东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讨论的基础上,提出：苦战三年，使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变，在今后5年到8年内，普遍地提前实现原定1967年完成的《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任务……。3月上旬，中央召开成都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批准了国家经委1958年计划的第二本帐（要求农业总产值增长16．２％，工业总产值增长33％）。会议确定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口号作为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毛泽东号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独创精神，正确贯彻建设路线。1958年5月5日的全国八大二次会议上，认为 “大跃进”标志着我国正在经历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毛泽东在讲话中，要求大大缩短超英赶美的时间，争取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会议决定，争取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争取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8月上旬，毛泽东在河南等地视察，看到七里营乡挂出“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牌子时，表示赞同。在山东省对省委负责人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人民日报大力宣传徐水县农民正沿着人民公社的道路,奔向“共产主义的乐园”。 8月28日，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上,确定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其中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1万亿斤，钢产量2700万吨……。这就是说，经过1959年这一年的时间，中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少数产品外，其余的都可以超过英国；《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棉花指标可以提前8年完成。中央要求各地按此计划草案编制出本地区计划草案。8月29日，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指出人民公社目前是集体所有制，只要再经过一些时间可以变为全民所有制，并且将为进一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积极地作好准备。从这种想象出发，会议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全国农村就基本上实现了公社化。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公社所有，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并大办公共食堂，建立起军事化共产主义体制。风起云涌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将中国引向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潮。“大跃进”以更大的规模在全国推进。各地雷厉风行，纷纷提出工农业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的高速度。农业上，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竞放高产“卫星”。人民日报9月18日报道，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中稻高产卫星亩产高达130434斤。工业上，确定1958年钢产量从1957年的535万吨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之后冶金部又根据各协作区对钢铁工业“大跃进”的设想向中央报告，1959年的钢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1962年的钢产量可以达到8000～9000万吨以上。毛泽东立即将这个报告批发给各地区、各部门。为了完成1958年钢产量翻番目标, 全国几千万人一齐上阵，土法洋法同时并举，掀起了规模空前的 “全民大办钢铁运动”。城乡普遍建起了炼钢铁的小高炉和土高炉。人民日报9月17日发表《祝河南大捷》的社论，报道9月15日河南省土高炉日产生铁18694万吨，比东北老钢铁工业基地当时的日产量还要高。

1958年的“全面大跃进”中, 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盛行。打乱了正常生产秩序,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工业方面钢铁等重工业孤军突出，矿产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没有矿石的地方，就砸烂家庭用的铁锅作原料, 不少地方的森林也被砍光，造成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极大浪费。日用轻工生产被严重忽视,消费品极端缺乏；农业方面，农村劳动力抽调3818万人到工业上,其余的人还要大炼钢铁。大量农田荒芜，水稻、小麦减产,征购仍按高指标执行,农民口粮不保,同时生猪锐减、菜油缺乏,加之公共食堂敞开肚子吃饭，粮食很快吃光。农村出现严重饥荒,肿病大面积蔓延，人口非正常死亡多起来；基本建设方面，投资规模急剧膨胀,比上年增长84.5%，绝大部分投到钢铁等重工业部门,严重削弱了生活消费等非生产性投资,也使财政不堪承受,出现建国以来最大的赤字。进入1959年后,上述问题更加突出、严重。

反击彭德怀，坚持继续“大跃进” “大跃进”带来的严重问题，迫使毛泽东从1958年11月开始,开了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部署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错误。然而半年过去，过热的空气并未冷却下来，形势依然严峻。人民生活在饥饿、贫穷、疾苦中，怨天尤人的现象在干部队伍中较为严重。毛泽东担心出现悲观、泄气，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失去信心的局面。他认为高级干部中的这种“悲观”是对“总路线”的怀疑，远离了马克思主义，对革命前景丧失信心。

在此背景下，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开幕。主要议题是总结经验，继续纠正会议之前已经开始纠正的（左的）错误，讨论下半年和以后4年的经济工作任务。会议初期，的确有会前定的“神仙会”的气氛，与会者大都心情舒畅。

受毛泽东表示愿意多听反对意见的鼓舞，彭德怀从7月3日到10日的8天时间内，在小组会上一连作了7次发言或插话，引起大家共鸣。工作人员在整理简报时，出于好意，将发言中最尖锐的、直接涉及毛泽东的词句删掉了，彭对此显得很不高兴。 7月11日下午，会议秘书处关于会议将于15日如期结束的通知，增加了彭德怀要把自己的意见尽快反映上去的急切心情。7月14日下午，彭德怀令王承光（随彭一起上山的军事参谋）将写好的信直接送给毛泽东的秘书。彭德怀的这封信后来虽然被称为“万言书”，但实际上只有3500多字。全文如下：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

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１９５８年较１９５７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４８．４％，其中工业增长了６６．１％，农副业增长了２５％（粮棉增产３０％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４３．５％。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象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１９５８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１９５９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１９６０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４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１９５８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

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２０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３０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１８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叉）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１、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２、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１５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

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４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１５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４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1959年7月14日）

7月14日毛泽东看到了这封信，经过两天的深思熟虑，7月16他在彭德怀的信上批了一行字：印发各同志参考。并在信的天头加上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意见书。各小组讨论的结果：赞成的意见占多数，也有少数人对信中的内容提出了批评。

7月23日早晨，临时通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情绪激动、声色俱厉，讲了近3个小时，严厉地批评了彭德怀7月14日写的信。毛泽东说：“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的。”“他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对和彭德怀观点一致,走得较近的周小舟等人也开始上纲上线的批评。毛泽东说：“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已把自已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30公里。”“这种同志……非常危险。不相信，将来看。”同时，还含蓄地批评了朱德。会议如风云突变，急转直下。会议的宗旨也由纠正“左”的错误变成了实际上的“反右倾。”

7月26日，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要对人。”此后，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达到了新的高度，批判的内容也由此前基本只限于信和发言本身，转为包括算历史旧账在内的全面的揭发和批判。迫于无奈，7月26日，在小组会上，彭德怀就写给毛泽东的信，对照毛泽东7月23日的讲话和26日的指示，作了一次“初步检查”。

8月3日起,全会根据毛泽东关于当前的问题不再是反“左”，而是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问题的指示精神，和此前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定的调子，分小组开会讨论，主要集中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问题，并从思想认识升级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批判内容也从原来局限于彭德怀这封信，向深度和广度延伸，进入揭批“军事俱乐部”的新的阶段。由于有了政治局常委会的定调，因而，在8月3日到6日的小组会发言中，绝大多数发言几乎都充满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谴责之辞。

8月7日开始，揭发批判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这“莫须有”的罪名更叫彭德怀无法接受，但他已无辩白的能力。从此，彭德怀被认定为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军事俱乐部”的主帅，“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头目。

8月11日下午，全会举行大会，毛泽东发表了一个他自己称之为“批判文章”的长篇讲话。在讲话中，他全面批判了彭德怀等人，提出了处理他们的问题的原则性意见。毛泽东提出两个问题让与会者讨论：一个是彭德怀等人的职务是否需要变动的问题，另一个是否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问题。

8月13日下午，举行全体大会，由彭德怀作检讨。大会由周恩来主持。彭德怀的这一次发言，是在会议上第一次写成的书面检讨。他把会议上对他的批评基本上都接受下来，检查他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历史上犯过的几次路线错误，以及为什么历次对毛泽东的主张不理解、不赞同或支持不力、贯彻不力的原因。检查了同高岗的关系。着重检查了这次来庐山以后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承认7月14日的信，事实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中央和毛泽东的。他说：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主要表现在：对党所领导的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把已纠正和正在纠正的错误片面扩大，说成是“左”的倾向、“政治性的错误”；把几千万人大炼钢铁的巨大意义，说成是“有失有得”；更错误的是采用含沙射影的手法，损害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望。这种攻击，正是处于内外夹击的情况下发起的，这就增加了严重的危害性。这些谬论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的、反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我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党内的代言人。这次错误的严重性，还因为不是我一个人偶然的错误，而是一种有准备、有组织的行动……。犯错误的原因，除了政治思想右倾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夹杂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成见，还有“个人英雄主义、经验主义。”犯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始终没有得到改造，无产阶级世界观没有真正确立。彭德怀表示：我坚决地、全部地抛弃那封信的立场、观点，坚决抛弃对毛泽东同志的一切成见，回到党的立场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竭诚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总路线，永远做党的驯服工具，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并愿尽自己的余生，无限忠诚地为党的事业而奋斗！最后，他提出：人民解放军是党的有力工具，由我这样的人来掌握，是非常危险的。我万分诚恳地提议，撤销我国防部长和军委委员职务，我愿意接受党的任何处分，请党分配我去做党认为适宜的工作。

8月16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大会，毛泽东继续从理论高度批判彭德怀。在这次会议上，对中共中央刚刚作出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彭德怀作了最后一次检讨，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我的错误的决议。

八届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8月17日），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了为时一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研究人事安排和会议精神的传达问题。会议决定：撤销彭德怀的国防部部长和中央军委委员职务，任命林彪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部长。

回到北京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彭德怀继续接受批判。

9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宣布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中央军委常委为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元帅中排名第二的彭德怀，从此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继续“大跃进”，导致中国经济崩溃 庐山会议结束后，一场“反右倾”运动接着在全国开展，在“打倒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同时，党内370余万敢于讲真话的正直之士，被定成“右倾反党”分子，加以严厉批判、贬黜。实施半年之久的“纠左”调整措施夭折，“左倾”更加发展。1960年提出长期保持“大跃进”，继续要求工农业生产达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1959年上半年压缩指标进行指责，坚决“反右倾”，继续把干劲鼓足。在各地粮食告急的情况下，还不断追加基建投资、追加基建项目，强调钢年产量指标一吨也不能少。在“更大跃进”的狂热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进一步泛滥，中国陷入了经济全面崩溃的灾难深渊。

1958年～1962年，在“大跃进”的折腾下，中国的经济崩溃，(多年来，仅宣传为国民经际比例严重失调。中国经济崩溃的特征是：宏观调节失控,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无力扩大再生产，不能保证劳动者较充分就业，不能确保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无力担负起关爱人民生命的责任。国家统计年鉴资料充分证实了当时中国经济全面崩溃的情况：

１、从经济综合指标看：“二五”时期宏观经济调节已失控。1962年全国的国民收入仅924亿元，可比口径计算（下同）比1957年减少14．４％，仅相当于1956年水平。而“一五”（1953～1957年）期间增长53％，年平均增长8．9％。1962国民收入中的农业、轻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均不同程度比1957年减少。重工业以钢为纲，大起大落，其产值1960年比1957年曾增长2．33倍，此后至1960年又减少58．6％，比1958年还低，其效益为负值。外贸出口在1959年达到22.6亿美元（当时汇率 1958年、1959年的增长率为23.8％和14.1％），1960年降为18.6亿美元，1961年和1962年都只保持14.9亿美元，退回到1955年的水平。1962年全国财政收入313.6亿元，仅相当于1957年，且连年赤字累计达180．3亿元，其中1960年赤字率达14.3％。全国城乡储蓄存款年底余额，从1958年的55．2亿元（人均8．４元）减少为1962年的41．1亿元（人均6.1元），其中城镇储蓄（含企业）从35.1亿元（人均32.8元）减少为31.4亿元（人均26.8元），农村储蓄从20.1亿元（人均3.6元）减为9.7亿元（人均1.7元）。

２、从主要生产量指标看：“二五”时期己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全国粮食产量从1957年19505万吨（人均604斤）减少到1962年16000万吨（人均476斤），净减产3905万吨（人均128斤），减少18％，年平均减少3.88％，已退回到比1952年粮食产量还低的水平。其中：稻谷产量从8678万吨减少到6299万吨，减少27．4％，退回到比1952年还低的水平；小麦产量从2364万吨减少到1667万吨，减少29．5％，退回到比1951年还低的水平。全国经济作物产量减产更剧：棉花产量从164万吨减少到75万吨，减少54．3％，退回到比1951年还低的水平；油料从419.6万吨减少到200．3万吨，减少52．3％，比1949年产量还少；甘蔗产量从1039．２万吨减少到344．３万吨，减少66．９％，退回到1950年水平；桑蚕茧、茶叶、烤烟、水果等的产量也剧减。林业遭受毁灭性砍伐，造林面减少3分之2，带来长期水土流失的后患，林产品产量也锐减。猪、牛、羊肉从398．５万吨减为194万吨，减少51．３％，退回到1949年的水平。肥猪出栏从7131万头减为4300万头，减少40％，退回到比1952年还低的水平。年底生猪存栏数从14590万头减为9997万头，减少31．５％,退回到比1954年还低的水平。役畜也从5368万头减为4018万头，减少25．１％，退回到1952年前的水平。水产品也大幅度减产。

工业产品中的主要轻工业产品，不同程度大幅度减产，都退回到5０年代初期水平,如棉纱从84．４万吨减为54．8万吨，减少35．１％；棉布从50．5亿米减为25．３亿米,减少5０％；糖从86万吨减为34万吨，减少60．５％。重化工产品有所增长,但钢、铁等产品大增大减,废次品很多。

３、从基本建设投资看：“二五”时期已无力扩大再生产。这一时期乱上项目，投资暴增暴跌，先是从1957年的143.32亿元增至1958年的269亿（增88.1％），再增至1959年的349.72亿元（增30％），再增至1960年的388.69亿元（增11.1％），接着在1961年降为127.42亿元（减少67.22％），又接着在1962年降为71.26亿元（减少44.1％）不及1957年的一半。建设项目遍地开花，战线拉得很长,摊子铺得很大,后续资金难以为继，形成破产停工状态。因此“二五”时期的新增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仅为71.5％，比“一五”下降12.1个百分点，“二五”增加的617.62亿元投资，有400多亿元由于后续资金跟不上或项目错误，被浪费掉了。“半拉子工程”（“烂尾”工程）遍布国中,成为当时中国的一道“风景线”。

4、从劳动就业情况看：“二五”时期已不能保证劳动者较充分就业。1958年全国职工人数达到5194万人,比上年增加2093万人，增长67.5％。1959年达到5275万人，又增加81万人。1960年又达到5969万人，增加694万人，增长13.2％。此后，1961年全国职工下降为5171万人,剧减798万人,减少13.4％。1962年又降为4321万人,又剧减850万人，减少16.4％。“二五”后两年共减少职工1648万人。当时曾号召“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把大量城镇人口遣送到农村。

5、从生活消费品供应与物价看： “二五”时期已不能确保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当时国家收购农副产品锐减,虽然曾在1961年和1962年进口粮食681万吨、492万吨,砂糖119万吨、100万吨…… 但生活消费品供应仍越来越紧张, 消费品零售额从“一五”时期年平均增长１０.95％降为4.3％，其中1961年减少1０％。主要消费品零售量1957年与1962年比较：粮食从3729万吨降到3295万吨，减少１１.6％；食用植物油从103万吨降为39万吨,减少62．1％；猪肉从176.5万吨降为52万吨,减少70.1％；鲜蛋从25.9万吨降为12.7万吨，减少51％；棉布从42.9亿米降为23.8亿米,减少44.5％；针织内衣裤从2亿件降为1.2亿件,减少40％；肥皂从1165万箱降为800万箱,减少31．３％……。供应紧张引起物价暴涨，1961年涨价16．２１％（高于正常情况12个百分点）,1962年又涨价3.81％。高价糕点、黑市商品泛滥,普通职工的月工资仅能买二、三份糕点或一支鸡鸭。人民群众生活万分艰难,特别是农村缺粮、缺油，更缺肉食品,瓜莱度日,还要遭受公共食堂克扣，农民营养严重缺乏,浮肿病普遍泛滥,大批大批地死亡。

6、从人口非正常死亡情况看：“二五”时期已无力担负起关爱人民生命的责任。1958年至l962年中国出现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特别是庐山会议坚持继续“大跃进”后的1960年、1961年,人口非正常死亡特别严重,已是不争的事实。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各省市区1952～1962年的资料计算，1958～1962年累计，全国（基本上为农村）非正常死亡人口5496万人，占总人口的1.66％。其中：

1958年506万人,占总人口的0.77％；

1959年573万人.占总人口的0.85％；

1960年2537万人，占总人口的3.83％；

1961年1692万人，占总人口的2.57％；

1962年188万人，占总人口的0.28％。

各省市区5年累计非正常死亡人口：

四川省（含重庆）,1262万人；

安徽省,620万人；

山东省,560万人；

湖南省,364万人；

河南省,361万人；

江苏省,334万人；

河北省,297万人；

甘肃省,213万人；

贵州省,199万人；

湖北省,174万人；

云南省,157万人；

辽宁省,150万人；

广西壮族自治区,128万人；

浙江省,117万人；

上海市,84万人；

青海省,80万人；

北京市,70万人；

内蒙古自治区,58万人；

陕西省,48万人；

黑龙江省,40万人；

福建省,35万人；

广东省（含海南）,34万人；

山西省,29万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9万人；

江西省,21万人；

宁夏回族自治区,20万人；

天津市,10万人；

吉林省,2万人。

人口非正死亡率在2％以上的地区是：

青海省,1961年46万人,占总人口的21.8％,1960年21万人, 占总人口的8.43％；

安徽省,1960年418万人,占总人口的13.8％,1961年147万人, 占总人口的4.92％；

四川省（含重庆）,1960年621万人, 占总人口的9.08％,1961年474万人, 占总人口的7.37％；

贵州省,1960年118万人, 占总人口的7.09％,1961年62万人, 占总人口的3.81％；

甘肃省,1960年87万人, 占总人口的6.99％,1961年66万人, 占总人口的5.45％；

宁夏回族自治区,1961年13万人, 占总人口的6.4％；

内蒙古自治区,1961年58万人, 占总人口的5.08％；

山东省,196O年279万人, 占总人口的5.36％,1959年162万人, 占总人口的3％；

河南省,1960年258万人, 占总人口的5.32％,1961年97万人, 占总人口的2.02％；

湖南省,1960年179万人, 占总人口的4.99％,1961年128万人, 占总人口的3.65％；

湖北省,1960年147万人, 占总人口的4.65％；

北京市,1961年32万人, 占总人口的4.4％，1958年23万人，占总人口的3.64％；

辽宁省,1961年98万人, 占总人口的3.9％；

广西壮族自治区,1960年68万人, 占总人口的3.47％,1961年39万人,占总人口的2.01％；

河北省,1960年107万人, 占总人口的2.83％；

江苏省,1960年119万人, 占总人口的2.78％,1961年93万人，占总人口的2.19％；

云南省,1960年47万人, 占总人口的2.46％

浙江省,1961年61万人, 占总人口的2.32％。

中国在“二五”期间的极其严重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宣告了“大跃进”的失败。

毛泽东1958年发动“大跃进”后,即暴露很多严重的问题,打乱了“二五”时期的经济进程,当即着手加以纠正。庐山会议原本是为继续纠正“大跃进”错误而召开,但面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得到中央很多人的赞同，毛泽东担心自己的绝对权威受损,改变会议方向,狠批彭德怀的“右倾”,把他贬黜出中央领导层, 进而孤注一掷,继续贯彻“大跃进”，希望出现奇迹,挽回声望。结果是把中国陷入了经济崩溃的深渊,徒增40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实是历史上最大的、最惨痛的、最血淋淋的教训,让中国人、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蒙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