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什么救不了中国？ 

博主：第一哲学 　发表时间：2011-01-26 18:00:45

【图像解说】看似九五至尊，实则卑躬屈膝。几千年以来，中国人就一直生活在一种“无德”的状态之中。所以，中国是一个互害型社会。依此，孔子害了我们，我们也害了孔子。大家谁也不欠谁，我们真的没有必要继续纠缠于传统了。如果没有超越性的信仰重铸社会共识，中国的文化传统就永远不可能得到“改造”，孔子就永远是一个偶像崇拜的符号。“复活”传统的基础是，传统必须完成这个整体转向――打破世俗权威，树立真理信念。所以，在当前看来，“孔家店”、“秦家店”都是中国的祸根。中国人的当务之急是寻找新的精神归属，以便终结始终困扰着我们的道德虚无感。

中国之艰难，在于现代化。温总理在去年两会期间准确地论断道：中国要走向现代化，至少还要一百年以上的时间。这不是悲观，而是难得的清醒！按照这个论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假如中国现在就搞（形式上的）民主，那么，中国人的（实质性的）民主很可能会走样，变成一种不伦不类的东西。就像一个农民骑驴上了高速公路，他的传统、生活方式本来就是与现代化冲突着的，而冲突的结果很可能是退回去，甚至头破血流。

尽管“民主素质论”只是某些人的一个借口，不是一个好东西，然而，“民主素质论”背后的“善意”还是相当有道理的。很多人说过类似的话：“即使今天这些当权的人都让位了，新来的人也不会真的就搞民主，因为中国人坏得很，也自私得很。”那么，中国人究竟坏在哪里？坏在愚昧无知、偶像崇拜，其根本是没有信仰。不难发现，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就是每个人都时时刻刻地盯着官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成了中国人最根本的“实用理性”和“现实关怀”。中国人不在乎纯粹理性，也没有终极关怀，所以，始终无法超越自身的局限性，并且将这种自我封闭视为独步天下的绝世功夫。这种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狭隘品格，正是权力的本性。它们共同构筑了中国人官本位的思维方式。

而在这种官本位意识的背后，是古老而悠久的宗法家族主义的传统文化心理。这是一种普遍化的生活形态，贯穿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而且很难破除。因为中国人的所谓“核心价值”，即儒家伦理是支持这种生活方式的。直到今天，中国人最重要的心思，仍然是如何将自己的小家庭经营得好一些，而漠视周围的人和事。在中国人的骨子里，所谓“国家大事”，其实都是“关我屁事”。因此，中国人很好“管”，如同蝼蚁般战战兢兢地活着，通过家庭而相互捆绑在囚笼之中。当你呼吁民主的时候，你的父母妻子却在紧紧地抱着你的大腿说：求你不要送死，不要毁了这个家！当你信仰上帝的时候，你的父母妻子却不无担忧地说：你是不是得了精神病？上帝在哪里？你指出来给我看看。于是，我们一个个地妥协了，不能说话，不能写博，不能谈论政治，不许信仰上帝，而只能甘受奴役或者掉进钱眼。所以，罗素说过，孝道（由此引申出“三纲五常”）违反常识，是中国人的道德桎梏。值得提醒的是，中国的家族主义孝道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孝道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在中国，家庭是国家的基本单位；而在西方，个人才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尽管“摩西十诫”之二就是“孝敬父母”，然而在西方，家庭从来不许干预国家与社会。“家天下”是一种典型的中国模式。

孝道、三纲五常、宗法家族伦理，这些东西永远都开不出现代化。并且，中国人用政治同构经济、文化、道德甚至思想，所以，我们永远不可能认识什么是自由。兼之，由于没有超越性的思维方式，因此，理性与信仰在中国概无根基。于是，中国几千年都是一个无法无天、缺少社会共识和普世法则的国家。传统文化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奴役人民的帮凶。真理之树，在中国没有成长的土壤。最终，强权与偶像代替了真理与信仰。强权由皇帝把持，偶像被孔子垄断。普天之下的中国人，莫不在强权与偶像面前俯首帖耳。于是，自由被扼杀，人们的生存空间亦被禁锢，人民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越来越低。所以，积贫积弱是中华民族的必然命运。认为中国人正在发财致富，那是骗人的鬼话！事实上，当下整个中国都在慢性自杀、集体死亡。如果没有互联网这个缺口，中国就仍然是一座没有窗户而只有黑暗的铁屋。

金观涛在《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一书中认为，现代社会的特征就是科技与经济能够无限可能地增长。实际上，现代化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资本主义。梁漱溟认为，传统中国如果独自发展的话，那么，哪怕再过五千年，也产生不了资本主义。事实上，民主也好，科学也好，现代化也好，资本主义也好，都是西方的传统。梁漱溟的论断其实已经告诉我们：没有文化传统的整体变迁，没有道德伦理的普遍觉悟，中国社会是不可能顺利地嫁接上现代化的。认为中国能够凭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GDP、“民生”而走向现代化，无异于痴人说梦。因为经济发展仅仅是现代化的表象，而不是其内核。说到底，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精神的现代化，所以，现代化是唯心的，而不是唯物的。因此，唯心还是唯物，成了马克思与韦伯之间在现代化、资本主义等理论上的重大差别。

马克思认为，是生产力的进步启动了欧洲的现代化进程。马克思说，生产力的进步是历史的火车头，生产力的进步导致了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关系的变化导致了上层建筑的变革，上层建筑的变革，导致了社会整体的进步和转型。对此，韦伯进行了辩驳。关于欧洲社会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韦伯说，断然不能说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的形成，在多种力量当中，最为主要和关键的力量，是欧洲基督新教的诞生。新教启动了近代社会的发生过程，推动了欧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的现代化的完成。韦伯的四个现代化理论强调，现代化首先是文化传统的革新，而不是生产力的发展。很显然，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一种唯心的观点。为了说明现代化转向为什么只在欧洲发生，韦伯特别拿中国来进行了一番对比。

在韦伯看来，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社会。传统社会是一个顽固的停滞性系统，这些停滞性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韦伯说，历史事实是，在欧洲向近代社会迈步之前，欧洲的生产力积累，远不如中国社会，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技术水平及财富的积累，远在欧洲社会之上。但是，这样一个有着先进技术和巨大财富积累的中国，却是一个长期体停滞的社会，甚至在欧洲步入近代社会、完成社会转型、成为资本主义强国之后，中国还在传统社会中沉睡。为什么中国无法现代化？这就涉及到现代化的定义。韦伯把现代化进程描述为“合理化进程”，他说，现代化进程，也就是合理化在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渗透和发展的进程。韦伯在其主要著作中多处提到，欧洲文明，在世界诸多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文明。这个文明的独到之处在于：在世界所有的文明当中，只有欧洲文明实现了一种涉及生活各个方面的合理化，展现了一个全方位的合理化局面。也就是说，中国之所以不能现代化，是因为中国无法独自步入这个“合理化进程”。

为什么欧洲可以，而中国不能？是什么带动了欧洲合理主义的产生，而带动了欧洲的全面的现代化进程？韦伯说，在传统欧洲，有两种合理主义力量，推动着欧洲的合理化。一种是世俗的力量，也就是自古就存在的工商力量，另一种，是宗教改革之后发生的新教的力量，也就是宗教的力量。但是，在这样的两种力量当中，世俗化力量不足以把欧洲带出传统社会。最终把欧洲带入了全面的合理化进程的，是宗教的力量，也就是新教，特别是新教当中的清教徒主义的力量。韦伯说，世俗的合理主义力量对传统社会的突破有一定的作用，比如，工商业活动是传统社会中的进步因素，工商阶层一般有着一种理性主义的世界观，因为他们不靠天吃饭，对自然缺乏一种巫术式的恐惧和依赖。同时，工商阶层基于盈利精神，在处理事务上也带有理性主义态度，也就是有普遍主义的态度，这个普遍主义的态度，冲击着传统社会中的人情主义和内外有别的特殊主义，也就是地缘主义、血缘主义、对内有德、对外无德的集团主义等等。

但是，韦伯说，世俗的力量，不足以突破传统的束缚。在各种导致社会停滞的力量中，韦伯说，无论是在东方或者是西方，传统宗教是影响最为深刻的力量。传统的宗教的非理性因素，造成人们的世界观的非理性，世界观的非理性造成了人们行为的非理性，从而使传统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等每一个方面，都呈现出非理性状态。这些非理性力量交互作用，形成一种强大的合力，最后把社会禁锢在传统社会里，使人们走不出传统社会的束缚，韦伯把这样的传统社会称之为“巫昧之园”。在这个“巫昧之园”，巫术性或非理性宗教与传统力量的共同作用，造成传统的樊篱，把人们拘禁在非理性的传统社会里。韦伯说，启动并促进欧洲合理化进程的，是欧洲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后诞生的新教，特别是加尔文主义亦即清教徒主义，是推动欧洲合理化进程的最强劲和最根本的动力。韦伯说，清教徒主义发扬光大了基督教中的理性主义，并予以彻底化和系统化，从而使得欧洲人的宗教信仰生了理性化革命；同时，这个理性化宗教又包含了对社会各个领域的理性化主张，从而推动了欧洲在文化、社会、政治、经济领域进入了合理化进程。

按照韦伯的理论，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包括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传统社会，一个“巫昧之园”。在中国，巫术性或非理性本身就是一种中国式的宗教。张光直曾经论证道：“经过巫术进行天地人神的沟通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实际上，汉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基因和密码，就是源自巫术的。儒者，师也。玩弄巫术的祭司阶层，其实就是最早的儒。所以，儒教及其偶像孔子就是导致中国无法产生“合理化进程”的最大绊脚石。儒家文化的典型特征就是韦伯在上面所说的致使传统社会停滞不前的“人情主义和内外有别的特殊主义，也就是地缘主义、血缘主义、对内有德、对外无德的集团主义等等”。由于缺少理性主义、普遍主义的缘故，中国社会就缺少了契约、合作的精神，所以，每个人既愚昧无知，又好为人师，而且，整个社会一盘散沙。

对儒教及其偶像孔子的膜拜，进一步巩固了尧舜禹、夏商周、秦皇汉武以来的家天下的政治模式。儒家伦理、儒教，历来就没有民主的理论色彩。古代中国与古代欧洲从一开始就是不一样的，欧洲一开始就有古代民主，而无不受制约的最高权力这种东西（即使宙斯亦不例外），但中国自始至终都有一个最高权力在掌控着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传统中国无法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中国人只能在精神上依附于偶像，在生活中臣服于权力。对世俗权威的迷信，阻挡住了中国人对普适真理的接受。人们在最高权力（――史华兹将其誉之为“中国历史无法逾越的天花板”）面前诚惶诚恐，没有理性，没有信仰，甚至连“人”都不复存在了。就像马克思所揭露的那样：“专制制度的惟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君主总是把人看得很下贱。……哪里君主制的原则占优势，哪里的人就占少数；哪里君主制的原则是天经地义的，哪里就根本没有人了。”

除了理性主义、普遍主义缺失之外，中国之所以至今难以迈向现代化，还因为中国人在做人的资格上成问题。在宗法家族主义、家国同构的传统格局下，数千年以来，中国人就一直生活在一种“无德”的状态之中。梁家荣在《仁礼之辨》一书中考证，中国人的所谓道德伦理根本就不是西方意义的moral（偏重于道德的社会性）、ethics（偏重于道德的个体性、人格性）。也就是说，传统中国并非什么“道德文化”，而是根本就没有道德！中国人之所以搞不了民主，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至今都不知道什么是道德。民主是由具体的人来进行操作的，而在当今中国（大陆），真正懂得民主内涵的人其实少得可怜。其根源是：几千年以来，中国人并没有经历过必要的道德锻造。我们的那一点点所谓道德的东西，了不起只能算是一种旧道德。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孔子的道德不过是一些世故的教条而已。邓晓芒等人也论证过，儒家伦理具有一种“结构性的伪善”。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道德需要一个超越性的真理（理性与信仰）作为评判的标准。卢梭认为，信仰是人类意识的基础，宗教信仰是道德的基础，宗教可以保证道德的实现，良心就是至善，与上帝的爱等同，因此要有一个道德的社会就应该有宗教。康德则认为，上帝是一个必须的道德悬设。在当代西方知识界，即使有无神论者，但“伦理学的上帝”也是他们几乎一致的信仰。实际上，人们信仰上帝的根本原因源自“因信称义”，上帝就是良知、至善，基督就是道路、真理与生命。如果离开了这一点，人们就会迷信世俗权威、树立偶像崇拜。最终，人们就会丧失理智与人格。因此，有学者认为，“人的信仰与独立人格关系密切，如果没有一种超验、神圣的信仰，就会丢失独立人格的基石；如果信仰世俗权威，也往往会丢失独立人格。一个丢失了独立人格的社会，决不可能是现代社会。”

道德需要智识上的准备，更需要超脱人格上尤其是权力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只有那些智力不正常、人格不健全的人，才是需要监护的对象。而在中国，即使是智商极高的成年人，在家长制的政治面前，他也只能将自己当成一个弱智的奴隶。中国的所谓集体主义，源自家族主义，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这种价值观（亦即“大一统”）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很久很久。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孔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承上启下的人物。孔子的任务就是克己复礼（甘做奴隶、继承腐朽），将传统发扬光大。而中国的传统就是不许人们有超越性的信仰。因为这样的信仰必然会对世俗权威构成监督的势力。孔子的“不予怪力乱神”的无神论思想，源自“绝地天通”。据历史记载，黄帝的继承者“颛顼”（zhuān xū）曾经对天地间的秩序进行过一次大整顿。他命“重”（颛顼帝的孙子）两手托天，奋力上举；令“黎”（颛顼帝的孙子）两手按地，尽力下压。于是，天地神人从此分离，彼此隔绝。“人性善”的背后，是“人”的无法无天。

中国人无德，所以，历来就没有理性化的社会实践。以儒家为核心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义，无论从哪个方面比较，都简直是南辕北辙、势同水火。例如：中国人崇敬亲缘性的最高权力，基督教则主张普适性的上帝恩典；中国人生活在“差序格局”的金字塔中，基督教则主张平等博爱；中国人的信仰是功利性的，“有奶便是娘”，而基督教是超越性的一神论；中国人习惯祭祀祖宗，基督教则嫉视祭祖；中国人是种族主义者，基督教则欲破除国家民族的畛域，提倡世界主义；中国人喜欢歌功颂德、自我陶醉，基督教则注重反省自我、忏悔罪过……尤其是，基督新教催生了个人主义。它讲求个人独自面对上帝（真理），追求至善。所以，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自觉。黑格尔不无深刻地指出“罪恶生于自觉”，但他还应该再加上一句“罪恶同样止于自觉”。中国的问题就是深陷在传统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这个没有超越性信仰的传统，既然无法生成“人”，自觉就更成了一个不可能的命题。

刘小枫说，“中国的现代性尚是一个问题，后现代更是一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的现代性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一个千古难题。因为中国传统中没有现代性的根基，即，人的自觉。在传统的框架之内看传统，传统仍然就只能是传统，是毫无生命的骷髅。没有理性、信仰，自觉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全盘西化”的命题有着“片面的深刻”。全盘西化的意思不是“猪鼻插葱――装象”，而是脱胎换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来一个整体性的转换。传统已成标本，分崩离析并非坏事，因此，“改造传统”或者重走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亦无可能，它们无法毕其功于一役，所以，中国应该一步跨进后现代的门槛之内：首先是文化的后现代，其次是政治的后现代，当然，最好是两者齐头并进。

现代性一旦展开，它就是永无止境的人类事业。后现代不过是现代性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面貌特征。其背后是人本身，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在以数字化、符号化而平面化地表现出来。以互联网为标志的后现代，让中国人躬逢其盛。互联网为中国文化一步跨进后现代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没有必要为中国过分忧虑。变，是迟早的事情；而不变，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互联网正在重新塑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信息交流的背后，是自由精神的收获。没有契约传统的中国，通过互联网，却能够慢慢地推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哈耶克曾经将“资本主义”正名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而现代化、后现代，其实就是真理走向普世的过程。互联网为我们铺设了这条道路。因此可以说，文化自由的物质条件在中国已经完全具备了。

除非互联网被封杀，否则，文化自由必然会奔向信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推进人们相互之间的合作关系，并最终指向个人道德与社会正义，引发传统政治体制的真正变革。如果没有这个进程，人们对民主的理解就很可能是急功近利的甚至错误。道理很简单：一群没有信仰的人，不可能搞出像样的民主。“民主首先是伦理问题，然后才是政治问题”，这是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普特南的观点。而古典实用主义哲学的开创者杜威认为，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目的，处于人际关系和人格发展的广阔领域之间，而民主的政治形式只不过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他说：“抛弃把民主看作某种制度性的、外在的东西这种习惯，而养成把民主看作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样的习惯，这就是理解到民主是一种道德理想，而在它变成事实的情况下，它就是一个道德事实。这就是理解到，只有当民主真正是一种生活常识时，民主才是一种实在。”

民主的背后是道德，道德的背后是信仰。实际上，中国10亿以上的人没有信仰，这就是中国最为现实的危险之处，也是中国人无法实现社会共识并践行民主的根本原因。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一旦掌握权力，就会无比自私。一个国家的变革，如果没有坚实的道德伦理的社会基础，那么，即使它看起来“变革”了，也不可能是实质性的。然而，上面已经说到，中国人天生就没有超越性的信仰，所以，我们只能从西方文明中引进之。在互联网时代，中国引进西方文明的努力正在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以前，我们试图“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引进西方的器物文明，后来打出“民主与科学”的旗帜，试图引进西方的制度文明，遗憾的是，都不成功，学了一个“四不像”。原因是，我们没有引进西方的精神文明，其内核是基督教。但是，今天开始信仰上帝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了，尽管我们对上帝的理解仍然是初级阶段，不过，信仰的火种已经点燃了。

惟有信仰，才能拯救中国于水火之中。所以，“孔子为什么救不了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首先，孔子是僵死传统的一个符号，可有可无。其次，需要救赎的不是国家，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中国人。有人辩解：孔子无罪，有罪的是强权，后者一直在利用前者。这个观点说是“不要将孩子与洗澡水一起泼掉了”，实际上，那个洗澡盆就是一个酱缸，孔子泡在其中，也不过是其中的一只蛆虫而已。传统是一个整体性的框架，任何人都无法逃脱。除非“司马光砸缸”，让蛆虫重返人间，显出人的模样。所以，我建议，将代表九五至尊的孔子雕像搬进国家博物馆内，不要再次放出来争抢活人的地盘。中国人的精神归属在哪里？与其他地球人一样，只可能在上帝那里！上帝信仰，既是一种心智考验，也是一种道德提升。在后现代，宗教信仰与科学理性不再是一种相互冲突的关系，而是视角转换的补充关系。

中国要走向后现代，与孔子的学说是否存在，可以说毫无关系！你可以一辈子研读孔子，一辈子到孔庙里祭拜偶像，但是请记住：不要让他跑出来干预他人、国家与社会。于丹说，《论语》可以让我们过上幸福生活，那是纯属扯淡！事实上，荣耀归于上帝，幸福往往属于信仰上帝的人们。爱因斯坦在其晚年除了撰写科学论著，还撰写了大量关于伦理道德和社会问题的文章。他这样写道：“光有知识和技能并不能使人类过上幸福而优裕的生活，人类有充分理由把对高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的赞美置于对客观真理的发现之上。人类从象佛陀、摩西以及耶稣这样的伟人身上得到的教益，就我来说要出所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建设性的见解更为重要。”

（基本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