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里的「郎」，指的不是成年的男儿郎，而是指年龄尚幼的少年郎。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教授发起的解救乞讨儿童行动，引发了媒体和广大民众对这一问题的密集关注。

相信很多人在街上都遇到过或伤或残的乞讨儿童，其惨状让人触目惊心！在一个全民“钓鱼”的时代，那些灵魂该下地狱的成年人，将小小孩童作为他们的“鱼鹰”。一个个幼小鲜活的生命，艰难地匍匐在路边，只是为了实现别人的贪欲。这一幕，估计多少为人父母者都不忍看到。在这里，那些成人们不仅扭曲了自己的心灵，而且将丑恶延续到下一代。

人是目的，不是任何人实现其利益的工具。即使是残疾儿，也有其生存的权利与尊严。这应该是常识。可是在这个常识缺乏的时代，邪恶、丑恶大行其道。因此，安徽省太和县宫小村有组织胁迫儿童乞讨“传统”不仅“源远流长”，而且不是个案。几年前山西黑砖窑事件见光后，笔者曾经齿冷地以为这是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必然后果。河北三鹿奶粉、山西黑砖窑、四川凉山深处“圈养”的智障残疾人、新疆白灰厂的现代“包身工”……这一系列事件让我们见证了一个民族堕落的速度。勤劳善良的中国人，难道只是一个传说？

中外学者都曾讨论过：中国文化能不能与现代化兼容？说句犯众怒的话：中国文化与什么都能兼容，因为中国人只有一种文化：生存文化。活着就是目的，活着就是一切。在生存王道指引下，神马都是浮云，统统为生存让道。只有在生存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才能谈“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为什么中国人特别推崇“忠义”，宣扬“仁义礼智信”，因为这些东西太缺乏了！颜回只要“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就是大贤了。可见道德之于中国文化，是多么稀罕的东西！

所以说，在生存哲学熏陶下的普通中国人，多少年来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财富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发财”在“升官”之后，只因为“升官”的目的是为了发财。如电影版《鹿鼎记》中韦小宝所言：（我们反清复明）只因为满人抢了我们的银子和女人。本来在中国人的思维中，有“抑商”的教条，有“头顶三尺的神明”。现在，“神明”已经退位，“经济建设”成为据说多少年不动摇的“路线”，那就甩开了膀子干吧。黑猫，白猫，捉住老鼠都是好猫；瞎干，乱干，干到银子就是王道！

13亿人的发财欲望被释放出来，那是多大的能量呀！只要没有战乱，经济奇迹对中国人来说不过是再一次重复历史。当年福建、广东的穷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坐船出海，担着两个箩筐下南洋，前面的筐里放着小孩，后面的筐里放在行李。多年后，很多人都成了富豪，有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大厦。海外华人在异国他乡赤手空拳打出殷实家业，在国内的这么多中国人造就一个GDP泡泡，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人常说，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一个民族以赚钱为旨业，那就太危险了！赚钱只是工具，活着有尊严、有价值才是目的，我们已经偏得太久了。多年前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中一句歌词至今印象深刻：“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更重要？”我们的先人们选择了前者，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后人们继续错下去。

因此，面对上述邪恶、丑恶的社会现实，我们不能讳疾忌医、继续鸵鸟下去，也无法如消防队一样疲于奔命四处救火，而要来一次彻底的自我诊断、民族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