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读过一本书，说北欧小国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市，在1973年8月，二个劫匪进入银行抢劫，扣押六个银行职员作人质与警察对峙达六天之久。终于劫匪 被制服，人质获救。这本来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就像世界各地经常发生的银行劫案一样，按说很快就会被人们忘得干干淨淨。可是不然，下面发生的事让瑞典人大跌眼镜，以为活见鬼了。

受害人被救出后，受害人对救他们的警察不感谢，对获救也不高兴，反而对警察不信任、甚至表现出明显的敌意，好像解救他们的警察到成了破坏他们“美好生活”的敌人似的。受害人对警察的调查取证工作也採取坚决不合作的态度，致调查取证工作困难重重。如不是媒体此前进行了长达六天的现场报导，让全世界都知道了劫匪的罪行，这眼前的态势恐怕会让警察都要犯嘀咕：这是不是幻觉？是不是真的发生过抢劫？是不是把见义勇的好人错当成劫匪啦？尤让人惊奇的是， 其中有一个受害人竟然爱上了劫匪，非他不嫁，为了表示决心，跑到监狱里去和劫匪订婚；还有一个受害人被解救后，急不可待要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成立一个基金 会，奔走呼号，到处募捐，为的是筹钱，打算高价请名牌律师替劫匪辩护、脱罪。真是天下怪事，于斯为盛。瑞典举国一片哗然，这是怎么啦？

为了解答人们心中的疑惑，瑞典国会拨出巨款，成立专门机构对这事件进行研究。经过十年努力，广征博採，最后得出了结论：这些人质之所以表现出 如此怪诞的行为，是因为他们患上了一种心理疾病。这种心理疾病並不是天外飞仙，並不是突然出现的新病种，而是源远流长，几乎与人类漫长的进化历程相伴相依，是老掉了牙的。只不过有时症状不大典型、不太突出，常常被人忽略，致使人不知道有这种疾病存在而已。这一次由于各种机缘湊巧，受害人表现出这种心理疾 病的极其典型、极其突出的特征，这才引起了注意。从此，人们把这种心理疾病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研究表明，产生这种心理疾病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缺一不可：

一， 受害人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二，受害人处于完全的绝望之中；

三，受害人所获得的信息只能是施暴者愿意让他们知道的，施暴者不愿让他们知道的信息则被屏蔽；

四，施暴者偶施小恩小惠于受害人。

病人发病后的具体表现是：受害人对是非善恶完全丧失判断能力，对自身权益完全丧失保护欲望，往往对解救者恨之入骨，对施暴者反而感恩戴德。

依文化传统之心理学研究同时表明，只有极少数人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具有天然免疫力。不信，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制造者，既可以是一个绑匪，两个绑匪，也可以是一个组织，当然也可以是一部国家机器。受害者可以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整个国家的人。我们不难看到，从心理学与精神病理学上来看，这是一种针对个人的现象。然而就以个体为元素的社会心态而言，历史也呈现出一种社会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群。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视角：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看待社会，甚至检讨历史事件。当然，尤其观照的是专制的社会。

在专制社会里，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可类比为绑匪与人质的关系，而臣民都将与人质一样，全部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患者。由此，臣民无疑符合上述的四个形成斯症的条件。不妨我们一一对照：

专制社会最常用的统治手段就是暴力，所谓暴力。每一个想要与这个专体制作对的臣民都将受到生命的威胁。中国历史上以谋逆罪最大，犯此罪者杀无赦。统治者会反复强调这一点，目的正是“要人质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

专制统治者的一个要求是对臣民进行统治与管理，并从中获得最大利益。他不会让臣民死，而只是要榨取他们，保证自己的持续生存可能。控制人质的绑匪也是这样的心态，手中有人质，就等于握住了生的机会。因此，人质不能死，臣民不能死，要保证他们维持生命的基本物质：食物与水。这就是“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时段，都是专下的“人质”实在被逼到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如果能够保证小恩小惠，臣民们都是甘愿做奴隶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他是不会反抗国家“绑匪”的。

第三个条件是封锁信息，这是专制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无须分析。

最后，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专制社会里的老百姓只有两种选择，即生与死的选择：要么反抗，被国家“绑匪”一枪毙了；要么适应被统治，满足被挟持，由国家“绑匪”培养成患者，培养成顺民。这就是“无路可逃”的境地，别无选择的余地。

从这个粗浅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专制社会里能够存活的，都将成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他们最初惊恐，接着会局部的、微弱的反抗，如果反抗无效，他们倾向于默认与接受自己被挟持、被统治的现状，最终甚至是习惯被挟持，依赖被统治，崇拜这些绑匪与国家“绑匪”。

比如，满清入关时，有著名的“雉法令”：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有多少前朝的遗老、遗少敢于挺身试法，甘愿保住中原的束发习惯，而不愿沦落为“披发左衽”的番夷臣民。然而，200多年过去，时间过渡到近代的辛亥年，命的号角吹响，剃发成为拥护命的一个身体标识。这时，我们看到的是一批批已经身患重症的“人质”，他们留恋这根表示人质身份的辫子，为取消他的人质资格而感到痛心。由此，我们看到，尤其在专制社会下，当权者作为绑匪的身份出现，而被侵略与奴役的臣民则以人质的角色来希图适应这个新“绑匪”劫持与威胁“人质”的方法。我们不得不说，这首先是心理上、精神上的依赖，是向绑匪靠拢的愿意被驯养状态。

个人是国家的摹本，个人的心理变化会呈现出国家与社会的价值取向；个人的精神状态将组合成国家与社会的集体状态。由此，人质依赖绑匪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病理形成模式也正是顺民服从专制统治的一个国家政治摹本。等到这种病症日益严重化，国家与臣民形成了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习惯形式，不论这种形式是暴力的还是教化的，是怀柔的还是高压的，总之，习惯已经建立起来，社会秩序会进入平衡状态。

然而，如果绑匪被执法部门制服了，人质被“解救”出来。这种平衡不论从个人的心理上还是此后与人相处上都被打破。这个当年的人质，也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具有两种十分明确的行为趋向：或者寻求重新被人沦为人质；或者寻求将别人沦为自己的人质。总之，要重建这种绑匪与人质的相处平衡。引而申之，这个绑匪与人质的关系摹拟到臣民与专制统治者关系上，亦即社会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上，如果原有的国家“绑匪”被取代、被倒，那么社会的人质——臣民就实际被解救出来。专制的统治模式的社会平衡也同样被打破、被破坏，那么被解放的顺民，作为患社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顺民，也呈现出两种十分明确的行为趋向：或者寻求重新做顺民的机会，这就是那些前朝遗老们的普遍心态；或者寻求让别人做顺民的可能，这正是陈胜、刘邦、黄巢以及朱元璋等农民起义领袖的典型病理症状。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一病理学概念对历史学的价值就是，它解释了遗老存在的理由，也很好地解释了近代以来，因循守旧的清朝遗民为何要拼命维护曾经宁愿流血砍头也不要辫子的那根辫子。

就制度与社会而言，这里所讲产生斯德哥尔摩社会综合症的条件过于直观化，它只是提出了一种绑匪与人质患者之间关系的简单轮廓，或者说状态，而不能完全解释这种病症产生的原因。我在这里，也无法提出一些深刻的形成原因，一切只是探索。

首先，我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论是在医学范畴，还是在政治学、历史学范畴内，都存在一个生理学上的条件反射原则，即面对外部强大的压力，尤其是死亡威胁，所有生物都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服从。这造成的结果是，每一种动物，包括人在内，都有被驯养的可能。基本需求是一个底线，有吃有喝，生命得以延续，面临暴力的强权，只有低头才能获得延续生命的可能，这或许是源于本能反应。就像人类在驯化狗的时候，常常以食物为引诱，辅之以鞭子，让他做什么，他才会做什么。同时，随着这个驯化过程，狗对主人也形成依赖的习惯与情感。表现在人类社会中，专统治者对臣民的驯化，是通过各种暴力的体罚（例如惩戒性机制）、规范化的思想教育（例如儒家五伦等统治思想的渗透）以及适时的小恩小惠（例如封官进爵等笼络人心的奖励机制）而实现的，结果是培养出大量“为绑匪打掩护”的顺民、良民。

只要是动物，就有被驯养的可能。人自然逃不出这个藩篱，这一条是根本的。

再者，人类有一种原始的渴望，那就是对英雄的崇拜。这里的“英雄”，并非单纯说绑匪就是英雄，而是说英雄形象与绑匪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人类作为一种动物，其原始本能保留着一种处理问题的极端方法，这也是一个底线，即通过肢体冲突来解决问题，例如争夺食物、争夺配偶等利益。在无礼可讲的情况下，动手成为唯一可行的办法。谁施暴的力量大，谁就成为新的统治者与支配者，“唯兵强马壮耳”，“枪杆子里出政”，说到底这是一个原始的信条。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以成败论英雄。手中掌握对人质生杀予夺大权的绑匪就是以胜者的姿态，获得人质潜意识的心灵崇拜与倾慕。这样的形象，通过一些熏染个人英雄主义的影片更得以传播与彰显。在影片中，一个匪徒被构想为英雄，人们可以崇拜他，必然要崇拜他，例如香港电影中的“古惑仔”就是一个将匪徒想象为英雄的典型。这是就个人而言的，在国家领域，专社会里的多数人对专的君王完全是出自本能的倾慕与崇拜。他们是“圣上”，是“主子”，是人们理想的“天子”，是全民偶像。在斯德哥尔摩社会综合症患者心目中，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康熙大帝、拿破仑、蒋介石、毛泽东等一定都是名列前茅的偶像人物。

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专制社会里，如果没有英雄，没有“核心”，人们会感到恐慌，会故意呼吁出一个“核心”，袁世凯的上台就是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艺谋定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他通过《英雄》这部影片表达了对秦始皇这个国家“绑匪”的倾慕，并且主观地将当时的六国人全部假想为呼吁统一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其实，他搞错了，七国时代的人还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心中没有呼唤“核心”来绑架天下的冲动。秦始皇对天下人的劫持是中国人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开端。

如果一名恐怖分子用枪顶着你的太阳穴，然后轻柔地对你说：“人的最高权利是生存的权利”，你会不会感到分外恐惧？会不会本能地顺从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将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写罢掩卷，隐几良久，联想中国历史在大禹之后的皇权发展历程，我吃惊地发现，中国的历史原来竟是一部全世界最大的、历时最久的、制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工厂的厂史。让我们再来看看事实。

一,自古以来黎庶轻贱如草，生命隨时受到严重威协，还动辄就要夷族，一个大家族几百上千口人统统杀光。唐柳宗元“捕蛇者说”所反映的黎庶真实生活状况就说明了这一点。就连当官的生命也没有保障，伴君如伴虎，就很说明问题。——符合受害人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条件。

二,中国有一句非常精彩的古诗：“大野皆为没，孤山独不降。”试想，当怀山襄陵的滔天洪水袭来，落水者如果能看到高耸在水面上的山，便有了到达彼岸的希望，那怕是遥远的若隐若现的“孤山”也会使绝望之中的人精神大振，给人生存下去的希望，给人拚搏下去的勇气。现代海难救援的实践证明：顽强的求生希 望是受难人在海上生存直致获救的第一要素，其重要性超过淡水和食物，很多海难的死者不是因淹冻渴饿致死的，而是在绝望中把自已吓死的，可见能提供希望的 “孤山”是多么的重要！如果把某种笼罩一切的绝对权力比喻成滔天洪水的话，那么超出世俗功利的信仰就是卓然立于水面之上的、永不投降的“孤山”。当人心中 没有超出世俗功利的信仰，在世俗权力的垂天大网的笼罩下，犹如身在滔天洪水中，所见只是一望无际的水面，根本看不到陆地的踪影，除了在彻底的绝望中把自已 吓死之外还能有别的可能吗？不幸，中国人内心从古到今，从来没有出现过超出世俗功利的信仰。中国封闭的地理环境，热土难离的农耕生活方式，再加上传统文化中缺乏超出世俗功利的信仰。——符合受害人处于完全的绝望之中的条件。

三,史记上记载：“禹为人敏捷勤俭；他的行为不违道，他仁爱可亲，他说话诚实；声音高下快慢，合于律呂，（连说话都像音乐般动人？！）自身的 进退屈伸，合于法度，（连走起路来都像预先编程的机器人般毫无瑕玼！）一举一动，皆能适宜于事理，勤勉敬谨，可以做为綱纪。……皋陶就敬谨禹的德行，教人 民法则禹，不照着去做，就用刑法来处罰。”从这段对禹品德的描写可以看出，在四千年前，开始了对思想的控制。看来这个控制过程阻力很大，受到原始先民的广泛抵制，因此禹的左右手皋陶是用暴力完成的。所以才有了“教人民法则禹，不照着去做，就用刑法来处罰。”的记载。把禹神化虚化后对统治者收益故然很大，却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自此以后全民族对人能够正确进行思考的基础——第一判断，即真假判断能力的彻底丧失。看看上文对大禹的描绘，世界上会有连说话 都像音乐般动人，连走起路来都像预先编程的机器人般毫无瑕玼的人吗？以鬼话奉为真理，自此以后，开了中国人以假充真，以假为真，不辩真假之先河，一发而不可收。到尊儒后，对思想的控制更加严厉，竟然延绵二千年。皇权不想让人知道的一概斥为异端邪说。中国地理环境封闭及重农抑商政策双重作用，造成的文化交流 量本来就极为有限，再加上皇权着意培养出的夜郎自大式的华夏中心论的偏见，（中国皇权维护这个偏见热情之高，绝不逊于中世纪欧洲教会维护地球中心论的热情。）在盲从的黎庶心中对接受异端更增一层心理障碍。义和团正是这种心理障碍的表现形式。当这一切都失效时，皇权就会以杀戳阻止异端的传播。清朝皇帝听到 海外华侨被大规模屠杀，大喜，连连拊掌称：杀得好！杀得好！助我大清清除异类。这种事可谓史不绝书。——符合受害人所获得的信息只能是施暴者愿意让他们知道的，施暴者不愿让他们知道的信息被完全彻底屏蔽这一条件。

四,偶然的大赦天下，枉杀一百赦免一个；偶然的減赋赈灾，取你一石还你一升；偶然的惩罸贪官，制造出一百个敲骨吸髓的贪官，惩罸其中的一个。 还有科举考试，让黎庶有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尽管能获这个殊荣的概率远低于中彩票大奖的概率，也足以让“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也足以令人暇想连翩，皓首穷经，行不踰矩。——符合施暴者偶施小恩小惠于受害人这一条件。真是“四美俱，二难并”啦！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在这样的理想条件下，有几个人 能有幸免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自古以来，无数中国人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不自知。在陶陶然中，不知道哪些是真、哪些是假。不知道许多权益是人与生俱来就应该有的、而绝不是什么人恩赐的！更不知道这些权益是自大禹以来即被剝夺。乃至受到伤害茫茫然不觉，倒是偶得小恩小惠必感恩戴德，涕泪交横。于是乎，哭爹叫妈，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于是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于是乎，清官清官大老爷，请明镜高悬吧，拯我于水火；于是乎，山呼吾皇万岁，吾皇圣明，恭祝再活五百年。……

呜呼，我又不知道还能说什么了？